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由本人父亲拍摄]

近日，我接受了《中国科学报》采访。相关访谈文章（也包括别的几位教师的访谈）发在了10月24日《中国科学报》。由于篇幅限制，以下5段访谈，用了2、3、5。

这是记者提出的问题，相关讨论还在延烧。见今天在劳动报网上发的文章。

以下，我完整呈现自己的观点。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我先把编辑的编者按加上。

教辅人员、工勤人员和行政人员不能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近日，一些高校在认定该校教师资格工作通知中的一句话，引发媒体关注。

事实上，早在本世纪初，广东、北京等地一些高校就已出台过相关规定，但为何今天再度成为高教界的热点？行政岗不能转教师，在高校行政化问题仍未彻底解决的当下，该举措透露出哪些风向，对我国高校管理又将带来哪些影响？

1、行政人员不能转教师岗，此前已有一些高校做了“试水”，但今年却又引发了相当强烈的舆论反响，您认为原因何在？在您看来，出台这一规定的背景是什么？

马臻：行政人员不能转教师岗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很多大学的教师岗编制已接近饱和，剩下的编制需要给新进人员，特别是那些拥有学术头衔、有发展潜力的引进人才。

另一方面，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行政人员可能不适合从事教学和科研，除非他们本来就具有博士学位。即便有些行政人员有博士学位，他们在行政岗工作久了，脱离了教学科研第一线，这时候再转岗做教师，也很难再把教学和科研捡起来。当然，特例也是有的，比如行政人员转做思想政治课、教育管理学的教师。

还有一些博士没有直接当成教师，想先走行政岗再转岗。这就形成了矛盾。为了让不同职能的人员“各司其职”，于是出台了这一规定。

引发了舆论反响的首要原因在于“期望值”。如今，进高校任教很难，而研究生招生规模又大。很多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想在毕业后进高校任教。直接当教师自然是更好。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那就先走行政岗或者技术岗途径进高校，然后再转岗。当期望值较高而现实情况满足不了自己的期望，舆论反响就会出来了。

此外，还在于很多人遵循“考证书”的文化或习惯。在高校，研究生想着考各种各样的证书。在这种氛围中，一旦听说高校行政岗不能考教师资格证了，就会有一种不适应。其实，事情并不是想象中那么严重。

网上对这个事情有点“大惊小怪”。一则，行政岗转教师岗历来都很少见。二则，并非把行政人员的教师路完全断了。如果行政人员真的想当教师，也可以试着应聘其他高校教师职位，申请教师资格证。当然，准备应聘的研究生也可以“用脚投票”，选择那些允许行政人员申领教师资格证的高校。

2、行政岗是高校运行的“润滑剂”。但长期以来，高校行政化乃至过度行政化问题备受诟病。在您看来，就高校内部而言，行政化问题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如果行政岗不能转教师岗的政策大面积铺开，是否会有助于扭转过度行政化现象，解决“学而优则仕”问题？

马臻：这至少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一方面，一些人对“高校行政化”有抱怨，高校官僚主义、官本位思想或多或少构成了一些困扰。但另一方面，高校行政管理是必须的，是维持高校和院系高效运转的前提，不要指望仅仅依靠大学教师就能实现高效治校，也不能在大学里一遇到困难就把它归咎于高校行政化。

如果行政岗不能转教师岗的政策大面积铺开，是否会有助于扭转过度行政化现象，解决“学而优则仕”问题？我认为不会。行政人员还是做行政工作，如果他们的工作作风没有改进、工作能力没有提升，怎么会有助于扭转过度行政化现象？而且，行政人员转教师的概率原本就低，即便这种概率降低为零，最终结果和原先的情况又会有多大区别？

3、高校是学术化组织，也是精研高深学问的机构，而现行的高校管理体制在培养学术共同体自主管理、自我负责的专业精神方面还存在哪些待改善的空间？行政人员不能转教师岗，是否会使得未来高校管理层更多来自教师岗位，并有助于加强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马臻：现有的高校管理体制主要是不能充分激发院系自主办学的积极性。也就是说，规定动作多，院系自选动作少。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院系做规定动作，也是一种作为；如果没有上面要求的规定动作，院系可能会不作为或乱作为。另一方面，规定动作太多，容易忽略院系之间的差异性，也会增加院系负担，并使得院系形成“上面布置任务才做”的习惯。所以，当务之急是激发院系自主办学的活力或者说主观能动性。

行政人员不能转教师岗，是否会使得未来高校管理层更多来自教师岗位，并有助于加强学术共同体的建设？要考虑原先行政人员转教师岗的概率就很小，哪怕拿到了教师资格证，不代表院系就会聘用他当教师，因此这一因素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至于未来高校管理层是否会有更多来自教师岗位，这由高校和教育部来决定，目前无法判断。

对这个问题，不宜过多解读。因为我们首先要明确转岗的成功率，其次要定义何为“更多”来自教师岗位，多到什么程度才能算“更多”，多到什么程度才能构成影响。我的观点很实际：该怎样就怎样，能怎样就怎样，现在人们不要“杞人忧天”。

4、近年来，高校教师的聘用制改革一直在持续进行。特别是高校行政岗取消事业编、实行聘用制的举措也酝酿良久。在您看来，这对行政岗人员的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其职业空间应如何拓展？高校行政服务未来又会走向何方？

马臻：取消事业编、实行聘用制，如果全国高校都步调一致地行动，应聘者或已入职的人员“要么接受，要么离开”，反正大家都一样。目前，高校行政人员并不是人人都有编制，这就使得没有编制的人员想要编制，毕竟这与自己的身份、子女读书相关。没有编制的行政人员想要编制，或是努力工作，等待编制腾出来，或是想着换工作。

行政人员的职业空间应如何拓展？期望职业空间得以拓展只是一个方面。他们可以在职务和职称上取得晋升，可以调动工作部门或者轮岗，也可以借调到外单位或者换工作，比如去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或企业工作。另一方面，要在工作岗位上锻炼工作能力并积累人脉。需要先做出成绩，再得到拓展，而不能只想到拓展却不锻炼能力。

5、放眼全球，国外高校在行政管理方面有哪些和我国高校不同的地方，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

马臻：行政人员要做两类区分。一类是基层行政人员，如教学秘书、研究生秘书、系办工作人员等。还有一类是学院或部门管理人员，如教授担任院系的处级干部或研究生院的副院长。这在国内外高校都是一样。

我从前在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化学系读博士时，系里的教师数和国内头部高校化学系的教师相比，人数少得多，行政人员也少得多，运行更高效。而国内高校各种“规定动作”、填表格、写文书、开会更多。一方面，各种杂事增加了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国内高校有自身发展的需求，需要应对各种评估。

我们未必需要拿国外大学的任何做法作为标杆，要有一定的自信。要说国外高校在管理方面有什么值得借鉴吸收之处，我认为是如何界定各方（校方、学院、系、课题组）的权责，精简办事流程，高效完成工作，而不是陷入繁文缛节。另外，要充分发挥院系各个委员会，比如招聘委员会、晋升职称委员会、招生委员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