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纯才科普思想的形成、内涵与启示

尹辉 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200240

摘 要 董纯才是我国科普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一生创作和翻译了大量科普作品，为我国的科普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本文以大量的文稿史料为基础，梳理出董纯才科普思想形成的三大源流：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思想，伊林科普作品的启发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此基础上，提炼出董纯才科普思想的内涵，包括科普思想的要义、科普的价值以及创作要求。董纯才的科普思想不仅在当时取得了成功，对今天的科普工作也有诸多启发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董纯才  科普思想  科普创作

董纯才（1905-1990），20世纪中国著名教育家，科普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一生致力于科普创作和翻译，笔耕不辍，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例如，他翻译的《十万个为什么》以及创作的《凤蝶外传》，一度广为流传，多次再版，至今仍深受读者喜爱，堪称几代人求知启蒙的经典之作。同时，他还是杰出的科普理论家，曾最早将“科学精神”融入科普创作，提出科普应传播“四科”（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1]，为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董纯才科普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起初，20世纪30年代，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影响下，他开始从事科普创作，先后为上海儿童书局、世界书局、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编写了数十部科普作品，这是他科普思想的萌芽阶段。随后，他又翻译了苏联著名科普作家伊林的多部经典作品，从中获得启发，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其科普思想也逐渐成型。自1936年起，董纯才投身革命，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深受徐特立和毛泽东的影响，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其指导下继续科普创作，创作出《麝牛抗敌记》《凤蝶外传》等广受认可的科学小品文，此时他的科普思想也已趋于成熟。1979年，第一次全国科普创作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后改称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正式成立，董纯才被选为第一任理事长，古稀之年，他依旧对科普充满热情，为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发光发热。

目前，学界对董纯才的研究集中在教育领域，围绕其教育工作经历和教育观展开了一系列论述。教育的确是董纯才的核心事业，但经过爬梳相关史料发现，科普也是贯穿他一生的重要工作。现有文献侧重于描述董纯才科普工作的经历，如王德文在《著名科普翻译家董纯才同志》中简要介绍了董纯才在科普翻译上的风格与成就^[2]，《董纯才科普文稿》和《董纯才传》（第十一章）则对其科普实践经历进行了较为系统地论述^[3,4]，但对其科普思想的来龙去脉还一直缺乏系统的研究。因此，本文在整理分析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梳理出董纯才科普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具体内涵，力求呈现出较为清晰的思想脉络，并为当下的科普工作提供一些启发和借鉴。

一、董纯才科普思想的形成

1.萌芽期：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思想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推动了思想解放与社会进步。1910年代，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倡导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主张用现代教育取代传统八股文科举制度，推行白话文，普及科学知识，启发民智、振兴国家。在这一背景下，教育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阵地。其中陶行知（1891-1946）作为新文化运动在基础教育、国民教育领域的旗手之一，积极投身基础教育改革，于1927年创办南京晓庄乡村师范试验学校（以下简称“南晓”）。1928年春天，董纯才进入南晓，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读书。陶行知先生对董纯才十分器重，一开始就让他做生活指导员的助手，负责管理学校的各种教育活动，在实践锻炼中不断学习。陶行知深受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影响，提出了“生活即教育”思想，即“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5]。当时南晓奉行的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生活即教育，教育亦生活。

董纯才在大学时学过生物学，在南晓又主修生物学，因此被安排在生物组工作。后来，在陶行知的领导下，董纯才和著名动物学家秉志、中国生物研究所的邵宗汉等人共同在南晓建立了生物学研究室。南晓主张“随时教育，随地教育，随人教育”^[3]21，平日里没有规律的课堂教学，董纯才就在生物学研究室里努力学习。此外，他还经常到野外采集、制作动植物标本，在生活实践中学习知识。在陶行知的带领下，整个南晓都践行着“生活即教育”思想，他们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从生活中获取知识，学习的知识再应用于实践。

1931年，陶行知在上海摩西路创办自然科学园，发起“科学下嫁”运动，即把科学知识普及给劳动大众，使其在日常生活中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本质上依旧在贯彻“生活教育”思想^[6]。在陶行知的鼓励下，董纯才也加入了这项运动，并参与编写《儿童科学丛书》。后来，陶行知又创办了儿童通讯学校，旨在依据生活教育思想，补充小学教师、师范生、学生家长、识字青年和儿童的科学智能^[3]26。在此期间，董纯才曾为学生们编写生物讲义。跟随陶行知的这几年，董纯才始终受到陶行知“生活即教育”思想的熏陶，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砺意志，在实践中一步步成长，这为他后来科普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成型期：伊林科普作品的启发

