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匹配”：让劳动力自由流向空缺职位

——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皮萨里德斯谈就业问题

9月16和17日，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皮萨里德斯教授应邀走进成电讲坛，分别在沙河校区和清水河校区做学术报告，对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的交互作用进行了精彩解读，从而对解决失业问题给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参考答案”。

皮萨里德斯现为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2010年他与彼得·戴蒙德、戴尔·莫滕森分享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由于他的经济学说为解决失业问题提供了新颖的思路。

新在何处？通常，解决失业之策，无非是增加岗位、减少新增人口、健全社会保障等，而皮萨里德斯则独具慧眼地“看”到，即便有充分的岗位，如果劳动力无法顺利“流”向岗位，达到“匹配”效果，也会产生“结构性”的失业。因此，针对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间交互作用的搜寻和匹配理论，其核心就是要分析劳动力流向工作岗位时遇到的“阻力”（或“摩擦力”），并进而主张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公共政策应减少劳动力流动的这种“阻力”。

（一）“供给-需求”模型为何捉襟见肘？

在经济学史上，历代学者对失业问题已做过诸多研究，并有过多次思想交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失业是由于人口以几何级数的过渡增长造成的；而马克思则指出，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是造成“技术驱逐劳动”并进而形成失业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认为，“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由此，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所主张的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法，就不是马克萨斯式的“控制人口”法，而是全面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与马克思不同，西方经济学在默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从“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分析框架中，做出了另外的解释。其实，马尔萨斯的人口过渡增长论，也可以视为“职位供给小于工作需求”的解释思路。其后的凯恩斯主义，在承认“非自愿失业”的基础上，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也主要是从“增加供给”的角度着手解决就业问题。如此等等。

皮萨里德斯教授的理论是有别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学说。但是，皮萨里德斯的分析模型，与传统的“总共计-总需求”框架十分不同。在传统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框架中，劳动力的需求体现雇主的选择，即在给定工资水平下招聘多少工人；劳动力的供给则体现工人的意愿，即在给定工资水平下愿意工作的人数；两者相等时就是市场中均衡的工资水平和就业人数。皮萨里德斯认为，“供给-需求”框架能够捕捉在多种冲击下的就业和工资运动方向，但它未能解释一些重要的问题。第一，它对经济周期冲击的量化分析很糟糕，不能解释为什么在经济周期中就业波动这么多而工资变化却很小；第二，它能够处理的冲击类型相当有限，例如，它不能解释结构性冲击；第三，它没有考虑到劳动力市场的体制结构，例如失业保险扮演的作用；第四，它不能解释失业率、为什么总是有一些失业、为什么失业会随着时间变化并且各个国家不同、为什么职位供给增加而失业率依然不减乃至不降反升。

他指出，“供给-需求”方法仅考虑就业的存量，也就是劳动力的总量，通常用“工作小时数”来衡量，而缺乏对劳动力各个组成部分的个性化分析。这种分析框架对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总量、对交易数量和单位价格等每个交易“单位”都是假定为“同质”的。而且，“供给-需求”均衡需要完全信息，但在现实中，劳动力市场的信息需求永远不能使市场达到传统的均衡。因此，一旦用它来解释充满异质性和其它“摩擦”因素的经济现实时，就会捉襟见肘，漏洞百出。

他强调说，现实中总有被我们称之为“摩擦”的种种障碍，如信息不完善、流动成本、不同品味、专业技能差异等减缓劳动力市场均衡调节的因素，阻碍了竞争性均衡的出现。也就是说，传统的解释框架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型。因此，必须抛弃“就业总量”的分析方法。有破有立。皮萨里德斯所“立”的就是“搜索-匹配”框架。他解释说，“搜索和匹配”提供了一个“框架”，它将失业作为关键变量，在小均衡模型的背景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其加以研究，从而可以解释大部分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二）“搜索-匹配”模型的核心内容

皮萨里德斯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以“恋爱”为例形象地说明“搜索-匹配”的就业过程。他说，找工作就像是找恋人，是一个“搜寻”的过程，“匹配”就意味着恋爱的成功，换句话说就是“劳动力”到达了“工作岗位”。而正如谈恋爱并非一帆风顺一样，劳动力的流动也是存在各种阻力的。而“阻力”的存在，就会使劳动力市场形成“缺乏灵活性”的结构，从而阻碍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

相对于“总量”分析，“搜寻-匹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拿单个的工作来说吧，当新的工作被“创建”时，工人就可能“失业”状态过渡到“就业”状态；当工作被“销毁”时，工人就从“就业”状态转为“失业”状态。因此，“搜寻-匹配”方法也被称为“劳动力市场的流量方法”。皮萨里德斯认为，通过研究“流量”，比直接研究“存量”（即“总量”），能更好地了解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配，并且从中获取有关“存量”的信息。工作被“创建”和“销毁”这两者相等时给出的均衡就是皮萨里德斯所谓的“有摩擦的均衡”，又被称为贝弗里奇曲线（如图）：

