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 ：本文是笔者原创作品，是本人近两年的研究成果，除科学往网外没有以任何公开形式发表，出于著作权的考虑，除作者和本人导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张玉林教授外，任何人引用本文资料或者转用本文前，请事先告知本人。 特此声明。2013年11月28日

 农村出身大学生的社会流动机会                                            

----- 以在宁高校部分学生为例的社会学研究

摘要：农村出身的大学生是重要的边缘性群体，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连接着城市和农村，农村出身的大学生身份连接传统和现代的一个转换，研究他们的社会流动和人生发展过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对这个过程的研究既可以看到农村大学生在城市发展的社会流动机会、人生发展的瓶颈和结构性障碍，透析城乡发展过程中的马太效应，也可以揭示社会流动中人的发展能力再生产的过程和作用因素。

本文通过对部分在宁高校农村大学生社会流动状况的深度透析和相关文献分析，力求做出上述探索。研究表明，长期以来，由于城乡文化环境、生活方式、教育资源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与城市大学生相比，农村大学生在社会流动方面先后遭遇两次不对等的竞争。第一次是高考，农村学生遭遇更多的障碍性因素，在生存环境（自然的）、生活环境（文化的和惯习的）、社会环境（制度的和政策性的）方面均处于劣势，他们的向上社会流动机会较少。第二次是大学期间和大学毕业之后，由于前述背景因素继续发挥作用，他们所需要的社会支持难以得到满足，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学业成就、心理状态和毕业后的职业能力发展，从而影响了其人生发展和向上流动；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弱势的传递，也影响着他们在城市的职业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形成了社会流动机会的马太效应。

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研究的背景、内容和方法；第二部分探讨了影响农村大学生向上流动的内在动力和根源。第三、四、五部分从过程的视角展现了农村出身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向上流动机会的不对等和原因，最后是结论和讨论。

关键词：农村大学生   社会流动   人生发展   马太效应

目录

第一章  引言...................................................................................................................... 6

一，本研究的缘起........................................................................................................ 8

二，本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9

三，已有的研究回顾及存在的问题................................................................................ 9

四，本研究的重点和研究方法..................................................................................... 10

第二章  社会流动视角下的农村大学生群体....................................................................... 11

一，向上流动的起点：城乡身份差异及其影响............................................................. 11

二，高考：从乡村到城市的上升途径.......................................................................... 12

第三章  同在蓝天下冰火两重天....................................................................................... 13

一，农村的社会环境与高等教育机会.......................................................................... 14

二，高校扩招、自主招生，保送生：高考制度的影响.................................................. 15

第四章  “象牙塔”：我的大学.......................................................................................... 17

第五章  在人间：梦醒时分............................................................................................... 19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21

参考文献........................................................................................................................... 22

致谢.................................................................................................................................. 24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新约·马太福音书

佛说：诸业有因，因起诸缘，缘起诸有情。

——一八三三成唯识宗密卷

 “弱势群体”不“弱”，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的一员，与其说是自己的原因，不如说是社会的原因。

——孙立平

第一章  引言

出身和体验无疑对于从事研究的人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的研究想法是缘于笔者以农村大学生身份而经历的一些事情，以及在这个过程的体验。作为一名农村出身的大学生，笔者曾经历高考辗转来到大学。在城市的适应过程中，农村大学生的经历和身份也曾经带来迷惑和困难，并曾因为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反差有过无奈感和叹息。后来发现，这样的迷惘和叹息不单笔者有过，跟笔者有同样身份的人都普遍存在（徐新林，1998；王学举，2007）。

2009年—2012年，经老乡介绍，笔者加入了互联网世界的三个“老乡群”，共有242人（除去重复人数）参加，其中南大的老乡约180人。在一次很偶然的老乡聚会闲聊中，发现了一个让我吃惊的信息：在这个群的140人（包括大一新生在校、老生和部分已经毕业的老乡）中，农村出身的大学生比例非常之少，只有不到20人，而且成绩都不甚出色，其中最好的一个是在院系同级的70余人中排名二十多名，还有不少在英语、计算机和高数方面“挂科”的。无独有偶，在曾与笔者一道做过勤工助学的22人（绝大部分是农村大学生）中，学习成绩也都是普遍是中等偏下。由此笔者猜想，这可能并非个别现象。但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农村大学生在学业成绩方面为什么会会普遍处于劣势呢？又是什么因素导致农村大学生普遍成绩不佳，是因为不够努力、智商水平不高，还是由于其他因素？这样的结果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这和社会上已经存在的马太效应有何关系？

以上问题促使笔者进行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进一步的观察发现，与城市出身的学生比较起来，农村大学生不仅在学业上没有优势可言，在大学生活的许多方面也都不具备优势，甚至处于劣势，比如才艺表现、交往和沟通的能力、社会适应性，以及在就业机会和就业薪资收入的平均水平上。例如，在2010届南京某高校的毕业生中，进入华为、新东方等著名且收入高的企业的均为城市出身。这再次暗示我们：农村大学生的竞争劣势绝非偶然，应该有比较深层的社会因素，它如看不见的手一样影响着农家子弟的境遇和发展。

