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精神有机融合的典范
姚月 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一、周培源生平贡献简介
1.1、周培源的生平
周培源先生（1902-1993）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今宜兴市）茅桥乡后村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周文伯是清朝秀才，母亲冯瑛出身于名医世家。8岁开始，他在上海万竹小学接受正规教育，1918年考入圣约大学附属中学。1919年9月，周培源先生考取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中等科三年级插班生，1924年毕业。后获“庚款留美”资助赴芝加哥大学读理论物理专业，并于1926年3月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奥格登科学研究生院学习，同年12月获得数学领域的理学硕士学位。1927年赴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相对论引力论问题，师从著名数学家贝尔（Eric Temple Bell，1883-1960），并于1928年6月获得理论物理博士学位。1928年，周培源由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后，相继到哈佛、普林斯顿和康奈尔大学做短期访学，并进入德国莱比锡大学跟随海森堡（W.K.Heisenberg，1901-1976）教授研究量子力学，后应泡利（W.E.Pauli，1900-1958）教授之约，到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继续研究量子力学。1929年秋，周培源应时任国立清华大学首位校长罗家伦之邀，返回清华大学担任物理学系教授，时年27 岁。由此，周培源成为清华大学当时最年轻的一位正教授，也是第一位理论物理学教授。
1929年，周培源先生回国，在清华大学主讲理论力学、相对论、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等理论物理的课程。1929-1934年间，周培源先生被聘请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兼教电子论及相对论课程。1936-1937年间，周培源先生利用休假机会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参加爱因斯坦主持的广义相对论谈论班，并从事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1937年回国后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同时做流体力学湍流理论的研究。1943-1946年，周培源先生再次赴美，先后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美国国防委员会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海军军工试验站从事湍流理论及鱼雷空投入水等研究。1947年4月回国，继任清华大学教授。解放后，周培源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周培源教授到北京大学工作，先后担任教务长、副校长。1978年，根据邓小平同志提议，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93年，周培源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周培源先生一生著书立学，投身于科研教学工作，培养了一大批物理学人才，对祖国的教育事业、社会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
1.2、周培源的主要贡献
周培源先生的社会身份是多元的，他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他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同时担任多个学校和学会的领导工作。他在湍流理论和相对论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成就，同时也做了大量社会工作，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不仅在专业领域著书立说，也积极参与青年教育和国家建设。可以说，在他身上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诸多优秀品质：在专业层面努力拼搏，力求突破与创新，同时承担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报效祖国。现从科学领域、教育领域和社会领域三个方面工作中探析周培源先生所呈现出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精神的融合特征。
科学领域，周培源先生是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流体力学家，是我国理论物理和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国际上享有很高荣誉。他在物理学领域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基础物理的两个重要方面，即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论和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后者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这些成就的取得完全依赖于他对科学活动内在所具有的科学精神的坚定捍卫，科学精神已成为他人生信念的重要构成部分，并维持一生，并在艰难时刻愈发坚定。
