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读书无用论”的出现，应该是在文革之中。虽然在文革之前已经有了点苗头，但是还不是很明显。文革中，学校被迫停课，还不是因为“读书无用论”引起的，是因为所谓形势所迫。后来之所以有“读书无用论”，主要是因为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到处挨批。那时是知识分子最倒霉的时候。所谓“臭老九”者，是在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第九个革命对象。严格地说，虽然无论是从中央文件或者是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都没有明确说过，要把知识分子当成革命对象，但是在当时的现实中，知识分子就成了臭老九。所谓“读书无用”，也许也会在某些知识分子中产生共鸣，认为，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最终却如此倒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与其知道有这样的后果，当初不如不去读那么多书，上那么多年的学。但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一定认同读书无用论。

“读书无用论”所真正影响的是那些家里有着学龄孩子的家长们，以及某些刚刚到达红卫兵年龄的半大小子们。家长看到知识分子受到如此对待，对自己的孩子还要不要上学，还要不要读书，产生了很大的犹豫。其实，在那个年代，你纵然没有犹豫，也没地方让孩子正经读书上学。至少在这些家长心里，读书已经不是孩子的首选了。城里人家长或者希望他们的孩子尽早找个能挣钱的工作，农村人的家长希望他们的孩子尽早下地干活挣工分。有些门路的家长则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参军。再有一些有着更多门路的家长则希望他们的孩子能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本来有些人们并不那么渴望上学，但是他们却要千方百计地要让自己的孩子挤进大学。当然，这对于大学是不是学习读书的场所已经不那么重要的，大学已经成为改变命运，飞黄腾达的一个跳板。除了极个别的人，是为了读书学习。大多数工农兵学员还是更熟悉所谓阶级斗争这门课，对于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并没有多大的兴趣。除了极少数工农兵学员之外，大多数工农兵学员上了三年大学，基本一无所获。

恢复高考之后，读书无用论已经没有市场了，已经销声匿迹了。但是其实在有些人的内心深处，参加高考上大学，并不是真要去读书学习，而同样是因为这新一代的大学生们，又会有新的飞黄腾达的机会了。应试教育也应该是从这个时候萌芽的吧。我一直就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去参加什么高考的辅导班，为什么要去找那些会押题的老师，其实，这都是应试的思想在作祟，与读书无关。

市场经济兴起后，边远地区农村的经济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一些孩子被迫辍学。他们的家长也会认为，与其花费钱财让孩子读书，这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倒不如让他们辍学打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这应该算是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了吧。其实，那些农民们并不真的认为读书无用，只是他们看到读书的负担太重，他们承担不起，是一种无奈的放弃。他们当然清楚，孩子如果能好好读书，将来能上大学，肯定对改变家庭的命运有所帮助。但是他们的经济状况，让这的梦想几乎难以实现，所以只好先让孩子离开学校，先来解决家庭当前经济困难的急了。

最近的“读书无用论”源自于大学生不好找工作。花了那么多时间，花了那么多钱，却找不能能让自己过上好日子的工作。对于这样的现象，家长难以接受，学生也难以接受。所以这一轮的“读书无用论”还真不好解决。当然，这与家长与学生们最初的期望值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且原来设想的改变命运的初衷受到巨大的打击，也实在让人无奈。

因为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种情况不大容易改变。因为没人能够完全清楚，市场到底需要什么，一切都是试着步地来。前几年计算机人才需要量大，谁都办计算机专业，一下子就冒了，现在，除了几所著名的大学之外，其他学校的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几乎没有人想要。前几年，金融专业找工作比较容易，而且收入又高，于是一股脑儿地都上金融专业。现在金融危机来了，这个专业又要瞎菜了。

所以，所谓“读书无用论”，主要是人们的心思并没有放在读书这件事本身上，而是放在其它相关的事情上，这才致使读书无用的说法有点甚嚣尘上。当然，人人都希望通过读书上学来改变自身的命运，这很正常。但是在今天不能完全由自己掌控命运的情况下，指望读书上学能立马改变命运，确实与现实有点距离。

但是，真的能踏实下心来读书，而且能学会把学到的理论能与实际相结合，最终是会有用的，也是能够改变自身命运的。这可能需要时间，可能需要机遇，更需要自身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