一般认为，在经过了艰难的高考而进入大学之后，农村大学生就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开始和城市出身的大学生一道站在了新的同一起跑线上。然而现实的反差是如此之大。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农村大学生在社会流动以及城市发展中处于劣势地位？本研究由此开始。

研究的展开离不开对其价值和意义的评估。对大学生的社会流动机会和人生发展状况的研究有何理论的和现实的意义呢？

首先是关系到对一个群体的生存、发展状况的认识和理解。研究现实问题是社会学的一项责任和义务。农村子弟的发展问题近年来已经引起很多关注，也有较多的关于农民工以及“农民工二代”的研究，但是农村子弟的另一个群体，也即已经具有市民（城里人）身份的农村大学生却受到了忽视。农村大学生往往背负着父母的期望，他们在城市的发展状况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境遇和体验，还意味着其农村父母、亲友的梦想的实现程度。农村大学生在农村是一个高智商、高知识的群体，有着光环，在城市却又处于劣势地位，比较敏感、内向，与一般的光鲜亮丽的城市风景相比，他们属于边缘，和整体的城市社会相比，他们是弱势的群体。他们的社会流动和人生发展状况关系到城乡社会发展的将来。只有理解他们，才能使与其有关的政策制定更合理，更符合他们的期望，从而使社会多一些和谐与正义。

第二，会增进对于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状况的理解。农村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社会流动和发展状况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高复合的特征。时间上具有三个阶段，也就是前大学期、大学阶段、以及大学毕业之后，空间上涉及城和乡两种社区模式，这种时空的不同和转换，意味着文化上、地域上、心理上等方面都会有大跨度的转折和心态转变。和同一地域的社会渐变比较起来，这种大跨度的转变，既可以体现传统性格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冲突过程和融合过程，也包含了在社会转型、社会结构中的人的真实体验，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群体，解释和他们相关的一些现象，消除一些偏见。

第三，将拓宽研究的视角和研究领域。农村问题研究历来受到高度关注，农村子弟的发展和社会流动也受到一定的重视，如已有不少研究关注农民工二代，但似乎忘记了农村大学生也是农民子弟，从农村问题及城乡关系的角度研究这一群体的还没有发现。尽管农村大学生在制度上已经脱离了农民身份，但是从他们的心理归属、社会关系以及适应性等方面来看，其发展机会和社会流动问题仍然属于农村问题的延续。大而言之，它关系着城乡结构的调整和未来的现代化，小而言之，它关系着农村大学生个人及其农村家庭的幸福。

涉及农村出身的大学生或贫困大学生的相关问题的研究目前已有不少，总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主要是社会学者展开的关于城乡教育资源分配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的研究，显示资金和师资的城市倾斜造成了城乡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高等学校特别是著名高校的农村出身者比例下降，并且有扩大的趋势（张玉林，2003；梁晨、李中清等，2012）。

第二类是关于农村大学生或贫困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心理状况和适应性、生活压力和学业成绩，以及就业压力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之类的学科。已有的调查研究表明，研究对象普遍具有敏感、自卑、固执等负面情绪，生活压力和就业压力较大，就业状况也不佳，如主要就业于经济单位，而行政和事业单位的很少有贫困农民的子弟，从而预示着城乡之间的另一种不平等（夏建军等，2012;陈志刚，2012;徐秋荣，2012）。

在第二类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三个不足。一是学科视角较为单一，大多偏向于个别问题，缺少宏观视域的整体关注，尚没有从人生历程的角度对相关群体进行全景式的研究。二是较多的描述性和对策性的研究，缺乏深入的原因探究。对各种问题的现状描述和原因的分析过于简单化，如对某些负面情绪产生的根源、就业困境的结构性原因的分析明显不足，这也造成所提出的建议如“加强思想教育”、加强资金支持等缺少具体的针对性，有泛泛而谈之嫌。

社会流动机会和人生发展问题是一个复合型命题，需要综合视角的研究。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将在社会学相关理论的指导下，采取整体的和综合的视角，将农村大学生入学前、入学后和毕业后的就业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力图系统地考察其社会流动的机会和过程。

本研究所利用的资料包括笔者进行的深度访谈和网络调查资料，以及已有的研究文献。访谈资料主要是利用贵州籍“老乡”的资源，通过面对面的半结构式访谈和网络聊天（建立讨论组群）获得，受访者包括在宁高校的37个大学生（其中农村出身者27人，城市对比对象10个），内容涉及其家庭背景、经济状况、学习成绩和心理体验等。文献资料则主要来源于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领域关于城乡教育和大学生的相关研究。通过将访谈资料和文献资料的结合，我采取讲故事的叙事手法，以访谈资料作为叙事主线，把相关文献资料作为佐证进行拟合，从而力图超越个案，凸显农村大学生的共性和面临的公共问题，以达到通过微观叙事凸显宏观结构的目的。

研究过程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但笔者力求通过这种方式客观呈现农村大学生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样态、体验、困境及其原因，进而呈现农村大学生一个立体的完整的社会流动脉络及其一些病症的机理和原因。

现代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城市和城市身份获得合法化的过程。在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资源分配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作为社会底层的农村青年，其向上流动的重要标准是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因此，在当代中国，一般意义的向上社会流动也就等同于居住房地和身份的“城市化”。城乡二元结构因此包含着身份的不同和特殊的文化心理意义。