20世纪30年代，董纯才在上海参与“科学下嫁”运动，期间受左翼文艺的影响，接触到苏联著名科普作家伊林的作品，并开始逐本翻译。1932年，董纯才译出第一本著作《几点钟》，后来他又相继翻译了《不夜天》《白纸黑字》《十万个为什么》等，深受读者喜爱，在当时获得了较大影响。

伊林的科普作品对董纯才的启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普创作的技巧，二是作品中所蕴含的历史观和自然辩证思想。在创作技巧方面，他在翻译伊林作品过程中，被其艺术化的创作手法深深吸引，于是开始模仿学习，像早期的小品文《动物漫话》就是仿照伊林作品风格写成的。在思想层面，董纯才意识到伊林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对历史思维的熟练运用^[4]5-6。例如，在《不夜天》^[7]一书中，伊林讲述灯的故事，并非直接介绍灯的结构与特点，而是先从灯的发明史入手，描绘了人类从烟火、木柴、引火木、火炬到明油灯的技术演进过程。从小发明到大历史，以小见大，把灯的发明史写成人类文明的进化史，引导读者走上一个个时代的阶梯，让读者在历史中体会人类如何认识并一步步改造自然。其次，董纯才还从伊林作品中感受到了自然辩证的思想，他发现伊林以系统性的视角分析问题，并强调自然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比如今天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是人们为了研究的便利而划分的，实际上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它们是一个大的整体。在董纯才科普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伊林的作品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不断模仿创作中，他的作品风格逐渐发生转变，其科普思想也逐渐成型。

3.成熟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运用

随着“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相继爆发，董纯才从忧愤中觉醒，并逐渐走上革命道路。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参与学生游行示威，随后投身上海的各种抗日救亡运动，并在共产党人周文的引荐下完成党分配的任务。1937年9月，董纯才离开上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时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的徐特立，在得知董纯才曾从事科学普及工作后，便立即建议党组织将其分配至教育厅工作。徐特立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教育家，还曾为我国的扫盲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十分敬重毛主席，尤其钦佩其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善于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坚持用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8]33。延安时期，徐特立和毛主席称得上是对董纯才影响最深的两个人物，特别是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深深地感召着董纯才，并为他的科学普及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比如，徐特立编写语文教材时，强调教材内容应由简入繁，符合认识的规律，同时要将思政教育融入文化知识，做到学用一致；在编写小学算数教材时，他强调要结合广大农民的生产实践，并适当融入生活中常用的代数、几何、三角知识^[8]38。毛主席也曾向董纯才提出建议，要在教材中加入“谷子”“糜子”“豆子”之类的字^[9]，将知识和实际生活生产联系起来，实现二者的统一。董纯才深受启发，后来在延安创作的的很多科学小品，正是依照这种思想写成的。

除了受到徐特立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他还系统学习过自然辩证法。1937年1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发起并组织了一个群众科学团体——国防科学社，其首要事务就是举办自然辩证法座谈会。期间，他们研读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并在每周日的座谈会上一起交流讨论^[10]298。这是董纯才第一次系统学习自然辩证法，虽然学习时间不长，但书中的知识和思想已经在他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记。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始意识到自然辩证法对于科普创作的意义，并将其应用于后来的创作中。1981年，董纯才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一个科普作家不但要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文学修养，而且要学习自然辩证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搞科学的不学自然辩证法、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没有武器，没有指南；搞科普创作，离开自然辩证法，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是不行的。”^[11]

此外，在延安时期，董纯才还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典及毛主席的著作，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内化于自身的科普实践之中。这一时期，除科普创作外，董纯才还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科普理论。例如，他在《谈科学大众化》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工具，科学普及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揭示事物的矛盾运动及其相互联系，使人们理解自然规律，并在生产劳动中加以运用^[12]301-304。显然，这时的董纯才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融入自己的科普工作，他的科普思想也趋于成熟。

二、董纯才科普思想的内涵

1.科普思想的要义

1.1科普必须依靠群众

董纯才系统提出科普要依靠群众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五”计划要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当时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较低，严重阻碍我国农业的发展。为此，董纯才提出，要积极开展农民业余文化教育，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动员群众力量，坚持“以民教民”的原则，采取互教互学的方法，以群众自筹经费为原则，充分发挥科学普及协会等有关方面的作用，做好农民科学文化普及工作^[13]。董纯才还补充到，贯彻“以民教民”要重视群众教师的培养，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培养他们服务群众的荣誉感，同时也要提升他们的业务水平，改善教育质量。

