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技犯罪及现代刑事责任理论与制度研究》后  记

“创新”与“精深”是很多人——至少是很多真正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过程中所追求的两个基本目标。然后，在笔者看来，“新”与“深”之间却似乎总存在着难以协调的障碍——尤其是在时下这种并不是很令人舒服更毋宁说会令人满意的学术环境之中，以致于很多人总是或者在求“新”的时候牺牲了“深”，或者在追“深”的时候忘却了“新”。而笔者显然就是这许多人中之一员。

    本书是在笔者所承担的200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法应对策略研究”最终成果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其实，有关本书的诸多观点与主张，笔者曾经在2006年于法律出版社出版的《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法应对策略研究中》加以表达或表述过。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吧，当笔者开始面对自己所承担的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法应对策略研究”并思考如何进行这一项目的研究时，着实伤了不少脑筋。因为笔者认为，在自己已经出版了一本系统研究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法对策的专著，并在其中系统表达了自己的主要思想之后，笔者已经没有更新、更原创性的东西再去表达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笔者似乎也已经没有了再次表达自己思想的必要。而这一想法显然极大得抑制了笔者当时的研究兴趣、信心以及热情，以致很长一段时间里，笔者都感觉无从下笔。

    但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压力，最终还是使我硬着头皮开始了自己其实并不想进行的研究，并最后决定写一部《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法应对策略研究》的姊妹篇。然而，令笔者惊喜的是，随着研究的不断进行，笔者不仅开始发现了以往“研究”的种种问题，而且也找到了课题后续研究的价值所在！现在看来，自己最初有关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法对策方面的研究不可谓不具有原创性，也不可谓没有实践价值，但令自己不得不承认的是，那些研究由于并没有经过严格细致的考究，确实略显肤浅，尽管可以毫不赧颜的说是一部“新品”，但却终归难以称得上是“精品”。以此为立足点，尽管作为笔者在生命科技犯罪研究方面的第二部著作，本书已失去了《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法应对策略研究》那样的开创性，但却无疑更增添了《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法应对策略研究》所不具有的理论深度。就此而言，本著作显然是一本较《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法应对策略研究》相比而言更为深入、更为严谨和更具有学术性的著作。

作为200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本书能够最终得以出版，显然离不开国家社科规划办的大力资助。感谢国家社科规划办大力资助，也感谢项目结项时的各位评审专家所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没有国家社科规划办的资助以及各位评审专家的抬爱，本书的出版可能要费更多周折。

本书也是获得上海市第23批哲学社会科学出版资助的最终成果，感谢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对本著作的资助，也感谢对本书进行匿名评审的各位专家，他们对本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我的同事、受人尊敬的上海社科院法学所柯葛壮研究员以及作为中国生命法学引路人之一的谈大正教授为本书的出版进行了积极的推荐并欣然为本书做序，感谢他们多年来多笔者的关爱以及对本书的厚爱。

本书的出版也要感谢我的妻子杨玉娣女士、我的父母刘丙传先生与付成英女士以及我尚不更事的爱子，正是爱妻、祥父、慈母以及爱子多年来默默无闻的付出、由舍任弃的支持以及乐于清贫的大度，才使我得以安心坐在冷板凳上，醉心于学术，也才有了今天这样一本著作的问世。如果说我此生会有什么愧疚的话，那么对家人的亏欠一定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

本书的出版也要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各位院领导，上海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林荫茂研究员，与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原所长顾肖荣研究员以及现所长叶青研究员，我的硕士生导师、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的侯放研究员，我的同事同时更是老师、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的费成康研究员、何卫东副研究员、韩建军女士、陈克鸟女士、唐小波女士及我的同事彭峰博士。我在上海社科院工作多年，尽管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但却一直都没学会如何更好得表达自己对领导、老师与同事们的感念，也很少表达过这种存在内心已久的感念；非但如此，我还会经常对领导与同事们的工作吹毛求疵，而各位领导、老师以及同事却以其极度的开明与宽容容忍了我。这始终都令我无比感动、感激和感念。

本书的出版还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的胡加祥教授以及交大凯原法学院的王福华教授、叶必丰教授、徐冬根等教授。本书写作时正值笔者在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而以上老师的关心、支持与帮助，使得笔者得以忙里偷闲，在烦琐的博士论文写作之余还能够抽出些许时间来修改和完善本书。不仅如此，读博三年也使我从以上诸位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我先前很少注意但却是我一直以来都最需要的东西，如学术上的严谨、待人的宽厚、对事的认真等等，而这些显然都是千金难买！感谢以上老师给予了这些东西。

此外，本书的出版还要感谢德高望重的倪正茂教授，倪老师作为中国生命法学研究的鼻祖，不仅学识渊博、人品高尚，而且也给予过我诸多现实的关照、支持与帮助，这成为我一直得以坚持在生命法学这一研究领域之中，并始终都能够保持高度热情的关键所在。还要感谢上海法学会的陈冬沪主任，《国外社会科学前沿》的徐觉哉主编，我的师弟兼好友肖晋、孙宏涛、李绍章，我的同学兼好友姜林、轩传树、赵志毅以及曾经为本书无私提供过外文研究资料的安徽医科大学的杨芳教授。当然，也要感谢其他给予过我理解、支持、帮助、批评甚至是打击的所有领导、老师、亲戚、朋友以及所有我认识的和认识的同志。作为我人生中的一份份难以再来的经历与一笔笔宝贵的财富，这些帮助、理解、支持、批评甚至是打击，都是推动我在学术之路上勇于前行的动力。

最后，本书的问世也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们，他们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尤其是解锟编辑，对本著作进行了一丝不苟的编校。正是得益于他们的辛劳，本书才能够顺利出版。

    学术之路犹如跋山涉水，有困苦亦有快乐，有失落也有满足。我喜欢这快乐与满足，也喜欢在这艰难跋涉过程中所体味过的困苦与失落。对我个人而言，对学术的探索是一件值得自己穷尽一生而追求的事业，尽管“路漫漫其修远兮”，但为了这些只有在从事学术研究过程中才能够收获的快乐与满足，并同时也是为了只有在从事学术研究过程中才得以体味的那些困苦与失落，吾仍将上下而求索

                                        刘长秋

2010年12月1日于上海梦仙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