正如曲线的走势那样，更多的职位空缺意味着更多的“匹配”，即让更多的工人从“失业”状态退出，失业量下降。贝弗里奇曲线给出了均衡点的组合，但并不是最终的市场平衡。为了找到经济最终在曲线上停住的点，就需要知道给定“失业”变量时职位空缺的均衡状态。引入“工作创建”量这条线性函数之后，就有了“均衡的失业和职位空缺”（如图）：

以上两个图可以预测很多重要的劳动力市场现象，如在考虑经济大衰退、缺乏灵活性和其它结构性问题和失业保险等政策的现实因素影响时，其解释力远远超过了传统模型。例如，在经济大衰退时，工作创建曲线顺时针转动，于是职位空缺减少、失业量上升。再如，在缺乏“灵活性”或存在“结构性问题”的劳动力市场【说明：缺乏灵活性或者结构性问题通常指的是相似的事情。一个可以快速匹配的工人和就业劳动力市场是“灵活”的，也可以说，它不患结构性问题。如果一个劳动力市场受到冲击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回归均衡，那么该市场被认为是患有结构性问题或是“不灵活”的】，工作创建曲线顺时钟转动，贝弗里奇曲线向外侧移动，因为更少的匹配产生；失业量增加时，职位空缺量变化不大。这是因为，在一个不太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招聘工人是比较昂贵的，例如，有更多的行政负担或需要更长的时间让工人回应招聘广告。这就意味着，对劳动力的需求（新增职位空缺）减少，新增职位空缺曲线处于较低的位置。在一个不太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匹配的速度较慢，在给定职位空缺和失业数量下，较少的匹配会产生，这种情况从图中表现为贝弗里奇曲线的位置进一步远离原点（如图）：

同样，在失业保险更加慷慨时也会出现“不灵活”市场中的类似情况。这是因为工资（失业保险）上涨时，工作创建曲线顺时针转动；而失业保险导致工人找工作的动力减少，因此贝弗里奇曲线外移。于是，失业率增加，但是职位空缺变化却不大。所以在考虑现实因素下，借助贝弗里奇曲线模拟出的经济函数图像可以较为准确地描述与预测劳动力市场流量走势，从而找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当下失业问题的方法。

（三）评价不同体制的判断标准

在对“搜寻-匹配”方法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摩擦”如何引起失业以及如何达到均衡，但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局，因为带有摩擦的劳动力市场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因此，政府必然会出台一些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和制度。而各国的政策制度良莠不齐、效果不一。那么，如何对不同机构和不同体制运行的效果进行测评判断呢？皮萨里德斯的答案就是：贝弗里奇曲线。

拥有良好政策和制度的经济体的贝弗里奇曲线更靠近原点，这就意味着在给定的职位空缺量下，失业率较低；它会有很陡峭的曲线，在经济衰退时不会向外移动；在经济复苏时，它会迅速提升曲线。而在不灵活的经济体或不好的政策条件下，当经济复苏时，职位空缺增加，但失业率响应的速度却比一般的慢。而且，不灵活的经济体也存在适应能力较差的可能，出现失业后不能胜任新的工作机会等结构性问题，从而导致长期失业。而长期失业会进一步挫伤工人找工作的积极性，使他们逐渐忘记了自己的技能，当工作机会来临时无法胜任。所以，政府需要专门制定针对长期失业的工人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例如像北欧国家那样的补贴工作、培训等一系列解决措施来促进就业匹配，避免让工人陷入长期失业的漩涡。

为了解释测评就业政策的好坏，皮萨里德斯在报告中，对2008年到2009年大衰退中的美国、英国和德国等三个主要的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分析：

英国在经济衰退时（2008年-2009年），经济的反应是一个运行良好的经济收到衰退冲击时应有的表现。但是，在经济恢复时，却出现了工作职位有一些增加但失业数量的反应不大的现象。不过，即便如此，也要比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状况好得多。英国在80年代经历衰退后恢复时，就业机会复苏，但失业人数不降反升——皮萨利德斯说，这种反应非常糟糕，它说明英国当时的糟糕制度没有让经济适应新的条件，导致不匹配增多，长期失业。皮萨里德斯认为，英国2008年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好于80年代，主要得益于“撒切尔夫人-布莱尔”的改革，包括公共部门就业转移到私营部门就业，降低工会力量对就业和工资的控制，减少失业救济金的方法、把更多的重点放在通过降低税收来激励市场方面，通过使英格兰银行独立运作降低了通胀预期，允许移民以舒缓劳动力瓶颈等。