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身份差异，有着某种历史延续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现实的政治和制度在起作用（周沛，1998：40-41；彭拥军，2007）。通观整个人类的历史，城乡之间的流动在传统社会早已有之，应该说是伴随城市的出现就有了，如商业来往、生活联系等。但一般来说，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士、农、工、商等社会阶层之间是相对闭合的，身份的识别和身份的差异并不源自于居住地域的差异（城市还是农村)，而是基于血缘、声望、军功、科举考试等因素。

但自近代开始，随着工业化导致了大量的财富拥有者的出现，以文化-权力为主构成的社会分层格局，转变为权力—财富—文化（声望）共同构成的三维格局。与此同时，当工业化造成了明显的国家之间的强弱以及支配-被支配的关系，它也必然使城市化成为一种趋势，加强了城市的强势地位：首先是大量的工厂集中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而导致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其次是与工业化结合在一起的城市化，使城市以其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而主导着全社会的生产和经济生活；第三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相伴和相互支撑的知识生产、观念重构，也使得城市（工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无可置疑地主导了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进而使城市本身和城市生活方式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取得愈来愈强的合法性。与此相对，乡村似乎完全丧失了竞争的可能性，似乎成了附庸，它与城市的文化差异和经济差距都进一步扩大。但是城乡差异和差距还并未与传统的贵贱意识纠合在一起，农村的社会成员向城市的流动也并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社会流动。

1949年之后，基于计划经济体制主导下的资源配置（如劳动或就业机会、商品供应、社会保障）的需要，国家逐渐实行了严格的职业身份制度和户籍制度，对城乡之间的资源分配极不均衡，资源向城市高度倾斜，城市与乡村这种居住地的不同越来越具有身份高低的色彩，乡村代表着农民，而城市则是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和社会待遇方面也被赋予“国家干部”的资格）的垄断，总之，居住地凸显出强势职业或特权阶层向城市聚集的空间政治的含义。而城乡之间越来越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差距，使得“城市居民”开始具有非常明显的身份意义，不仅意味着优越的经济地位，还具有文化心理上的强大优势。当然，鉴于计划经济体制所能提供的资源支持力较弱，城市化进程受到人为的政策抑制，因此也较缓慢，除了“大跃进”及其之前的数年间之外，并未发生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大潮，反而出现了城市居民逆向流动的“知青”下乡现象。这种限制和逆向流动，反过来强化了“城市资格”的稀缺性，也就强化了城市的身份意义。城市愈加成为人们向往的实现“幸福生活”的地方，并进而成为具有特殊身份意义的社会分层标准。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进行了较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广泛实行，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获得承认，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也造成了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出现。而在城市，商品流通领域和服务业的开放，以及企业改革和私营、海外资本的投资，也使得劳动力需求增加，并随着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而出现了农民进城浪潮。进入城市的门槛大大降低。但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并没有明显削弱城市的身份意义，在观念、意识、制度和政策层面，城市的绝对地位和相对优势都进一步增强，它的反面是“贱农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形成（张玉林，2012）。它的现实归结就是城市的日渐膨胀和乡村的日渐凋敝。

一般来说，在1980年代之前的三十年间，乡村居民实现向上社会流动——获得城市成员资格——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也即招工、参军后的“提干”和转业，以及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但这些途径都严格受制于国家的制度和政策约束，因而机会极少。相对而言，“招工”和参军所受到的政治和权力资源约束更大，而通过“高考”途径进入城市，对于那些有较高的天资、又付出艰苦努力的农村青年来说，可能性和公平性相对较高。当然，随着“文革”期间高等院校停止招生，以及随后的“推荐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这种可能性和公平性几乎丧失殆尽。

而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读书进大学成为农村青年进入城市的最重要的途径，当然也仍然稀缺。它对于农村青年来说具有获得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双重意义。前者表现在办理入学报到手续时的户籍变更程序——摆脱“农业户口”，而获得“非农业户口”（也即通常所说的“城市户口”）。通过这项制度安排，农村青年正式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并将在毕业“分配”后成为法理意义上的“国家干部”。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身份的跃升，当事人会在乡村社会获得广泛的认同和艳羡，从此怀揣着父母的期望而正式进入城市。

到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之后，随着职业选择的自主性和市场化机制的作用增强，农村居民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途径拓宽，进入城市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但一般说来，除了少数积累了较多财富、从而实现了向上流动的成功者之外，正规的上升途径仍然非高考莫属。这是因为，在户籍制度及其代表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进城务工和经商，只是实现了就业的转变和居住地的空间转移，而并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不是严格意义的社会流动。他们还被称为“农民工”，必须接受城市的管理和监控，但是却没有城市居民所拥有的权利，在就业、居住、社会保障、社会参与以及子女受教育等几乎所有的领域，都被排斥在“城市体系”之外，难以充分享受城市生活和在城市发展的机会。尽管其中可能有人通过奋斗而获得某种相对于乡村的“成功”，但一般来说，他们难以挤进令人羡慕的职业和职位：诸如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著名企业的管理层，如此等等。也就是说，他们既不能获得国家或政府的制度认同，也无法获得城市居民的社会文化认同。