董纯才始终坚持科普要依靠群众。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仍面临着群众人口基数大，科普对象广泛（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群众）等问题^[4]25。1978年，他在中国科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指出，为繁荣科普创作，既需要专业队伍，也要组织业余队伍，让广大劳动群众也参与进来，共同创作出大量高水平科普作品^[4]25。董纯才十分重视群众队伍，因为群众的数量远远大于专业队伍，群众中也会有人才，劳动人民中也能出现科学家、发明家，他们经过多年的勤奋劳动，总结了大量经验，有些人还进行了创造性劳动，有所革新，有所发明^[14]。因此，他认为，要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壮大科普队伍，以促进我国科普事业的快速发展。

总体而言，董纯才提出的“科普必须依赖群众”主要涵盖两个层面。首先，科普的部分主体要从群众中来，即先从群众中培养一批骨干，让这批骨干带动其他群众学习，也可以发动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学习，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群众的力量；其次，科普的内容、题材也要来自群众，联系群众的生活生产实际需要。对于农民来说，可以普及耕作技术、土壤改良以及防治病虫害知识等，“教啥学啥”“缺啥补啥”是最有效的方法。另外，在传授科学知识的基础上也要破除他们的封建迷信和守旧思想。

1.2科普必须依赖实践

董纯才认为，实践是检验科普作品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4]36。在接触并翻译伊林的科普作品后，董纯才获得很多启发，并于1935年改变文风，学习伊林用文艺化的手法创作科普作品，写出的《动物漫话》《麝牛抗敌记》《凤蝶外传》等获得了读者的好评。他用实践证明文艺化手法写科学通俗读物的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后来他创作的《一碗生水》《人和鼠疫的战争》等也是采用这种手法，均取得了成功，再次印证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此外，董纯才还提出，要发挥全体人员组织科普作品的评介活动，坚持优秀的科普作品一定经得起考验，在反复实践中提高科普作品的质量。

实践还是科普创作的优良土壤。董纯才在《马兰纸》^[15]643-648一文中，将这种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延安时期，由于敌人和顽固分子的封锁，边区的纸张供应紧张，科研人员便利用当地的马兰草造纸，最终解决了纸张短缺问题。董纯才以文学化的手法，生动讲述了科研人员如何发挥聪明才智，与工人合作紧密合作，经过“浸、煮、洗、碾”等一系列步骤，最终把草变成纸的故事。文章不仅清晰介绍了造纸的方法，更深刻展现了我国科研人员的智慧和勤奋。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实践证明了科学对生产和生活的现实意义。实践是科普创作的好题材，这类作品无疑具有务实的价值。

2.科普的功能与价值

2.1提高群众科学文化水平

1942年，董纯才在《谈科学大众化》一文中明确指出，科普就是要让大众从迷信和陈腐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告诉他们科学的基本常识，还要用科学的方式向他们解释自然现象，清除他们头脑中错误的认识，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4]11。为了达到此目的，董纯才强调科普读物的重要性，并提出科普读物的题材应该十分广泛，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等，要向群众介绍各个领域内的基本知识和最新成果。

然而，科普不仅仅是传授科学知识，董纯才还强调通过科普培养群众的科学素养。首先，不仅要让他们知道事物“是什么”，更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向他们解释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培养其独立思考和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其次，要让他们懂得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规律。他主张将科学技术史融入科普作品，通过回顾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让群众意识到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而且在认识的过程中能够改造自然，人类借助科学工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董纯才还提出，科普工作要以青少年为重点，努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16]。他认为，学校的教科书是基础，有必要给青少年补充优质的科普读物，开拓他们的眼界，扩充他们的科技知识体系，培养他们热爱科学和独立思考的精神。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董纯才希望借助大量科普读物增加他们的自然科学知识，把他们培养成科技人才，提高我国国民的科学文化基准线，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基础。

2.2促进国家生产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党和国家提出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董纯才深刻认识到，科普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广大工农群众必须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为国家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做好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正如他所言，“一个‘科盲’充斥的国家是不能建设现代社会主义强国的”^[4]17。因此，科普这项工作不仅必要，而且相当紧迫。

在董纯才认看来，科普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生产建设的重要渠道。科技进步必须通过科普传播，使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能够及时获取新技术并应用到实际生产中，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生产方式。比如他曾经举例，自动化研究所的张开逊同志在《科学实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介绍晶体管测温技术的文章，随后便收到了来自葡萄酒厂、茶叶研究所、地震台等几百个单位的咨询信件^[4]27，说明各大行业都迫切需要这门技术，通过科普，可以将新技术输送到各个地方，使其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财富。