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的衰退以及恢复期间，经济体对冲击的反应都非常灵活。1982年后，劳动力市场迅速恢复，职位空缺增加，失业率明显下降。但是，美国在2008-2009年的衰退和恢复中表现不佳，衰退时的劳动力市场反应灵活，但之后的复苏则显得不太灵活，职位空缺上升，但失业率并没有下降。之所以如此，皮萨里德斯分析认为，是因为复苏中的结构性变化。在美国传统的反应劳动力的流动性，但在2008年，由于房屋所有权和房屋市场低迷，导致流动性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失业救济金的延长，导致了更多不利因素；金融危机也使企业对培训费用持谨慎态度，因此导致待业工人的技能与岗位要求不匹配，从而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

德国的情况是，在2005年之前，不像英国在80年代那么糟糕，但还不够好——贝弗里奇曲线离原点太远。2006年之后的大改进，使得职位空缺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失业率大幅下降。为什么德国的就业量下滑得少？皮萨里德斯认为，一是因为产业结构：德国对金融业依赖较小，亚洲对德国出口的需求持续上涨，它构成了一个有利的因素，但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在衰退期间英国、美国、德国的GDP下降是相似的；至关重要的是：德国的工资补贴和其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这个政策涵盖了以下三大内容：第一，制定了更严格的失业补偿标准；第二，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包括对工人的短期或长期的就业培训，提供对创业者尤其是针对失业者的创业补贴，以及在公共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计划；第三，以失业和弱势群体为重心量身定制的、有针对性的工资补贴。总之，德国的政策好是因为它会考虑增加的结构性失业，即使是在减少工作时间和收入的情况下也可以让人们保有工作。

通过这一系列的比较，皮萨里德斯认为，如果劳动力市场是自由的，并且取消对企业的过度管制，这个市场就会运行得更好；无条件的失业补偿金应该不超过一年；有针对性的工资补贴或其他针对长期失业的“积极”支持，可以协助工作过渡以及抵消削减失业补偿对收入的负面影响；政府需要将重心转移到私人部门的生产，而不是大型公共部门的企业。

现场提问：

问：毕业生有的会去政府部门，有的会去企业。那么，如何让毕业生们认识到，去政府部门工作也就是为企业工作呢？
    答：无论是去政府部门，还是去企业，其实都应该遵循市场的基本准则。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服务部门，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在政府当公务员，也就是为企业服务。当然，政府还是应该鼓励青年毕业生积极创业，当然，这也跟地方文化有关系，需要一定的时间。刚才我们提到，在西班牙，青年人普遍感觉在政府工作要比在企业工作好，这一点是我们应该避免的。
    问：在全球经济大衰退中，多国的房地产都收到很大的冲击。但是，在中国，为什么房地产没有受到影响？
    答：我们首先应该明白，引起衰退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比如，在美国，房地产出现问题是由于银行的不良业务。而在中国，则不存在像美国那样的坏账问题，因此，中国的房地产状况要好一些。
    问：中国政府已经完善了社会保障法令，这会不会增加用工成本，并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竞争力？您如何看待这个矛盾？
    答：社会保障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项必要措施。但是，作为政府，首先要提供一种确保劳动力市场弹性的框架，为就业人员和雇主都提供保障。例如，对劳动者提供最低工资保障。当然，最低工资不一定只会降低企业的竞争力，相反，它可能会减少消极怠工现象，激励工人更加积极地投入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从美国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
    问：如果鼓励提前退休，把工作岗位留给年轻人，是不是更好？
    答：我个人认为，在老年人延迟退休和年轻人就业之间，是没有相关关系的。刚才你的提问，其实隐含着一个前提，即社会的总体就业岗位是固定的、有限的，因此老人必须把就业岗位腾出来让给年轻人。但事实上，我们可以同时为老年人和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这两者并不矛盾。这一点，我们从法国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到。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是愿意继续工作的。
    问：我们知道，明年财富论坛将在成都举行。很多人，房价将会因此上涨。您认为呢？
    答：房价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很多经济学人都说，你最好不要碰房价问题。很抱歉，我确实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且，我也不愿意做这方面的建议。
    问：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会释放出大量的劳动者，尤其是在劳动密集行业的升级过程中。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机器取代人工，这是全世界的一个发展趋势；很多工作岗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进行结构性转变，也是大势所趋。以技术为先导的企业，当然会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提高技术水平，这也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并进而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当然，有的行业，例如艺术、健康医疗、教育等，并不会因为技术的提升带来就业岗位的大幅变化。我个人认为，技术进步是一个好事情。
    问：我的问题是，劳动力市场跟社会保障的关系问题？
    答：社会保障对社会的稳定十分必要，但这是对政府的要求，而不是对企业的要求。我们既要督促政府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也要确保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认为，最好的社会保障应该是基于家庭而不是基于个人的。在这方面，南欧做得非常不错。其中，瑞士是最为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