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伯乐”话题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常常看到有些人羡慕那些被伯乐提携的青年才俊快乐成长的故事。我也一样，在数十年的学术成长过程中总是希望能够得到某些伯乐赏识，让学术之路稍微顺畅一点。有人告诉我，一位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老教授，对前来看望他的得意门生，属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中年学者说，如果我是权威，你的学术路会走的更顺畅点。这位老教授说出了当下我国青年学者成长的无奈现实，即得到伯乐提携与独立成长学者之间生存状况的巨大差异。其实尽管我的学术之路走的不是那么顺畅，然而数十年来我还是不同程度享受了校内外诸多专家学者的关心与厚爱。我在一些文章中深切表达了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感恩学术路上多位前辈师长，2018年8月10日》，《回忆30年前得到一位老科学家的帮助，2018年2月19日》，《勿忘老一辈科学家，中国科学报，2019年2月18日》，《怀念我的前辈师长谭承泽先生，2020年5月18日》，《回忆我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Hansen教授科研合作，2012年9月7日》，《回忆我与香港大学教授的交往纪实，2012年12月30日》等。

我们常说学术界的伯乐通常是指拥有某些特定权力且品德高尚学问精深的人，他们拥有建议或决定“人才荣誉称号”（包括职称）及相关科技资源分配的权力。尤其那些业内影响大的伯乐人士，他们往往还会以自己在业内的专业水平影响一批人，其话语权和决策权不可小觑。在我的理念里，伯乐简单可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研究生导师，这是最普遍的庞大的伯乐群体。导师依据他们的判断关照提携勤奋努力且成果突出的学生属于最常见的“伯乐”现象《我谈牛导师，2013年1月5日》，《名师出高徒，2021年9月8日》。另一类属于同事同行关系，这类伯乐与提携人才关系比较复杂。在我国学术界伯乐具有特殊意义，除了每个单位常规的职称评审外，我们从国家级到省市级设立了许多荣誉称号，俗称“帽子”。为此，伯乐们往往在分配帽子过程中通过他们的决策而体现权力和品德。

上述主要谈到国内成长的人才与伯乐关系，对于我们一些海归学者情况会有所不同。因为，那些长期在海外学习工作的海归学者一方面受到海外一些比较纯粹科学家的教育和影响，其次他们在国内基本没有很深的“学术根基”，他们不太熟悉国内专业领域大牛，即伯乐。即使有些人在国内完成本科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如果离开导师团队多年后，关系也会逐渐疏远。因此，在国外开会偶尔碰到国内同行中的牛人也主要寒暄而已，有的名气较大的同行对一些海外青年学者往往不屑一顾。因为，他们往往已经拥有国内自己的学术圈子，他们要全力筑牢圈子的“围墙”，维护自己圈子人的利益，这类学者不能称为德智配位的伯乐。当然，牛人们的情况千差万别，他们对待青年海归学者态度也不尽相同，一些德行好的学术带头人依然会公正公平地支持和提携青年海龟学者，他们是目前我国大量引进海外学者的“伯乐”。

我见证了多位青年学者靠自己的真本事被国内外同行中的伯乐支持和提携，其中也有海龟学者。例如一位在海外完成系统研究生教育和工作多年的青年学者全职回国后通过一些学术会议的报告结识了一些领域内的伯乐。有一位伯乐通过科技文献和学术报告关注和支持这位海归青年学者，他俩原来素不相识。这位海龟青年学者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的报告还引起了国内多位拥有国家级荣誉称号学者的关注与赞赏，他与国内这些学者之间没有任何功利与世俗关系，属于纯粹的学术友谊。

因此，我认为，对于我们大多数青年学者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去“征服”伯乐。正如施一公教授告诫清华大学优秀的青年人说的那样：“不要花时间去拉关系，尽全力作研究，以实力取胜！其实，一个人的尊严、学术地位以及别人发自内心的尊敬，永远不可能靠拉关系获得，只能来源于自己真正的学术修养和贡献。”我在文章《做强自己是你唯一选择，中国科学报2015年9月7日第7版“学人”栏目》中说，“我自己长期深受国内外诸多牛人影响。我从心底里钦佩那些靠自己艰苦奋斗成长为牛人的学者，并将他们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

其实，伯乐与青年才俊之间属于相辅相成关系，伯乐提携与关照青年学者，青年学者也要尊重伯乐。近日一位老前辈给我讲述一个相关事例。一位现已功成名就的学者从年轻时就一直非常尊重他的老师（一位德高望重老海归），在国内外学术机构中他都力推老师出任这些机构的学术职位，在申请项目时也主动请老师负责。即使老师年事已高不太可能做具体研究，然而他总是对老师说，“老师您负总责，我们具体干活”，荣誉首先让老师分享。这种尊师风范让这位学者后来赢得了他的学生与国内外同行的赞誉，给他的科学事业带来良好的马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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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6日策划，5月22日完成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