教育领域，周培源先生投身教育事业60余年，先后培育了几代物理学家，如王竹溪、彭桓武、林家翘、张守廉等人，并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育理念，是国内外著名的教育家。周培源先生一生中，密切关注祖国的教育事业，他曾专门谈过青年们的升学问题、青年学者如何做科学研究、对教育改革的看法、并在多个场合下表达过对青年学者的关切和期望。周培源主张民主办学、民主教学；教学与科研并重；学生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文理并重；主张高校享有一定的自主权；严把招生入学关；重视师范教育；肯定并支持成人教育发展；[2]周培源的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科学精神在教育领域的呈现形式，时至今日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社会领域，周培源先生积极投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担任了大量社会工作，在外交方面和统战工作方面也都做出了很多贡献。周培源曾数十次代表中国科学技术界出席国际会议、参加科学技术有关的国际活动。周培源先生曾多次在人大、政协和九三学社等场合发表讲话，不仅对科学的研究和建设提出宝贵意见，还对国计民生的多个领域，对冷战背景下的科技与外交、对多项政府工作建言献策。周培源先生曾密切关注三峡工程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周培源在为《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所写的序中提到：“过去的教训，是千万不要急于求成，主管部门尤其不能主观地追求兴建一座超世界水平巨型工程而闻名于世。否则欲速不达，适得其反。再说一句：如果不经过各个方面的反复论证，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就仓促上马，势必后患无努，后悔不及!”[3]407周先生在整个三峡工程中发表过很多重要意见，在此不再赘述，但他始终坚持以民主科学的态度提出意见，民主与科学的结合恰恰是科学家精神的最好体现，科学家精神也是捍卫科学精神的必要土壤，缺少这个科研生态，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精神都将无法存在，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二、周培源用科学精神指导科学实践
周培源先生的科学实践工作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科学研究的实践；第二，与科学研究密切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包括组织学科建设、投身科学学会等。
2.1、周培源的科学研究实践
周培源先生的科学研究实践主要集中在理论物理领域。他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专注于理论物理的研究，并与爱因斯坦、海森堡、泡利等多位世界级科学家有过交流，部分理论研究成果对于理论物理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992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周培源科学论文集》，《科学论文集》是对周培源先生科学实践成果的集中汇总，包括他在物理，数学，天文等多个领域的论文。
从1926年起直至1993年去世，周培源先生对相对论研究长达近70年之久，先后在相对论领域发表论文25篇。[4]在广义相对论方面，周培源先生的贡献主要是通过引进某些物理条件而获得轴对称静态引力场方程的严格解，并证明在各向同性条件下，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本身即可给出Friedmann宇宙度规张量，使该问题的求解大大简化，这在当时是个开创性的贡献。[5]他在引力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是提出了“谐和条件是物理条件”的重要观点，并且提出和指导了中国科学院高能所李永贵同志等的“地球引力场中光速各向同性检验”实验，该实验被认为是近半个世纪来世界上成功的几个广义相对论引力实验之一。[6]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周培源逐步转向对湍流理论的研究，并在这个领域坚持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就。受他的影响，他的学生和助教中很多都从事过湍流的研究，如林家翘、胡宁、郭永怀等，后来他们都成为了著名的科学家。美国流体力学家兰磊（John L.Lumley，1930-2015）曾这样评价周培源及其所做的工作：“在湍流领域，他（周培源）被认为是计算机模式之父……他引进了湍流起伏的二阶和三阶矩的方程……在现今，全世界有成百的以模式来计算流体力学程序计算湍流的人，他们追本潮源都是直接继承1940年周的那篇文章的。”[7]
2.2、周培源与科学研究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
除了具体体现科学精神的科学实践之外，周先生还积极参与科学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在科学领域，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1951，1982年后任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数理化学部常务委员（1955）；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1957，1986年后任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代主席、主席（1958，1986年后任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78）。
周培源还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创始人之一。1977年10月，周培源与钱三强、于光远联名发起“成立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并由中国科协上报中央，以加快推动自然辩证法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1981年10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于光远当选第一届理事长，周培源、卢嘉锡、李昌、钱三强、钱学森、钟林为副理事长。周培源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年会上致开幕词，提出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两项任务：一是自然辩证法研究如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二是把自然辩证法的学术研究向前推进。他还同时指出自然辩证法研究要“发扬学术民主，提倡百家争鸣，应鼓励不同的意见展开争论，不要扣帽子。”[8]
三、周培源科学精神的方法论基础
3.1、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周培源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需要以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指导。哲学和科学都是以客观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哲学虽然不能提供各门具体科学的现成结论，但是一切科学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同时，哲学的指导不是对科学实行管制，横加干涉，哲学要鼓励、引导科学上的探索和开拓。[3]93
