三、糖化学赋能：从尿糖、血糖检测到动态监控

上文提到，胰岛素的发现与血糖水平的测定密切相关，而胰岛素的提纯也与其检测方法不可分割。可见，实证科学的进步少不了技术方法的支持，二者相互促进，形成加速效应。

（一）糖化学的发展史

人类对糖类物质从认知、利用到科学研究的漫长过程，涉及古代文明的应用、近代化学的突破以及现代生物化学的深入探索。1769 年，当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被正式确立以后，关于糖的研究以及尿糖、血糖的测定就成为科学家研究的焦点，这也带来了糖化学的蓬勃发展。

1838年，科学家在一篇《对于自然糖的化学性质的研究》的论文中写道：“那些来源自葡萄、淀粉、蜂蜜甚至导致糖尿病的物质具有相同的构成和属性，将这种单一物质命名为葡萄糖。”19世纪初，化学家发现糖的组成元素为碳、氢、氧，并归类为碳水化合物；1847年，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发现葡萄汁中的两种旋光异构体（左旋和右旋酒石酸），揭示糖的立体化学特性。

因葡萄糖在生物体中的重要地位，德国化学家费歇尔埃米尔·费歇尔（Emil Fischer）1892年确定了葡萄糖的链状结构及其立体异构体，并因此获得1902年诺贝尔化学奖。

亚瑟·哈登（Arthur Harden）和汉斯·冯·奥伊勒-凯尔平（Hans von Euler-Chelpin）因酶催化糖发酵的机制研究获1929年诺贝尔化学奖；1920-30年代，沃尔特·霍沃思（Walter Haworth）提出糖的环状结构（吡喃糖和呋喃糖），并完成维生素C（抗坏血酸）的合成，获1937年诺贝尔化学奖。

1950年代，X射线晶体学和核磁共振（NMR）技术推动了糖分子三维结构的精确解析。1940-60年代，发现糖在生物体内的核心作用，如糖酵解途径（能量代谢）、糖蛋白（细胞识别）和糖原（能量储存）；1970年代，糖生物学作为独立学科兴起，研究糖链在细胞通讯、免疫反应和疾病中的作用。

（二）血糖、尿糖检测方法的革新

19世纪中叶，科学家开始通过尿液分析间接推测血糖水平，因当时技术限制，无法直接测量血液中的葡萄糖。医生发现糖尿病患者尿液中含有糖分，并尝试通过尿液颜色、气味等物理性质变化进行判断，但方法粗糙且缺乏特异性。

1908年，拜耳公司推出的Clinitest试剂片成为首个商业化尿糖检测工具。该试剂基于化学反应（如班氏试剂）使尿液中的葡萄糖与试剂反应后变色，通过比色法半定量评估血糖水平。尽管操作复杂且易受其他糖类干扰，但为糖尿病诊断提供了初步依据。

1945年，艾姆斯公司对Clinitest试剂片进行工艺优化，提高了检测的便捷性。然而，尿糖检测仍存在显著缺陷，如无法实时反映血糖波动，且受肾功能影响较大，仅能作为血糖控制的辅助参考。

早期的血糖检测采用邻甲苯胺法，通过酸性环境下葡萄糖与试剂的显色反应判断浓度。但该方法特异性差，易受半乳糖、抗坏血酸等物质干扰，且对实验设备腐蚀性强，逐渐被淘汰。

葡萄糖氧化酶（GOD）法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由于其显著地提高了检测特异性，成为临床实验室的主流方法，并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为标准之一。后续发展的己糖激酶（HK）法，结合NADP还原反应实现更精准的定量分析，进一步提升了检测精度。

1965年，第一代便携式血糖仪即水洗式血糖仪诞生，但设备体积庞大（约25厘米），仅限医院使用。1980年代，艾姆斯公司推出Ames Dextrometer，首次实现家庭自测，且采血量减少，检测时间缩短。此后，电化学法血糖仪（第四代）取代比色法，通过检测电流信号提升精度。第五代血糖仪引入多部位采血技术（如上臂、手掌），采血量降至0.3微升，并采用虹吸式设计减少操作步骤，显著降低了患者的疼痛与心理负担。