与此相对，虽然高等院校的“扩招”和毕业后就业的困难而造成大学生的含金量降低，但是通过高考进入城市依然是获得制度和文化认同的正式途径。虽然大学毕业后未必能够占据政治、经济、社会或文化领域的“精英”地位，但是大学学历依然不可或缺，它不是实现向上流动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它都是获得文化、心理和社会认同的必要条件。这样一种制度也就维系了农村青年通过高考途径进入城市、改变身份和命运的决心。

更详细地分析，对于农门弟子来说，高考的意义在于实现身份的分离和社会分流，也即与“农民身份”的分离。一般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考对于所有的青年人都非常重要，但是相对于城市青年而言，它对于农村青年的意义更加重要。就城市青年来说，高考前后的身份变化并不是决定性的，生活方式和角色要求也没有重要更新。但对于农村青年来说，高考的成败决定着他们能否脱离农民身份、成为市民。成功者会进入新的身份群体，失败者将依然停留在原来的身份群体（继续着农民身份），虽然也会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入城市，但注定将进入一种心理上游离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可能在职业和生活方式上实现了“城市化”，但终究只是城市需要的劳动力，而非主人翁，在心理和文化的意义上仍然得不到城市的认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最终必须回到农村，靠农村为其养老。

既然高考依然扮演着、甚至说越来越突出了其社会流动的功能，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农村出身者又是如何通过高考实现流动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感受如何、面临怎样的困境？下面将通过访谈个案，用内部人的视角，去呈现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大学生的社会流动过程。

虽然通过高考进入城市是农村青年进入城市的最主要的渠道，但是由于教育资源分配具有向城市倾斜的显著特征，以及农村本身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处于劣势，因此，自1950年代到90年代，真正能够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农村青年比例甚低。而90年代末的扩招虽然大大增加了进入大学的可能性，但对于那些落后地区的农家子女来说，机会仍然难得。笔者访谈获得的个案资料可以呈现这种状况。

案例一：Zhy，男，20岁，南京某财经类大学的二年级学生，来自贵州某边缘小县的山村，该县是全国贫困县，所在村庄只有数十户人家，以种植业为主。其哥哥和姐姐很早就辍学而外出打工。村里的小学有教师4人，其中公办教师1人，学校只招收1-2年级，三年级需要到三公里之外的片区小学就读，而那里的小学每年能有3-5人考上县里的中学，大多数学生只能是“混个毕业”。因为希望渺茫，因此对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来说，让孩子初中毕业后就挣钱养家是最实际的选择。Zhy算是幸运的，在其哥哥姐姐的支持下，他考上了县里最好的中学，并以较好的成绩考入某在宁高校。据zhy介绍，其出身的村庄只有他一人在读大学，而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伙伴们大都在中学甚至小学阶段就已经辍学打工。

案例二，lyj，女，22岁，南京某著名高校工科专业三年级学生，来自贵州省某市的一个普通农家，家有弟弟，家庭收入以父亲的收入为主。因为国家对该地区扶持较多，该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在同地区而言要高于其他地区，lyj也是受惠者，读了较为完备的小学和初中，随后又进入了该地区最著名的某高中免费班，因此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案例三，xcf,男，25岁，来自江苏省北部某县的一个普通农家，南京某著名高校二年级学生。相对于西部农村，其故乡的经济、文化环境较好，但由于家庭条件较差，就读的小学比较普通，但因成绩优秀，最终进入了该县著名的高中，后来考取大学。

毫无疑问，相对于城市大学生，农村大学生的成长过程要艰难的多。和城市相比，农村的经济条件落后，农民的收入通常只有城市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贫困地区的差距当然就更大。在国家的教育投入明显地重城市、轻农村的前提下，加上城市学校在区位上更加容易吸纳投入和资助，因此农村学校处于明显的劣势。经济条件的差距在宏观上直接影响教育投入，造成学校的基本设施和师资力量方面存在巨大悬殊，在微观方面则影响到农村学生学习生活的保障，乃至心理情绪、学习能力和学业成绩。这种影响从小学到初中、高中阶段，应该说是逐渐加大。

在小学阶段，由于学习内容较少、学业负担不重，农村学生的心理负担较小，即使是贫困家庭的孩子，也不会感到太大的压力。从初中开始，随着学习内容的增加和负担的加重，家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将明显地影响到对学生的社会支持能力、学生的心理状况和学业成就，而师资力量的强弱也会更明显地表现为学生的学业成绩，贫寒家庭的学生可能会慢慢退出学习拔尖的阵营。而到了高中阶段，“尖子生”中的贫困生可能就更少了。笔者认为，这与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有关。

高中阶段恰逢生理的快速发育期和心理敏感期，也是“高考”之弦开始绷紧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家庭经济、社会、以及学校的教育（师资）等因素会更多地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业成绩，也会影响到其未来的人生发展。如果经济、家庭或学校的环境、条件任意一个方面存在短板，都可能成为障碍性因素。但在现实中，农村学生在这一阶段所处的环境恰恰最具有掣肘效应。在经济上，许多人要担心学费和基本的生活费，这种忧虑、焦虑和痛苦无疑会造成某种阴影，形成消极、负面的情感体验，甚至使部分人丧失信心。从学习环境和可能获得的外部支持来看，除了极少数知名的重点中学，以及极少数的成绩优异者会获得学校及社会的特别关照外，一般人难以拥有较好的学习条件。所在学校的师资力量通常低于城市的学校，而其父母的学历程度一般又都较低，因此他们难以获得来自父母的支持，这样，高中阶段的学习往往是一个人的独自奋斗。因此，相对于城市学生而言，在高考的竞争中，农村学生的处于明显的劣势。