此外，董纯才还特别注重我国农业的发展。对于我国来说，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发展农业就要靠科学，要用科学促进生产就要让农民掌握科学技术^[15]9-10。而矛盾在于，我国农民科学文化水平低，农业技术人员少。因此，向农民进行科普教育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他提出，科普要下乡，要让科学文化知识惠及劳动群众，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他鼓励农民充分利用空余时间自学，阅读一些通俗的科学书报，用科学知识改进耕作方法，科学种田。为促进科普下乡，他还提出要有更多的科普工作者创作适合农业生产的科普读物，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提高作品质量，切实保障农民学有所获、学以致用。

3.科普创作的具体要求

3.1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董纯才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首先，他认为科普创作的内容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应紧密联系实际。因为科普要为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和促进生产服务，所以科普的内容要与生产生活紧密联系。例如，对于农民而言，就可以教一些选种、施肥、防虫病害、改良土壤之类的农业知识^[17]6。这不仅能培养农民的科学头脑，还能将科学知识促进生产，一举两得。其次，在他看来，知识不完全来自书本，还来自于生活实践，尤其在实践中能够获得更多感性的认识，弥补书本知识的缺陷。因此，他鼓励通过观察基本的自然现象、进行科学实验、制作动植物标本等方式，获得一手资料，这样就可以把科普作品写得更真实。例如，在写《凤蝶外传》时，除了从书本上获得有关凤蝶的知识外，他还亲自去观察凤蝶的生活变化，如凤蝶怎么产卵，怎么变成幼虫等，使作品更加详实、生动^[4]45。为了写好科普作品，董纯才鼓励科普作家在掌握大量书本资料的基础上，还要调查研究，必要时向工人、农民，甚至向专家请教^[18]162，将生活中实际观察到的、感受到的、体验到的东西融入科普创作。

3.2 科学与文艺相结合

董纯才认为，科普创作应将科学和文艺结合起来，这是他从伊林作品那里学来的。这里的“科学”指的是科学的内容，“文艺”是指文学化、艺术化的形式，即用文艺化的手法传播科学知识。因此，一个优秀的科普作家，不仅要有扎实的科学知识，还要具备一定的文艺修养。如果科普作品只有枯燥的定理、公式、教条，群众是不喜欢读的，这样的作品也就达不到传播效果。科普的对象是广大群众，必须将科学知识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让科普作品充满感染力，这样不仅可以普及科学知识，还能陶冶情操，提高读者的文学修养。在董纯才的科学小品文中，他善于借助拟人化的手法写作，比如他在写凤蝶在花间采蜜时，描述道

“好象（像）洒了香水的娇嫩的女孩子一样，花儿散放出迷醉碟的香气，凤蝶不禁得意忘形，在花上狂舞不息，最后投进了花的怀抱里。花拥抱它；它亲吻花……平时这吸管式的长嘴，卷作螺旋形，好象（像）盘香，收藏在头部下面。肚子饿了，凤蝶就来到花前，伸出吸管似的嘴，插进花的深处，吸食那果子露似的花蜜。^[19]113”

既把凤蝶采蜜的结构和过程描述得十分清楚，又形象生动，富有画面感，实现了科学与文艺的统一。此外，有时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他还特意制作插图，比如他在《动物漫话》中，为了解释蝉的发声和生长发育过程，特意在文字旁放了两张插图，并在图下注明各个器官的名称，不仅形象直观，而且通俗易懂，大大提升了科普作品的可读性。

图1 董纯才《动物漫话》中“蝉”的相关示意图^{[20]153、158}

董纯还提出，科普读物要达到文艺的目的，可以使用讲故事的方式传播科学知识。像典型的《凤蝶外传》《狡猾的狐狸》等作品，都是把生物知识嵌在一个个故事情节中，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当然，尽管整个故事是虚构的，其中的知识一定是准确科学的，文艺化的表达是科普传播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3.3 知识与思想相结合

