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不端,魔高几许?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不断蹿升,而“明德”的底线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挑战。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研究生数量超过153.8万人,本专科学生数量达到2231.8万人,分别是10年前的5倍和4倍。
然而,高学历并不等于高自律。近年来,抄袭、剽窃、造假、重复发表等各种现象在学术界肆意横行,学术不端的魔魇不断侵蚀着学界的净土。
领导教授剽窃成风
2011年7月,《科学时报》收到一封匿名举报邮件称,湖南农业大学教授、食品科技学院院长李宗军2005年6月发表在《微生物学报》中的一篇文章,涉嫌抄袭美国微生物协会旗下学术期刊《应用与环境微生物学》2002年12月的一篇文章。
经过对比,记者发现李文与外文文章在结构、观点、数据以及结论方面如出一辙。
而李宗军称,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事先并不知情。该文章是他在博士后期间聘用的一名助手所提供的中文研究报告。他本人仅存在监管不力、擅自发表助手文章的问题。
同时,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李宗军的另外两篇文章存在一稿多投的问题。
事后,《微生物学报》声明,撤消该论文纸质版和网页的全部内容,今后永不接收李宗军的任何投稿。
近年来,我国高校教师队伍中学术不端事件早已不胜枚举,李宗军事件只是其一。
2009年6月,广州中医药大学两名女教师赖文和吴丽丽写信给中国青年报,举报该校校长徐志伟的博士论文系属抄袭自己的博士生敖海清的学位论文,雷同文字数高达40%以上。2011年被广州省委免去在校一切职务。
同年6月,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及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杨伦在核心期刊《哲学研究》上发表的文章《何谓理论?》被指抄袭云南大学讲师王凌云多年前的一篇讲稿《什么是理论?》,两文雷同率达到80%。
同年5月, 暨南大学研究生部副主任、教授、博导邱丹阳的博士论文《中菲南沙争端的历史与法理研究》被指为全盘抄袭自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张良福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与邻国海洋划界争端问题》。
同年4月,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陈湛匀被发现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及其跨国投资战略》的过程中,有两篇论文存在抄袭。
同年3月,浙江大学原药学院副教授贺海波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系列学术论文,因涉嫌数据造假、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而被撤销。这些论文的作者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及其课题组的主要成员。
此后,贺海波被开除出教师队伍,贺所在的中药药理研究室主任吴理茂被解聘,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任期届满,不再续聘。
2006年5月,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从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买了10片芯片,把商标用砂纸打磨掉,然后印上中国汉芯的字样,声称是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成功研制出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低功耗芯片,骗得6000余万元的科研经费……
审稿人监守自盗
当社会还没有从高校领导和教授的学术不端中回过神来的时候,2011年6月,《科学时报》(现更名《中国科学报》)的一则报道又引起轩然大波。
这是一起颇显离奇的论文剽窃案,涉嫌剽窃者为燕山大学信息学院通信与电子工程系教授付炜,所涉及的两篇文章均与其审稿人身份有关。
付炜在担任《电子学报》审稿人期间,先后以“建议本文修改后重申”为由,把两篇文章——《数据同化框架下基于遗传粒子群的多源图像融合》和《多源遥感图像融合的数据同化算法》退还给投稿人。随后却对原作者的论文略加改动,冠上新题目,安上自己的姓名,分别转投《自动化学报》与《计算机研究与发展》两个刊物。
而在调查中,付炜对于涉嫌剽窃一事却坚称不知情。
对于以上第一篇剽窃未遂的文章,他起初解释为,请来帮忙审稿的学生发现该文章与学生本人的硕士论文雷同,就把稿子退回去了。此后,又改称是网上某位未曾谋面的研究生请他修改文章并予以挂名权。
而对于第二篇造成事实剽窃的文章,他的解释更加含混其词。他表示“也许有学生冒名”。但对于为何“冒名”的学生不署名,反而署了该校两位教师的名字,他反复重复着“不好说、不知道”。
在两起剽窃案之外,2007年,付炜发表在《电子科学学刊》(英文版) 第24卷第2期和《计算机科学技术学报》(英文版)第22卷第3期的两篇文章涉嫌抄袭。
同时,该事件不仅涉嫌剽窃,还暴露出学术界“吃白食”的现象。多位未参与任何写作的学生、教师也被挂名,坐享“免费午餐”。
在付炜投往《计算机研究与发展》、《电子科学学刊》(英文版)的文章里,燕山大学副校长邢广忠的名字赫然在列。而邢的专业方向是材料学,和付发表论文的领域并无任何关联。
同时,两位二年级研究生高某、白某,青年教师裴某、廖某的名字也在其中。
学术环境的“沦陷”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大量学术不端现象在摧毁着学术尊严的同时,也在瓦解着以往学界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形象。
当前,很多教授被叫做“叫兽”、专家变成了“砖家”,这些词汇不难判断我国学术环境的恶化。
尽管很多学校对学术不端实行零容忍办法,但仍有很多“名师”顶风做浪,甘冒风险。而在事件被查证之后,他们又摆出一副“我不知道”“我也是受害者”的嘴脸。
由于很多学术不端的行为涉及到一些学术界的“名流”或职务较高的领导,致使有些知情者的检举之路面临重重困难。
在徐志伟事件中,赖文和吴丽丽两位教师的检举之路可谓举步维艰。将近两年里,由于举报没有被受理,她们在校内成了怪物,人人之唯恐不及。
同时,有些被剽窃人在事发之后,担心惹祸上身,甘愿忍气吞声。在“付炜事件”中,被剽窃者的态度并不是非常积极。对于付炜拒不承认剽窃,他们显得很是气愤;但对于进一步评价、或者描述此事的细节,这些年轻的科学工作者马上变得颇为谨慎。
被剽窃者吃哑巴亏的案例并不少见,而讳莫如深的“民不举”,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剽窃者的肆无忌惮。
诚信是学者应该恪守的基本原则,是整个学术界的信誉和秩序之基。诚然,学术不端脱离不开当前高等教育制度和学术管理的外部环境,但学者自律何在?在同样的学术与教育环境面前,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原写于2012年3月)
相关专题:学术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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