正是在这种不利的环境中，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马拉松之赛中，早已有很多农家子弟被淘汰出局。虽然高考对于所考生来说都是残酷的，但对农村学生来说更为残酷。它不仅是一种被淘汰的过程，也是一种自我放弃、自我淘汰的过程。相对于城市学生获得的来自家庭支持，一个人的战斗相对要寂寞的多。学业优秀者需要确保持续优秀，以便让父母骄傲、老师放心，甚至需要为某一次的成绩下滑寻找充分的理由；成绩平庸者则只能尽力保持心态的平衡，并以更多的努力来迎接最终的高考冲刺。

当然，高考的结果往往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上述不利因素自然会对农村学生的学业成绩造成严重影响，而高等教育机会在省区和城乡之间分配的失衡，也造成农家子弟进入高等学校的机会进一步减少。多重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尤其是著名高校的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中农家子弟的成功者非常罕见。以贵州省为例，教育发达的主要是贵阳和遵义，以及六枝特区等，当地的著名中学主要惠及的是城市家庭的子女。而从近年来的高考录取结果来看，在该省招收的“211高校”和“985高校”的70%-90%的名额被贵阳、遵义、安顺和六枝特区的重点中学获得，而普通的农家子弟只能进入层次较低的院校，如二本、三本院校和高职、大专等。

由于高考具有选拔人才的重要功能，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基于人才强国战略及科教兴国战略的考虑，在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选拔方式等方面都经历了多次改革，先后采取了扩大招生数量、实施高校的自主招生和保送生制度。按理来说，扩招应该有助于促进农村学生的社会流动，但从结果来看，高等学校的城乡学生比例仍然失衡，特别是著名高校中农村学生比例的持续下降和普通高校农村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突出。为何这些制度都没能扭转农村学生通过高考实现社会上升渠道中的不利地位？

首先看扩招。众所周知，1998年开始的高校扩招，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延缓应届高中毕业生就业压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与扩招相呼应，国家开始提倡、鼓励地方和民间举办高等院校。而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呈现金字塔型的高等教育体系进一步呈现等级化的趋势，形成中央部属高校、省属高校及民办高校，按照学校层次和政府投资的多寡又分为“985高校”、“211高校”、一般高校，以及大量的职业院校。农民子女虽然总体上获得了更多的进入高等学校的机会，但他们进入的大多是等级和层次较低的一般高校、职业院校和民办院校。与此相对，具有雄厚的教育资源和应试技术的城市中学的学生，特别是城市精英阶层的子女，更多地进入著名的高校。那些在社会流动的意义上具有明显优势的著名高校，依然以城市出身的学生为主，而农家子弟所占的比例持续降低。这样，农村学生通过高考实现实质性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反而降低。

至于高校的自主招生和保送生制度，也更加明显地产生了上述效应。这两项制度的初衷都是为了增加高校招生的自主性，弱化高考制度“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为拔尖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保送生制度最初始于198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山东矿业学院等10多所大学进行的试点，翌年扩大到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43所高校。1988年，原国家教委对保送条件、招收程序等作了明确规定，如明确招收保送生的条件为: 综合表现优秀的高中应届毕业生或者中师应届毕业生，三好生或优秀学生干部优先，在国际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集训的优秀高中应届毕业生等。20世纪90年代，保送生人数持续增长，1992年约1.4万人，2000年增至2.5万人。由于保送的目的是“推优”，因此综合排名靠前的高校也往往是招收保送生最多的高校，保送生占这些高校生源比例都超过10%，最高的超过1/5（叶铁桥等，2012）。

但是，在城乡教育资源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保送生政策所规定的条件通常只有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才能满足，而与一般的农村中学和农村学生无缘。据笔者调查，在所在学校的老乡中，没有一个农村学生是通过自主招生或保送生制度进来的，而仅有的两个保送生均为城市家庭的子女。实际上，由于师资力量和信息资源的薄弱，农村学生极少有机会参加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项目；而“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之类的保送标准容易受到权力、人情、金钱等因素的侵蚀，普通的农家子弟很难获得这种资格，湖南隆回一中的“保送生腐败案”就是典型的例子。正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在获得保送资格、自主招生名额及高考加减分政策方面，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相比劣势更加明显。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罗立祝对北方某市1988-2005年3525份保送生档案资料的调查发现，城市子女在保送生制度中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17.2倍。另外有相关调查显示，重点高校的保送生生源几乎全部为少数位于省城和地级市的“超级中学”所垄断（叶铁桥等，2012），考虑到“超级中学”的学生几乎全部为城市的精英阶层的子女，因此从结果来看，保送生制度只是为这一阶层的子女更顺利地进入著名的高等学府开辟了另外一个渠道。