董纯才认为，好的科普作品一定是兼顾知识和思想的。所谓“知识”，即科普作品要包含丰富的科学内容，它来源于书本和作者的生活实践两个方面。对于知识的要求，如前文所述，一是要正确，二是要与生产劳动相一致，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所谓“思想”，一方面，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来分析、解决问题，这是科普创作者的思想武器。如董纯才在1980年谈生物学的研究和科普教育时^[21]，通过回顾生物学的发展史，指出生物在农业、医学、工业、国防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为人类带来了很多益处，如促进粮食增收，疫苗防治传染病等。然而，如果科学被不当利用，就有可能导致负面影响，如细菌战、生态战等。人是自然的产物，也能改造自然。因此，科普创作不仅要传播基础科学知识，还应引导读者以全面、辩证的眼光看待自然，把握自然界的矛盾运动规律。必要时，还可以借助科学技术史的叙述，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总结其规律。另一方面，科普创作应当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作有中国特色的科普作品。基于此，董纯才提出，科普作品应书写我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成就，比如在治山、治水、治土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果。其次，科普作品还应用民族的形式写作，体现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4]63-64。在他看来，富有中国特色的科普作品，不仅可以普及科学知识，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爱国情感，使人们切实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升民族自豪感，进而为时代服务。

三、董纯才科普思想的启示

纵观董纯才的科普思想发展历程，可以从一个微观层面看到中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轨迹，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科普范式演化的底层逻辑，总结下来，董先生对于中国科普事业的贡献与启发主要有如下三点。

一是要培养专业科普人才，创作高质量科普作品。董纯才为了写出好的科普作品，前期往往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收集资料，学习新知识，甚至亲自去观察，收集一手资料。比如他在写《凤蝶外传》时，就在掌握了相关知识以后又亲自观察了一年，这往往不是一个业余作者所能够做到的^[18]162。而且，我国科普对象众多，科普的社会需求巨大，但高质量供给严重不足，要持续产出大量的优秀科普作品，更需要培养专业的科普人才。要使科普作品兼顾科学性、权威性和趣味性，科普人才不仅要有扎实的科学知识和技能，还要懂得写作，这样才能能够创作出受大众欢迎的作品。

二是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抓住重点人群，提高科普工作的针对性。过去，我国农民占社会构成的大部分，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普遍低下。董纯才便发挥群众力量，坚持“以民教民”的原则，向他们普及农业生产、卫生等方面的知识，让他们学以致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效仿董纯才的做法，首先，根据各省市的地方特色和需要，把科普和当地的生产生活结合起来，提供符合当地人们需求的科学知识，让科学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所用。其次，针对不同群体采取合适的科普方式。再次，抓住重点人群。董纯才把科普的重点对象放在广大青少年上，让他们从小就养成热爱科学的志趣。今天，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群体更应该成为科普的主要关注对象【23】，这个群体数量庞大，科学素质普遍不高，更容易轻信各种谣言和伪科学，进而导致伪科学言论的肆意传播，这也是将来科普工作的一项重难点。

三要实践与理论并重。董纯才一生致力于科普实践，翻译、创作的科普作品超过二百万字，同时，他还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科普的理论，发表了不少文章。晚年，董纯才鼓励科普研究，还曾为科普作家袁清林的《科普学引论》一书题词： “科普学是一门新兴科学。对它进行钻研很有必要。它的问世，必将有利于促进科普创作的繁荣。^[22]”在他看来，“科普学”是一门科学，且有利于科普创作。笔者认为，科普是一项社会活动，必然有着自己的规律和逻辑。首先，高质量的科普工作需要理论作为支撑。通过理论研究，搞清科学知识普及的原则、方式、规律以及评估的策略，进而形成一套科普理论体系，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科普活动，更有助于指导科普实践，提高科普工作效率。其次，科普理论需要实践的检验。科普的核心目标是让公众理解、接受并应用科学知识，因此，科普理论需要符合现实，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反馈，不断优化、调整，才能找到最优路径，进而提升科普效果。

尽管董纯才是上个世纪的科普人物，但他的科普思想与实践对当代的科普工作仍具有现实意义。在21世纪的高科技时代，社会结构与社会需求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科普范式的变革势在必行，否则我们将痛失科普的最好改革窗口期。科普不仅关乎全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更是国家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我国科普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亟需梳理科普历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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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董纯才. 要重视生物科学的教学和研究[J]. 生物学通报, 1980(1): 3-5.

[22]    袁清林. 科普学引论[M]. 北京: 学术期刊出版社, 1989.

[23]    李侠。科普不应忽略老年群体《光明日报》2016/12/23日A10科技版。

 【备注】董纯才（1905—1990），湖北省大冶县人，教育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最早提出宣传科学精神的科普理论家。董纯才于1928年进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就读，由生物学家秉志指导他研究生物学，为他以后从事科普工作打下了基础。1931年，追随陶行知先生开展“科学下嫁运动”。解放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教科所所长等职。【这段文字来自百度百科】

【博主跋】记得这篇小文章是年初时尹辉写的，我3月初修改完，现发在《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25（3）上，合作愉快！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5-6-25于南方临平涂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