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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学术研究在文革沉寂多年后的爆发期。此间最为热烈的讨论是方法论,而以三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为最,钱学森钱先生认为三论中最根本的是系统论。当时出版的各种方法论的书籍很多,钱学森主编的《关于思维科学》给我的印象最深。
《关于思维科学》共收录24篇文章,其中6篇是钱氏本人所撰。第四篇和这本书的名字一样,就叫作《关于思维科学》,应该就是这本书的命名由来。《关于思维科学》这本书是1986年出版的,当年我就买来阅读过。今天重新读这本书,可以看到很多不足。比如,受当时计算机技术发展的限制,一些学者对信息处理手段的评价过低。钱氏本人对有关脑科学的研究的看法似乎和今天的发展也不太一致。但总的来说,可以看出钱氏开阔的学术眼光,以及学术前辈们的开拓精神。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狭义的“思维科学”本身,而是钱氏所言教育方面的问题。
《关于思维科学》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不算钱氏所撰《后记》),名为《关于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在这篇文章中,钱氏讲了他自己的中学和大学教育。并且与现在(钱氏所说的现在是1984年)进行了对比。钱氏中学读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据钱氏说,他的授业老师多是有学问,并且懂得教育规律的先生。他举的例子有教高一几何的傅仲孙先生,傅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初年曾任北师大副校长。还有教论理学课的林励儒先生,林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国家教育部的副部长。钱氏说他中学六年学完,程度相当于“大学一年到一年半的水平”(第452-453页)。钱氏所说的大学,不是现在升格而成的普通本科高校,而是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这样的名校。按他的理想,比照他本人的经历,钱氏认为:“四年制大学可以是培养有开发科学技术的能力的人才,达到的水平可相当我国现在的硕士。”按,钱氏所言的“现在”,是我读硕士的八十年代前半期。当时,我们毕业即在大学里独当一面。不到十年,不少同学已经评为教授,还有一些担任了学院甚至学校一级的领导工作。这是现在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难以相比的。
那么,是不是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水平很差,以致和中等教育拉不开距离呢?钱氏说:“在解放前,我国民不聊生,教育事业十分落后,但也有几所名牌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的教学质量是好的。这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到美国的名牌大学,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去读研究生是照例许可,不必再经过考试。这是因为这些学生学习成绩优异,比美国人强,从而建立起中国人的信誉。”钱氏说:”但现在好像变了。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到美国,有的要经考试、补课,才能进美国的研究生班!“(第446页)
不计钱氏叙述中的”政治正确“内容,上引钱氏所言,可归纳为,现在(1984年左右)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和他读书的时期有较大的差距。而当下和钱氏文章涉及的八十年代前半期又很不同。这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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