由此可见，无论是考试扩招、自主招生还是保送生制度，乃至于高考加分，其选拔的标准都对农村学生更为不利，他们通过高考实现社会流动的过程仍然充满艰辛。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深切地体验了教育和社会的不平等。

毫无疑问，对于农村出身的子弟来说大学是象牙塔，充满了荣耀和光辉。进入大学也意味着正式洗清了农民的身份，成为市民。经过千军万马的竞争，付出了远比城市的青年人更多的努力，似乎终于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但是在新的天地，大家真的是一律平等么？且慢，一切尚未可知。下面通过几个案例来观察农村同学在大学里的困境。

案例一 bj，男，24岁，南京某著名高校工科大四，江苏东部沿海某村人，家境在村里中等，在校期间成绩较差，目前即将毕业，但仍然没有找到工作。

案例二，lyj，女，22岁，南京某著名高校工科专业大三，来自贵州某市的普通农家，学习非常努力，但成绩中等，在校兼职，打算毕业后找工作。

案例三，xcf,男，25岁，来自江苏省北部某县，南京某著名高校文科大二，当兵两年、复员后考入大学。学习成绩偏差，打算毕业后从政。

案例四，ljh,男，22岁，新疆西北某县农村出身，南京某大学文科大三，成绩偏差。

新生入校后的第一项就是报名交学费。对于很多农村大学生来说，学费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不少学生难以承担，很是尴尬，bj和lyj对于当初的情况仍然是历历在目。

LYj:当时有同学建议我去找老师，但我感觉特别不好意思。其实挺怕别人看不起我的，人人都有不想让人知道的隐私吧，不算虚荣心。反正我不会让人知道我家境不好。

Bj:我也是通过“绿色通道”入校报到的。许多人觉得不好意思，肯定心里不舒服。细想起来也没啥，不应该怕被看不起，可是总觉得低人一等，觉得没啥值得骄傲的。同学之间也很少有歧视的吧，但总是感觉大家不大一样，虽然也没啥矛盾，就是不知说什么好。

第二项是体检。这对少数农村学生来说也是一个考验。由于乡村地区的经济和卫生条件较差，学生们也更多地到便宜和不太干净的地方就餐，因此也更容易染病。患上了传染病就要被隔离，或者被保留学籍而送回老家。这在学校看来是正当的和必要的，但对学生本人却是一次不小的伤害，因为刚开始就被送回去，无疑关乎面子和尊严。而在治疗期间脱离群体的孤独感、无着落感是非常强烈的。一位受访者诉说了他当时的心境。

Ljh:我当初（患病时）也没敢跟我爸说，可是最后他还是知道了。他们都很难过，在家的一年，我很颓废。每天除了吃药看电视，啥都不想做，看啥都不顺眼，想离家出走，但是怕爸妈难过，就作罢了。

这些看似个别的现象其实反映了一种农村籍学生共有的状态，反映了农村大学生在角色转换过程中敏感、悲观、焦虑、封闭的心理状态。很多受访者表示在遭遇挫折的时候会很沮丧，觉得命运不公为啥就发生在我身上，为啥命运会这么这么我。这类情绪在农村籍学生的生活中会时隐时现，而到了毕业阶段和职业发展初期会经常出现。

接下来的新生军训可能是对于农村学生的大学生活中最为平等的一段时间。因为无论男女贫富，穿着都一样，这也让他们感受到了心理距离的拉近和生活方式的趋同，其间结下的情谊还可以从多年以后重逢时的眼神中读出。但也似乎仅此而已，更多的差异、差距、磨难以及由此带来的挫折感，都有待他们去努力适应。

首先是生活上的自理能力。农村学生貌似在高中之前就已经独立了，相对于城市学生，其独立生活的能力看上去要有优势，但这点优势心理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实际上，农村学生的能力更准确的说是一种生存能力，这方面的确比城市学生要强些。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在早期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与城市生活方式所要求的“品位”有着很大距离。城市的理念似乎是科学的、理性的，而乡村的理念是闲适和随意。以穿衣服为例，城市讲究时尚、品牌，而农村籍的学生更注重节俭，一般没有能力去追求品牌。要想融入城市社会，适应城市的环境，似乎就必须改变原有的观念。

这也意味着，农村学生的弱势其实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埋下了伏笔。他们是从农村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乡村环境和由此而来的习俗与城市的环境和习惯大不一样。这预示着一个长期适应的过程。与此相比，来自城市的学生就不存在太多的适应性挑战，无论是价值理念还是生活方式，目前的状况与其原先所在的环境都有很一致，生活的节奏也是相吻合的，学习起来也比较顺利。而在农村学生力求适应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或弱或强的挫折感，许多接受访谈的人会谈到自我感觉比较笨拙、“特别土”，缺少现代气质。这种心理上的劣势需要花时间去磨合、弱化。换句话说，对于城市子弟来说是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于农村子弟可能就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和认同形成时期，需要一个心态转型。

正因为适应上的各种困难和纠结，需要有集体活动和交流，如此才能尽快形成认同和归属感。但是这方面也存在问题。“团课”基本上流域形式，并没有太多的交流。难过、纠结的时候很难找到倾诉对象，慢慢就形成了不安、焦虑和无力感，甚至要逃避。而农村学生大多比较腼腆、不善言谈，又因为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强化了他们性格上的这种不利因素，于是一些人便逐渐游离到集体之外，个别的甚至比较封闭。

