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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文艺作品产出年代的价值观啊!
而不是文艺作品里面所描写时代的价值观!
昨天写了一篇电影《刘三姐》对秀才们的蔑视是不是对知识分子的蔑视,有些人说,“你就是那些秀才!”把我给说乐了。还有说刘三姐面对的秀才不是什么知识分子,而是小镇做题家而已。
我文章的主题其实是在说1960年代的电影其实反应的是1960年代左近时代的价值观。而刘三姐的时代背景其实是唐朝,但是电影里面一点都没有唐朝的价值观。
文以载道,艺亦载道,不管你的作品写的是什么时代的事情,反应的都是你个人心目中的价值观,而不会是作品里面的人物所处时代的价值观。
我想我应该说明白了。
很多人反驳我是用的电影里的那几个酸秀才就是酸,刘三姐所代表的劳动人民就是在反抗剥削和压迫。
——这都哪儿跟哪儿呀。
仅从电影看,几个酸秀才当然是可恶的,莫怀仁也是可恨的。人家唱唱歌过过瘾里面针砭了一点点时弊,你就干脆不让人上山采茶去,剥夺了劳动人民劳动的权利,那是不对的。我看了几个酸秀才也觉得很可笑啊,本来就是脱口秀的唱山歌,结果他们还都要翻书去找合适的歌词,岂不令人笑掉大牙啊。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事儿啊,酸秀才也不是我本人,虽然我可能算是小村(连小镇都不到呢)做题家,可是我并不酸呐!
1960年,准备拍一部和山歌有关的戏,就要有戏剧冲突。谁和谁冲突呢?主体当然是地主(渔霸)和农民(渔民),但是冲突的形式其实还不算激烈,就唱唱歌比比谁的嗓子好,谁的脱口秀水平高,其他冲突其实是可以忽略的。
按照文艺作品创作“三突出”的基本思路,首先要突出正面人物,1960年的地主总不能是正面人物吧?所以只能选农民作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主要人物嘛,女主角就出来了,就得让刘三姐唱更多的山歌,把地主比下去。
秀才们会和谁一伙呢?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知识分子总是软弱的,比起工农来革命的坚定性要差了很多,自然很难和农民站在一起,于是就只能塑造成和地主一伙儿的帮凶。不过帮凶也有多个类型,他们只是充当了相对可笑的帮凶而已,唱歌都唱不过劳动人民,更遑论种地了。所以才有“牛在后来我在前”的错误说词,让种地的老百姓耻笑到尘埃里去了。
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几乎不可能把知识分子塑造成坚定的革命者,反而会充当可笑的反面角色。
这是我在文中想说的中心思想,结果写出去之后被嘲笑成了里面的酸秀才,所以才共情于他们。
事实上,有一部著名的评剧《花为媒》,著名的小品演员赵丽蓉就出演了其中的丑角媒婆乙,解放前的版本就是让王俊卿一起娶了李月娥和张五可,享齐人之福去了,这在那个时代是可以的,实际上,鲁迅先生也好,最高的蒋先生也好,都是有犯重婚罪之嫌的。民国嘛,民法典还没有公布实施,也就不追求这么多技术细节了。
可是建国后再演《花为媒》,情节就不能这样设定了,因为一夫一妻制就完全深入了人心,虽然里面演的是民国的事情,可是价值观要按照现代的来。于是,就必须将张五可嫁给王俊卿的表弟贾俊英。反应的是新时代的价值观。
白居易也一样的,他就曾经有过33个家姬(妓),15岁的时候购入18岁的时候卖出,这在当时肯定是符合法律的,但是肯定不符合21世纪的价值观,怎么办?为尊者讳!不提这一节,仿佛白居易就是夫妻恩爱典范似的。时间长了,很多人也就不知道了,于是,大诗人就始终在全体国民眼里是好诗人,好人,而不是不尊重妇女的坏蛋。
最好的是文艺什么呢?是虽然写作时间在古代,但体现的却是现代先进价值观,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就是!因为他只让宝哥哥娶一个女人为妻,哪怕把另外一个悲伤致死,也不会如有些《红楼梦》续书写成把所有美女都娶回家的结果。后者矛盾确实没了,但是美也跟着消失了,宝哥哥只是个如薛蟠一般的肉欲之徒而已。
《红楼梦》的伟大也就在这里了,让王俊卿同时和两位美女结婚的《花为媒》是怎么也没法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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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9-1 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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