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回眸：审视中国科技发展的速度与质量

李 侠

如何客观地评价中国科技事业在过去六十年里所走过的道路，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为了保证分析的客观性，本文拟采用两组指标来衡量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状况：第一组指标，历时性与共时性，第二组指标，速度与质量。这样的指标设计，能够更全面地反映中国科技事业的全貌。从历时性角度来看，据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综合与规划处处长王瑞军25日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到2008年国家科研院所3775个，中国科技人力资源42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中新网2009-8-25），另外，资料显示，1949年我们国家仅有30多个研究机构，全国科技人员不超过5万人。只要对照一下建国初与现在的情况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六十年来中国科技事业发生的巨变。从共时性角度来看，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网站（NSF）的科学与工程统计资料介绍（SES）：仅以发表的科技论文为例，在2003年，中国科技论文产出就已经成为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中的第一，排在世界第六位，到2008年我国论文产出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而建国初，我国发表的论文数量，在国际上所占的比重可以忽略不计，从这组数据可以反映出中国科技事业在学科门类齐全程度上的巨大进步。

从速度与质量角度来分析，更能反映出中国科技事业的主动性。计算速度与质量的指标很多，但它们的基础离不开任何科研活动所必须具有的三个载体：人才、投入、以及产出的数量与质量。从上述数据的变化中，可以清晰看出我国科技发展速度是非常之快的，这种速度体现在三种载体均得到快速增长上，这一速度在世界上都属罕见。从质量角度来看，中国科技工作的质量在三种载体上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步，但是，质量进步的程度远远落后于科技其他方面的发展速度，当前面临的所谓缺乏原创性与创新不足的根源也正在于此。

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科技事业在六十年里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即1956年的向科学进军，1978年的科学的春天，以及1996年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从历史的角度上看，1956年出台的《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该计划到1962年各项指标就已经提前完成，这份十二年科技长期发展规划是中国科技发展战略中最成功的，也正是由于这项计划的成功实施，我们建立了比较齐全的学科门类以及现代的工业体系，期间也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如1959年李四光提出的“陆相生油”理论，推翻了中国贫油的传统观念，1964年原子弹成功爆炸、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67年的氢弹爆炸，直至1970年卫星的上天，可以说都是这次发展规划带来的直接成果，这些成就的取得直接决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六十年来中国科技的发展呈现出两个高峰与一个低谷，即1949～1967年的一个高峰期，1967～1978的一个低谷期，接下来就是1978至今的一个快速上升时期（高峰期）。比较有趣的现象是，两个高峰期的动力机制是完全不同的，第一个高峰期，科技活动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完成的，它的发展速度与质量都是同步增长的，但是这个时期的突出科技成就主要与军事项目有关，这个阶段的科技活动不计成本。而第二个高峰期，科技活动的主要动力机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驱动，这个时候出现了与第一个高峰期不同的特点，这个阶段人力供给大量增加，科技投入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加，但人均科技资源占有量却比第一个高峰时期快速下降，整个科技系统处于边际效益递增阶段，科技的整体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但是，两种动力机制下形成的学术范式是不同的，由于经济体制转型的突然性，导致相应的学术规范转型并不彻底，此时出现的问题就是科技活动的质量开始下滑，目前出现的诸多学术不端行为就是科技质量下滑的一个标志。为什么会出现科技活动质量下滑的现象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目前运行的畸形科研考评体制，加剧了市场经济背景下科技竞争的无序状态。相对于科技人员供给的快速增加，资源供给明显不足，这种不足导致科技活动竞争加剧，从而破坏了科技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任何科技活动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当资源稀缺的硬性约束呈现出来的时候，共同体之间的过度竞争是唯一可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这种状况直接违背了科学成果产出的规律，因此，整体科技活动成果呈现出质量下降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也许回眸六十年的中国科技发展史，能够得出的最有益的教训，就是关注科技活动的质量，没有质量的保障，科技活动的发展速度再快也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同时还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论文制造国，但整体创新能力远远落后于很多发达国家，充其量我们只能算科技大国，但绝对不是科技强国，原因也正在于此。目前出现的大范围学术不端现象大都与这种速度崇拜有关，如果不能彻底扭转这种状况，建立适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学术规范，科技事业将丧失整个社会的认同，进而从根本上威胁到科技发展的未来，毕竟大科学时代支持科技活动的经费都是来自纳税人的钱。再者，如果从事科技活动的人的边际收益率总是低于社会的平均收益率，那么将有一部分人退出科技场域，这种局面一旦出现，又将严重制约科技的整体发展速度，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近二十年来，由于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与偏差，导致科技质量建设没有跟上，从而造成我国的科技事业出现了泡沫化现象。如何处理速度与质量问题，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六十年必须加以反思的问题，从中引伸出有益的经验与教训，恰恰是未来我们需要的。毕竟从科技大国上升到科技强国还有很长的一段陡坡要爬。

2009-9-2凌晨于上海，3日校对，4日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