周培源坚信，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性。第一，科学家应该做一个辩证的唯物主义者。一方面，科学要研究事实，是以物质世界为基础的，科学家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另一方面，必须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自然界和自然科学。自然界是发展的，人类的实践也是发展的，在实践中认识自然界的科学当然也是发展的，而发展的实质是对立的统一。第二，科学的研究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首先，自然科学理论来源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其次，实践是检验自然科学理论的唯一标准。再次，自然科学理论对生产实践具有指导作用。[3]95-97
3.2、科学的学习方法
周培源认为，培养一个青年工作者的基本要求，是使他们能够独立地做科学研究工作，这需要他们至少具备三方面的修养：一、掌握知识；二、练好本领；三、树立见解。掌握知识就是要在某一个学术领域或某几个领域内获得一定宽度与深度的基础知识。这是培养一个科学工作者必要的前提，也是对一位青年工作者培养的第一个阶段；练好本领主要包括理论计算能力、实验能力与思想方法三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阅读外文的能力、查阅文献的能力等，这是培养的第二个阶段；树立见解是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另一个关键条件。具备了基础知识和获得了做理论计算与现代实验技术的本领而没有独立的见解，至多只能做有独立见解的科学家的好助手，而自己不能进行开天辟地的研究工作。培养青年工作者的独立见解，是培养的第三个阶段。想要树立正确的科学见解，只能通过不断实践，不断学习知识，不断训练本领，从小的科学研究做起，逐步提高水平。[3]42-44
3.3、理论和实验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
周培源的科学研究虽然主要专注于理论物理领域，但他非常重视实验的作用，主张开展实验工作来检验各种理论。针对爱因斯坦引力论存在的不同看法，周先生认为必须用实验来澄清。为了使广义相对论得到实验证实，1983年以来，周先生精心指导他的博士研究生李永贵等人从事重力场下的光速各向异性问题的研究。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验证了在地表面重力场的影响下，光速在10-12级的精度下各向同性。该实验被认为是近半个世纪来世界上成功的几个广义相对论引力实验之一。[6]
四、周培源的科学信念
周培源的科学信念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科学精神，周培源具有坚锲求索的科学品格。在文革时期，周培源对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运动进行坚决抵制，坚守科学底线。周培源一生诲人不倦、荫育贤才，具有师者风范。第二部分是人文精神，包括服务于人民的科学研究以及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这也是广义的科学家精神的主要内涵。
4.1、坚锲求索的科学品格
周培源一生从事理论物理的研究长达70余年，不论多么困难的科学难题，多么艰难的生活处境，他都坚持研究，笔耕不辍。他的女儿周如苹曾这样点评自己的父亲：“父亲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他毕生追求真理，致力科学，造福人类”[9]从1981年到1993年，他和他的学生、同事共发表论文24篇，在如此高龄的时期发表这么多工作，实属罕见。[1]1982年，时年80岁的周培源发表论文《论爱因斯坦引力理论中坐标的物理意义和场方程的解》，这期间，正是他的大女儿从重病到病故的时期。虽然他内心十分悲痛，但仍然坚持研究。周培源说：“我有思想准备，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人既然已经不在了，打开看看，让如枚最后再为医学事业做点贡献吧。”说完擦干眼泪就出去开会了。[9]周培源年届九旬时，仍在亲自带研究生，亲自撰写学术论文，克服身体的不适，坚持科学研究。
4.2、周培源对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抵制
文革期间，国内开展过一系列批判自然科学领域“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活动。在“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这场有组织的“反爱”和“革相对论命”的运动，于1968年开始，直到1976年，大部分政治上和哲学上的批判才停止了。在陈伯达和姚文元等人的支持下，批判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北京和上海的这些活动，构成了‘文革’期间批判相对论的主体”。同时，“他们的活动也得到了其他一些地区的一定响应”。一时间，国内掀起了一股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妖风，且在当时“对于相对论的批判是一种相当广泛的群众活动。批判者不仅有知识分子，还有缺乏基本科学素养的工农兵群众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0]
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周培源作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同时也是“目前仅知的中国唯一一位在爱因斯坦身边长期从事相对论研究的人”[11]。他的观点和态度，在当时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胡大年在《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中，对文革期间的这场反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运动进行了详细研究，他认为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批判小组所著的《相对论批判》一文“最终没能在《红旗》或《科学通报》上发表，这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周培源和其他资深科学家的反对。”[12]在国内反对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思潮愈演愈烈之时，周培源始终坚持捍卫科学真理，在宏大的真理背后则是他多年养成的科学精神在支撑着他的选择与行动为爱因斯坦辩护，并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周培源对当时将科学与哲学混为一谈的政治斗争策略进行了批判，捍卫基础科学的发展。