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文艺作品产出年代的价值观啊！

而不是文艺作品里面所描写时代的价值观！

昨天写了一篇电影《刘三姐》对秀才们的蔑视是不是对知识分子的蔑视，有些人说，“你就是那些秀才！”把我给说乐了。还有说刘三姐面对的秀才不是什么知识分子，而是小镇做题家而已。

我文章的主题其实是在说1960年代的电影其实反应的是1960年代左近时代的价值观。而刘三姐的时代背景其实是唐朝，但是电影里面一点都没有唐朝的价值观。

文以载道，艺亦载道，不管你的作品写的是什么时代的事情，反应的都是你个人心目中的价值观，而不会是作品里面的人物所处时代的价值观。

我想我应该说明白了。

很多人反驳我是用的电影里的那几个酸秀才就是酸，刘三姐所代表的劳动人民就是在反抗剥削和压迫。

——这都哪儿跟哪儿呀。

仅从电影看，几个酸秀才当然是可恶的，莫怀仁也是可恨的。人家唱唱歌过过瘾里面针砭了一点点时弊，你就干脆不让人上山采茶去，剥夺了劳动人民劳动的权利，那是不对的。我看了几个酸秀才也觉得很可笑啊，本来就是脱口秀的唱山歌，结果他们还都要翻书去找合适的歌词，岂不令人笑掉大牙啊。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事儿啊，酸秀才也不是我本人，虽然我可能算是小村（连小镇都不到呢）做题家，可是我并不酸呐！

1960年，准备拍一部和山歌有关的戏，就要有戏剧冲突。谁和谁冲突呢？主体当然是地主（渔霸）和农民（渔民），但是冲突的形式其实还不算激烈，就唱唱歌比比谁的嗓子好，谁的脱口秀水平高，其他冲突其实是可以忽略的。

按照文艺作品创作“三突出”的基本思路，首先要突出正面人物，1960年的地主总不能是正面人物吧？所以只能选农民作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主要人物嘛，女主角就出来了，就得让刘三姐唱更多的山歌，把地主比下去。

秀才们会和谁一伙呢？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知识分子总是软弱的，比起工农来革命的坚定性要差了很多，自然很难和农民站在一起，于是就只能塑造成和地主一伙儿的帮凶。不过帮凶也有多个类型，他们只是充当了相对可笑的帮凶而已，唱歌都唱不过劳动人民，更遑论种地了。所以才有“牛在后来我在前”的错误说词，让种地的老百姓耻笑到尘埃里去了。

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几乎不可能把知识分子塑造成坚定的革命者，反而会充当可笑的反面角色。

这是我在文中想说的中心思想，结果写出去之后被嘲笑成了里面的酸秀才，所以才共情于他们。

事实上，有一部著名的评剧《花为媒》，著名的小品演员赵丽蓉就出演了其中的丑角媒婆乙，解放前的版本就是让王俊卿一起娶了李月娥和张五可，享齐人之福去了，这在那个时代是可以的，实际上，鲁迅先生也好，最高的蒋先生也好，都是有犯重婚罪之嫌的。民国嘛，民法典还没有公布实施，也就不追求这么多技术细节了。

可是建国后再演《花为媒》，情节就不能这样设定了，因为一夫一妻制就完全深入了人心，虽然里面演的是民国的事情，可是价值观要按照现代的来。于是，就必须将张五可嫁给王俊卿的表弟贾俊英。反应的是新时代的价值观。

白居易也一样的，他就曾经有过33个家姬（妓），15岁的时候购入18岁的时候卖出，这在当时肯定是符合法律的，但是肯定不符合21世纪的价值观，怎么办？为尊者讳！不提这一节，仿佛白居易就是夫妻恩爱典范似的。时间长了，很多人也就不知道了，于是，大诗人就始终在全体国民眼里是好诗人，好人，而不是不尊重妇女的坏蛋。

最好的是文艺什么呢？是虽然写作时间在古代，但体现的却是现代先进价值观，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就是！因为他只让宝哥哥娶一个女人为妻，哪怕把另外一个悲伤致死，也不会如有些《红楼梦》续书写成把所有美女都娶回家的结果。后者矛盾确实没了，但是美也跟着消失了，宝哥哥只是个如薛蟠一般的肉欲之徒而已。

《红楼梦》的伟大也就在这里了，让王俊卿同时和两位美女结婚的《花为媒》是怎么也没法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