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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照片由博主父亲拍摄于外地别的地方]
大学教师写科研论文,写报刊文章,做教学报告,讨论的大多是理想化的世界、纯粹的世界、抽象的世界。
但实际上,人面对的世界是复杂的,矛盾是多多的。电影《奥本海默》说的就是美国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在造出原子弹之后的人生转折,即他在非理想世界中的遭遇。汤姆汉克斯主演的《萨利机长》也是这样,讲出了美国一位机长把出现严重故障的飞机迫降在哈德逊河上,挽救了155条生命,却被调查的故事。
大学教师在象牙塔里被尊敬,做讲座时被仰视,在报刊发文,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到了社会上,又有谁认识你?谁在乎你?行走在社会上,面对的是另一种体系,另一种逻辑。有时,会有一种“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无奈。
周末,冯教授(化姓)带着家人去浦东郊区走路。那是一个略显得闭塞的村子。走在一条水泥路,右手有一条平行的主路,两条路距离大约百米。垂直于两条平行路的,是一条水泥小路,路上有个老妇和一条狗。冯教授在眼前的水泥路上行走,作出拐向垂直路的体态。那个老妇大声喝止,说是这条路是他家的。冯教授不准备纠缠,准备继续走路,那老妇还在大声解释把他“赶走”的原因,说他是带棍子的,想干什么;说他哪里来的,是这个村子的吗。周围的人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冯教授全家,冯教授的孩子都哭了,说被歧视了。
在上海,人际交往有一个“潜规则”:你用语言劝阻我做什么事(比如不让我走这条路),我服从(无论谁对谁错,无论认怂,还是出于息事宁人)了,那么就请你别说了。而你一个劲地说别人,进行道德评判,那有可能把别人惹毛。很多街头、地铁里的纠纷就是这样发生的。
冯教授想起来,前一阵他和同事们到上海奉贤区的一个镇联系大学生考察实践路线。工作人员带着他们一组人走上田间地头,还看了科创企业,看了展览馆和暖棚以及新建的书院,一切是那么的美好。冯教授高兴地拍了很多张照片。但是,那只是在理想的情况下(有工作人员陪同,去选定的点位)看到的东西。
但问题是,社会真的不是理想化的。行走在郊区的村子,他会看到村子里的人的不解的目光。发生矛盾后,村子里的人说:你是上海人吗?你在这里租房子吗?你不是这个村的,你来干什么?你带着棍子来干什么?(注:所谓棍子,是到外地旅游时买的用细的树枝做的登山棒,爬坡时特别好用,而且也能防身,即防止野狗和蛇的攻击。)前一阵,有家人家的香肠被偷了。甚至还会说:你脑子有病。
这其实说明一个现象:大学是“象牙塔”,里面有内部运行和流通的“逻辑”。在大学内部,讨论的是非常存粹的东西,比如讲授知识、科学研究、院系管理、立德树人、评奖评优。大学教授也喜欢用学术语言讨论自己专业的知识。大学内部虽然也有矛盾冲突,但是大家采用的是知识分子的语言。而且,在冯教授所在的大学,哪怕冯教授是上海人,他也从来不说上海话,以免使外地来的师生有一种差别感。普通话,成了大学通行的语言。
而社会体系作为“象牙塔”的“环境”,遵循的是另外一套“逻辑”。有时候,这种逻辑非常奇怪:没有养狗证、不栓绳,狗跑在路上;你不是咱们村的,你来干什么;你站在马路上,不能拍我家房子照片;你去报警好了,我在派出所有人的;随便你去反映给谁,我都不怕;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小偷。你给村民看工作证,村民说自己不识字。而假设你表明身份,有可能各种糟糕的语言就投了过来,说你读书读到狗肚子里了。
可以说,待在“象牙塔”里的人习惯于自己体系里的一套“逻辑”;而一旦走上社会,会面对另外一套“逻辑”。这两种逻辑是完全不同的。这使得处于象牙塔里面“尊敬的教授”有一种巨大的反差感,一种有点想成为鲁迅去撰文抨击,却又说不出什么话的无力感。
不但在农村有这样的逻辑,就算在城市的小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比如,冯教授一心忙着自己的工作,对自己小区的事情不大挂心。他不参选业主委员会委员,也对“物业费用于维修什么”之类的问题不关心。在他心中,他只要交足物业费就行了。然而,小区有种种矛盾。比如:有一个物业人员建立了一个小区的微信群,有居民提出是不是在侧面开一个铁门,方便进出;马上有别人的反对。吵来吵去,大家不敢实名,也不敢继续表达意见,这个群也解散了,后来这个物业人员也离职了。再比如,小区里的树需要修剪,但修剪过后,有些居民认为过度修剪了,剪成什么样了。还质疑物业用款,最后,业主委员会都被罢免了。
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冯教授明白了——一些工作案例、专题报道里说的各个镇、各个村的做法,都是抽象的、概括的,很难涉及具体的纠纷和事情。但事实上,村子里各种事情(无论是偷窃还是发生邻里纠纷)都是很多的。在城市的小区,也会产生关于绿化、停车、倒垃圾、开边门、巡逻、公共空间、投喂野猫的矛盾。对“社会治理”四个字的理解不能停留在眼睛看到,而要真的体会到、体验到。社会基层组织的治理者要面对错综复杂的民情。
以后如果有机会给大学生上思政大课或者有机会给大学生们讲讲,冯教授一定会把这些亲身的体会说出来。
社会在发展,高楼在一刻不停地立起来。但是,很多人的素质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一些工作案例、专题报道里说的各个镇、各个村的做法,但实际上,社会有很多“毛细血管”,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大学毕竟是“象牙塔”,但社会更复杂。
当然,冯教授也见过社会的基层治理者。在2022年上海疫情期间,他们周围的小区全部封闭。在学校值班50多天后,有一天晚上他被批准回家(别的同事来接替他值班)。他拖着行李走在空无一人的大路上,看到一个骑电瓶车的女性在朝前开。到小区门口,他看到在岗位盘查的人正是刚才骑电瓶车的人。这是居委书记,同时管着几个小区。
这次在村子和农妇发生争执后,他从电子地图上找到村委的电话号码。他周末拨打电话,居然还有人接听。他没有说自己是大学教授,只是说自己是市民,来反映情况。对方非常客气,感谢冯提供信息,表示会派人去看一下,还加了冯的微信。后来才知道是村支书。
冯教授回想起自己在这个村子看到的情况:有一片原始的树林,但是朝树林的尽头看去,隐约可以看到停着的集卡,或许附近有工业园区或者堆场。这也许有隐喻意味:城市在发展,农村越来越小,有很多村民搬到了拆迁安置房。但是,无论是乡村治理、社区治理,还是提升人们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都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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