然而，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为了寻求更好的应对措施，周培源也不得不进行必要的妥协与迂回，这主要体现在对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在科学精神的主战场上，他的观点是明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捍卫科学真理。周培源曾直言不讳地说：“狭义相对论搞不动，广义相对论有争议。” [13]面对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批判小组所著的《相对论批判》一文，周培源在会议上明确表示，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这）两条原理是很重要的”。他强调了爱因斯坦在“运动理论”方面的重大贡献。同时，在广义相对论方面，他承认广义相对论在科学上还存在争议。会后，周培源找到科学院负责人刘西尧，严肃指出：“不宜把这样的文章拿到全国性的刊物上公开发表，否则会产生不良的国际影响。”[13]显然，周培源认为“这样的”文章在科学上是荒谬的，在未来也一定会成为一种国家的耻辱。据周如玲回忆，周培源在参加完座谈会回家之后，曾这样说道：“他们要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刊登打倒相对论的文章，简直是要闹出历史大笑话。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了刘西尧，不知他们听不听。”[11]后来，刘西尧采纳了周培源的建议，并“降低了对相对论批判的基调”[14]。事实上，批判组早期成员“对于理论物理学研究，他们多是外行，至少也是缺乏经验”[15]，这也可以解释《相对论批判》在科学上站不住脚的原因。周培源反对刊登《相对论批判》的建议，不仅是在坚持捍卫中国科学界的形象，更是在捍卫科学家的尊严。
第二，为爱因斯坦辩护。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批判文章不仅对相对论进行哲学和科学上的批判，对爱因斯坦本人也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周培源对这种扭曲事实的人身攻击深恶痛绝，更何况他曾在爱因斯坦身边做过研究，对爱因斯坦非常尊敬。周如玲曾这样评价爱因斯坦在父亲心中的地位：“爱因斯坦是周培源最崇敬的伟大科学家，他一生都在追随爱因斯坦”。1955年，爱因斯坦逝世，周培源曾撰文悼念，称爱因斯坦是“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人类正义事业的积极支持者”[3]14。即使在文革时期，面对如此大的政治压力，周培源仍然坚持为爱因斯坦辩护，这部分出于他个人对爱因斯坦的尊敬，部分出于他不愿扭曲事实的耿直性格。在1969年针对《相对论批判》的座谈会上，周培源在许多方面对爱因斯坦进行了辩护。比如，指出爱因斯坦“生活比较俭朴”，“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爱拉小提琴，（并）觉得比自己的物理高明地多”。[12]在原子弹问题上，指出爱因斯坦之所以要研究原子弹，是因为当时纳粹要搞原子弹，且他没有直接参与原子弹的具体工作。
第三，保卫中国的科学事业。1970年8月，陈伯达下台后，北京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开始势微。这时，周培源转向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认为这场运动的核心在于陈伯达等人在科学与哲学上制造的混乱，而这场混乱会严重阻碍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周培源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运动中，敏锐地感知到，陈伯达等人要反的不仅是爱因斯坦，要革的也不仅是相对论的命。1971年年底，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高教工作会议上，周培源“强烈地声讨了陈伯达等人制造的批判爱因斯坦的反科学行径”，同时强调“理科教育和基础理论研究”。[14]关于重视基础科学这一观点，他与周恩来的想法不谋而合。1977年，在高能物理会议上，周培源指出，陈伯达当年搞相对论批判，“现在看得很清楚实际上是反对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工作的”[3]62。周培源在《“四人帮”破坏基础理论研究用心何在》一文中这样写道：“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指示，对于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具有重大意义。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在科技界和教育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3]61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敢于站出来捍卫基础科学的发展，是需要胆魄和风骨的。杨振宁曾由衷地赞叹道：“大家对周先生很佩服，因为他不怕压”。 [16]
第四，必要的妥协。1970年4月，面对陈伯达等人的压力，周培源曾私下表示：“他们想批判爱因斯坦真是可笑，科学上是搞不动的，至于哲学上爱因斯坦是唯心还是唯物，他们要怎么说都行。”[11]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也有少数物理学工作者公开反驳各种反科学的论点，但是“这些反批判文章只能就具体的物理问题提出反驳，而未能在哲学上和政治上为爱因斯坦公开辩护”[17]。在这一点上，周培源也不能例外。在科学问题上，周培源是坚决捍卫真理的，而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周培源也不得不进行必要的妥协，既然科学真理是底线，坚决不能动摇，就只好从哲学入手批判一下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了。
1976年10月之后，中国终于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霾，科学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周培源曾坦言，他这一辈子经历过两次解放：“第一次是1949年1月31日，我冒着严寒和风沙从清华园骑自行车到北京前门，去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北京城，去迎接新社会的新生活；第二次是，1976年10月，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祛除了一度弥漫在我国上空的阴霾，使党的阳光普照祖国的万里河山，我和首都人民一道，走向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胜利的游行，欢呼祖国的再次新生。”[3]125
4.3、荫育贤才的师者风范