时间的安排和计划性对于农村学生来说也是一个明显的困扰。他们自小生活在一种时间安排较为简单的环境中，即使是在高中阶段，每天做什么都是学校规定的，按部就班的。但在进入大学后会发现，原来简单重复的时间安排变得无效。比如在上课之外，他们突然会发现不知道该干什么，大量的时间不知道如何处理。在接受访谈的27人中，有十多位农村学生的时间安排是比较随意的，没有计划性，一般是先处理当天的事情，然后打工挣钱，然后才考虑做点什么，即便有计划，也很简单，也就是上课、看书、打工，而这些都属于应付，应付作业、应付生计。闲暇时会也看卡看闲书、聊天、上网。与此相比，城市的学生计划性就显得很强，比如来自上海、香港等地的学生，都会提前一周安排计划，有比较明确的时间观念，而活动的安排也更加考虑丰富性和科学性，比如购物、休闲、上网、娱乐、弹奏乐器，等等。这样的计划性和丰富性，当然会使其学习效率更高，大学生活显得丰富多彩。

学习能力和学业成绩上的劣势似乎更加明显。一般来说，能够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都是比较勤奋的，进入名校者更应如此，其智力方面也应该不弱，起码不弱于城市学生的平均水平。但是笔者访谈发现，农村学生在大学期间的成绩普遍是中等偏下（当然也有少数学习能力较强、成绩表现比较优秀的）。这种劣势当然与城乡和地区之间教育差距的大背景有关。比如笔者的贵州籍老乡中，英语普遍成为瓶颈科目，大约60%的人英语成绩都较差，而其余40%的英语成绩较好者，又大多（80%）来自贵阳市一中、二中、六中和贵阳师大附中等名校。这些学校的英语老师教学经验都非常丰富，还有外籍教师。

学业上的差距还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基于扩展知识面和应对就业市场压力的需要，一些城市出身的学生会选修双学位课程，而农村籍的学生就很少这样做。在笔者调查的180个老乡中，农村出身者共32人，而在修双学位的12人中，只有一人是农村出身。造成这种明显差异的原因，可能既与意识有关，也与农村的学生要忙着勤工俭学而受到限制有关。

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应该是大学期间的重要内容，除了专业知识的习得之外，社会实践和职业方面的学习准备，交往沟通能力、表达能力、活动能力，甚至某些方面的专业技能、优秀的潜质等等，都是未来的职业所需要的，将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基础，也影响到未来生活的丰富性。但农村学生似乎缺乏这方面的意识和规划能力，也缺少提升这些素质和能力的环境和条件。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走向就业市场的时候，又会面对着比城市学生更多的不利，而他们的向上流动的梦想，也更容易遭遇挫折。

阿玛蒂亚·森在《作为自由发展的能力》和《以自由看待发展里面》提出了自由的能力和发展的能力。我们可以从这个概念得到启迪，其实大学生的发展动力也是能力的发展，包括基本技能和生活技能，这种能力的决定因素是大学生对于周围环境的理解、认知和利用能力。这种能力的产生过程实际上是个人能力和家庭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按照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包括三个方面，身体的、制度的和器物的，有三种类型，权力、声望、资本。格兰诺维特等人对于人际关系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中的人际关系对农村大学社就业及日常交往都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资本多的，就业自然具有优势。我们可以结合布尔迪厄和阿玛蒂亚的观点，来分析社会资本的缺失如何影响到农村大学生的能力培养，进而又如何影响其向上流动，比如就业的难易度和职位的好坏。

大学时代的结束意味着“天之骄子”梦的结束，也意味着要开始面对竞争更严酷的社会现实。无论是农村大学生还是城市大学生，都必须面对的是残酷的市场选择和国家、社会选择[①]。摆在所有毕业生面前的路有四条。第一是继续深造，出国或者在国内攻读研究生；第二条路是自主创业；第三条路是考公务员，还包括与此相近的选调生、大学生村官等；第四是进入商业企业。

前文已经指出，由于农村大学生忙于应付学习和生活，在学习能力方面整体上逊于城市大学生，当然也不排除其中的少数特别优秀者通过足够的家庭支持而较为成功。但是与城市大学生比较，整体上处于劣势，比如活动能力、交往沟通能力等。另外，在市场化逐渐深入的今天，在证书化的社会，多几个证意味着多几根拐杖，更利于拓宽职业选择的范围。活动能力强也意味着拥有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就业机会。但是这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需要经济支持。农村大学在这些方面都处于劣势，他们的内敛、内向的性格，缺乏自信，以及较多的焦虑和顾虑，都影响了他们这方面的机会。在笔者调查的27个农村大学生中，大部分在校期间都仅仅做过短期的兼职，如家教、卖衣服等勤工助学活动，此类兼职不需要什么关系，安排灵活，但不具有职业特质，缺少必要的冒险精神和求新意识，因此很少有表现出突出的职业精神的。