传统血糖仪仅能提供单点数据，无法捕捉血糖动态变化。这一局限性催生了连续血糖监测（CGM）技术的研发，1999年美敦力MiniMed系统的问世，首次实现72小时连续监测。随后的检测技术一步步突破，形成了传感器寿命延长、智能化集成等，迈向“人工胰腺”。

总之，从尿糖的定性分析到血糖的精准定量，经历了化学试剂、酶法、电化学等多阶段的革新，不仅解决了糖尿病诊断的迫切需求，也为后续动态监测、无创技术的研发奠定了基础，体现了医学技术从粗放到精细、从实验室到日常应用的演变逻辑。

四、治疗探索：从内科、外科到中西医结合

（一）中医治疗的局限性

基于消渴病概念的模糊性，及其病机认识虚拟性，中医学对于糖尿病治疗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对消渴病的治疗源于张仲景，《金匮要略》以肺胃热盛伤津、肾虚为病机，以人参白虎汤清泻肺胃，肾气丸补肾助气，首开消渴病辨证论治鼻祖之方。

孙思邈《千金要方·消渴淋闭方》在治疗上承《内经》“内热”之说，以清热泻火、生津止渴为大法，喜用苦寒、甘寒、清补药物，重用花粉、麦冬、地黄、黄连等药物，创玉泉丸、黄连丸等名方，其中《备急千金要方》载方 53首，《千金翼方》载方 23 首，其所载药物共达 142种。并提倡药食同疗，以清热生津药物与有滋补作用的食物长服，既清又补，符合消渴病慢性病的特点。

宋代《太平圣惠方》以“三消”论治，依主症、预后等分为 14 类方177首，覆盖范围广泛，既包括现代所说消渴病初期症状，还包括中晚期临床表现。

刘河间在《三消论》中归纳其治则为：“补肾水阴寒之虚，泻心火阳热之实，除肠胃燥热之甚，济身中浸液之衰。”经过金元时期诸医家的发展，形成了一套较成熟的消渴病治疗法则，即清热泻火、养阴生津，主要中药有花粉、麦冬、地黄、黄连等。

明代医家对消渴病治疗最有影响者的“益气”学说。戴思恭于《证治要诀·三消》云：“三消得之气之实，血之虚，久久不治，气尽虚，则无能为力矣”，在用药上倍崇黄芪。另一位医家李梴进一步充实了益气之说，将补益重点落实在脾肾二脏。

清代对消渴病论治提出了“从肝论治”和“从痰论治”的观点。黄元御在《四圣心源》明确提出：“消渴者，足厥阴肝之病也”，被誉为“是活国手”的费伯雄则提出从痰治疗消渴病。

现代医家明确知晓糖尿病的诊断，中医也基本上从消渴病转到糖尿病的诊疗上，并对其并发症提出了活血化瘀的治疗法则。为此，仝小林院士[仝小林，刘文科，甄仲，陈欣燕. 糖尿病中医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展望. 中国新药杂志，2011，20（21）：18-21]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糖尿病研究的过去，囿于传统理论，始终没有明确降糖治疗的核心地位；二是糖尿病研究的现状，由于创新中医理论，与国际研究接轨，在降糖方面取得突破；三是糖尿病研究的未来，要抓两头，带中间，力争在糖尿病前期和并发症上取得突破。

显然，现代中医已经不满足于过去消渴病的模糊诊断，也不满足于辨证论治的对症处理，正在结合结合现代医学的发病机理，重视降糖的种种措施及并发症处理。但是，这种进步仍然局限在经验医学的范畴，需要进一步拥抱现代基础医学，促进自身的诊疗技术革新。

（二）基础医学指引下的治疗学进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