周培源被誉为“桃李满园的一代宗师”，他为中国培养了几代力学家与物理学家——王竹溪、张宗燧、彭桓武、林家翘、钱伟长、郭永怀、胡宁、张守廉、何泽慧、王大珩、于光远等都是他的入室弟子，而像杨振宁、钱三强这样听过他讲课的学生更是不计其数。周培源对学生们的课业要求很严格，对他们的论文总是反复修改，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他的学生至今都记得周培源是怎样指导自己阅读论文、选定题目、进行科学实验以及撰写论文的。他的一位学生曾这样说：“在我撰写的博士论文及发表的有关论文中，浸透着周老的心血。每一篇论文的完成及其英文表达，无不经周老数次悉心修改。”[18]
除了在学术上悉心指导学生，周培源还从生活上和思想上关心照顾他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很多学生都积极参加了进步活动，他一直默默保护他们，并尽力帮助他们完成学业。1948年12月，面对人民解放军的雷霆之师，清华师生自发组织了巡逻队。周培源作为带队老师，每晚都背着猎枪与学生一起彻夜巡逻。当他的一位助手在“文革”期间陷入极端孤立的处境中时，周培源不避嫌疑，托人给他捎话，希望他不要悲观，短短几句话，顿时让这位七尺男儿感动得号啕大哭。[18]
4.4、服务人民的科学研究
1942年，周培源在其《湍流讲义》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1931年秋，中国被侵后，很多中国物理学家将他们的注意力从纯学术研究转到实用和可立即应用的问题。他们中很多人自此牺牲了他们的学术事业，而在与国防有关的不同工业部门中任职。本作者原来主要兴趣亦在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物理学的基础理论方面，后也相继阅读了空气动力学和外弹道学，最后阅读了流体力学中的困难问题‘湍流’。”[19]周培源认为，物理学家们常常忽视政治斗争的重要性，不注意政治与业务的不可分性。他常常提到物理学与人民的需要相互结合，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提出要从先进的苏联物理学工作者学习知识和经验，为祖国的国防和生产建设而服务。[3]9-10在周培源看来，科学研究要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国家的发展。
4.5、老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周培源先生与很多老一辈的科学家们一样，把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事情。1957年，周培源先生在一篇演讲稿中提到：“……（科学家们）用他们的科学知识影响人民对于社会发展的观念。从人民对其贡献的热情反应中，科学家自己也受到了教育，并且感受到了他们对同胞应该负起的社会责任。”[3]]32周先生曾提出：“人民目前的生活水平仍然很低，而科学的责任就是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31周先生认为，科学家应该多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进行积极合作。周培源先生强调科学家们不分国籍，多交流合作，为祖国的建设和全人类的和平发展贡献力量。
五、小结
20世纪对中国来说是从沉沦到振兴的奇迹般的一百年，而这100年正好贯穿了周培源先生的一生。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科学事业、教育事业与社会发展，在中国科学比较孱弱的年代，他用自己行动生动诠释了集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精神于一身的完美人生，这也是小科学时代传播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精神的典范，尤其是在那个极端动荡的年代，捍卫科学精神就是给整个社会提供一种确定性，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时至今日仍显得弥足珍贵。
回望周培源先生的一生，年轻时养成的科学精神一以贯之地构成了他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也完美地支撑了他的职业生涯，即作为科学家的精神气质得以贯彻始终，即便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也没有放弃这些信念，故而得以在波澜起伏的时代大潮下保持了一种士人该有的精神气质与风骨担当，而没有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并终成 “一代宗师”。在整个社会人文社科知识极度贫乏，科技落后反智盛行的年代，就个人而言，我们不想苛责特定时代下的妥协与扭曲，由此可得到两种肯定性推论：其一，科学精神是根本，科学家精神则更多的是一种扩大了的职业规范，它的稳定性依赖于个体内在科学精神的巩固性；其二，特定时代的总体科学精神浓度（理性精神浓度）对个体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精神的坚守强度具有保护与支持作用。换言之，如果整个社会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很孱弱，那么，坚持科学精神的个体的规模与强度也将随之减弱，毕竟随大流、趋利避害以及中庸的处世之道是人的本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社会培育与塑造浓厚的科学精神氛围对于当下的中国具有巨大的潜在意义。毕竟只有公众普遍的坚信，并收获相应回报，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精神才能在各种观念与信念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并繁盛起来，一味指责与强调是于事无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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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得到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学精神的结构化分析、传播路径与模式研究”课题的资助，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姚月、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生与教授。
【博主跋】这篇文章发在2025-8-18日的《三思派》微信公众号上，这也是近期关于科学精神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开学在即，赶紧处理其他事情，与李辉博士、张老师合作愉快，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行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5-8-18于办公室临屏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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