另一方面，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农村大学生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通常较少，而且大都局限于农村，这种资源和关系相对于城市来说具有异质性，无助于他们在城市的发展，父母的社会关系在他们身上也基本上没有传承。如据前文提到的受访者bj介绍，他的一位室友来自城市，家庭条件较好，长相帅气，出手也阔绰，身边有较多的朋友，已通过叔叔的关系进入一家著名企业实习，而BJ因为家庭经济拮据，在与同学交往时始终觉得压力很大，在经营社会关系方面明显比其室友逊色，他认为这在择业过程中显然不利。

在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招考方面，由于收入稳定、福利待遇较好，对许多大学生而言确实是很好的机会，也有一些农村大学生通过这种考试改变了命运。但是由于职位少，竞争激烈，往往需要特殊的关系资源，充满了人情和权力关系，录取的公正性值得怀疑，对于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学生而言几乎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奢望。

与城市大学生存在多样化的选择相比，农村学生的选择性要少得多。来自城市精英家庭的学生通常有较多的选择，学习成绩不错或有兴趣的可以选择考研或出国，这意味着他们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登上了新的平台，既延缓了暂时的就业压力，也为将来取得更理想的职业打下了基础。也有人会选择自主创业。而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出国深造是不敢想象的，同时由于缺少创业资金[②]和经验、关系资源，“自主创业”更是难以实现。

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大学生在职业选择方面面临着更多的困境。今年全国将有近700万高校毕业生，从而迎来了就业最为艰难的时期。腾讯网日前报道称毕业生的就业签订协议率不足三成，农民大学生的情况更可想而知。尽管大部分农家子弟对职业和薪资的预期都不算高，也具有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但是在目前的就业冰河期，在“拼爹拼关系”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是否能如愿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从而实现梦寐以求的向上流动，确实不可预测。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在农村出身的大学生社会流动的过程中，其获得发展的能力和机会都会被客观限制。在大学之前、大学阶段和毕业之际的求职时期，都有诸多限制性因素影响其发展和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教育制度和家庭环境-条件等，都具有重要影响。相比较于城市大学生而言，农村大学生在社会流动和人生发展过程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

上述影响有轻重之分和显隐之分。在显现的方面，制度因素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户籍制度和高考制度，是农村大学生从农村流向城市的重要因素和动力，借此实现身份的转换。在进入大学和城市社会之后，农村大学生个人的能力及其家庭背景，成为影响其发展和未来社会流动的显性因素。在这一个过程中，环境所赋予他们的一些个性特征，以及家庭支撑的缺乏，往往成为其大学生活阶段要面对的障碍性因素，并有可能在其情感、心理活动领域造成负面影响，产生诸如内向、敏感、忧郁、自卑，乃至焦虑和无力感，并进一步影响到他们的学业成就，从而也影响到能力的培养和今后的人生发展、向上的流动。

当然，大学生活的另外一个影响因素是家庭社会资本的传承和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家庭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是背景性的，并非决定性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背景”因素其实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当某方面缺位或缺乏的时候，会如一个黑洞一样作用于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从而可能影响到一生的人生轨迹，或者向上流动。

或许，经过毕业之后若干年的奋斗，农村出身的大学生会真正实现其理想中的人生的攀升。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面对日渐高涨的市场化的压力、竞争的压力，以及多种社会机制的不公平性的增强，他们的人生道路会继续充满挫折，并难以越过社会的门槛，从而重又跌入城市的底层。作为一项社会学的研究，预料未来的可能性既不合乎规范，也充满风险。唯一可以寄予希望的，是破除那些有着严酷的限制性的制度和结构，如此将会使那些原本处于劣势地位的农家子弟以及所有的社会底层，在改变其人生际遇方面更加容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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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准备、研究、确定研究群体，整合材料、最后确定研究主题乃至最终定稿都经历了极其纠结的过程，也花了笔者将近两年的时间和经历来做这个事情。在这个过程中，笔者经历了很多事实烦扰，内心也经历了很多情绪的纠结，反复琢磨，反复推敲，因为笔者的研究和驾驭能力有限，所以时常会陷入迷茫和困顿之中，非常感谢我的恩师和论文导师张玉林教授，每次都能拨冗给我指点迷津，帮我理清思绪，给予耐心的学术指导和帮助，最让我感动的是，张先生很多次容忍了笔者懒散拖沓的习惯，并且多次耐心鼓励，最终促使本文得以完成。另外，本文的思想整合过程，很多思考和灵感也来源于和诸多师长的讨论，比如成伯清教授，彭华民教授、方长春副教授，闵学勤副教授，吴作富老师，马道明副教授，周培勤副教授，范可教授、朱安新博士、翟学伟教授、朱力教授、贺晓星教授、陆远博士、周晓虹教授，陈友华教授等，他们在笔者在南京大学多年的学习和生活中都曾给予耐心指导和热心鼓励，再次表示热心的感谢。

[①]两种选择的机制有不同的方面。市场的选择主要是各种属性的民营或外资企业，就业所需要的社会关系相对较少；而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党政机构则需要更多的关系，其间的福利差别也较大。

[②]就目前由政府提供的大学生创业资助项目来看，要求都很高，如南京市“321资助项目”需要有三年的工作经验，有专利技术，以及有广阔的市场，来自农村的学生难以符合这些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