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医学史

二十世七十年代起，中国历史上女性的生存状态就进入了西方社会学家，人类学者，尤其是女性主义者的视野，并成为他们热衷研究的对象。中国封建家庭是国家的微观表现形式，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反映了她们的社会地位。诸如媒妁婚姻，儿子特权，缠足，一夫多妻，以及性别隔离等都是历史上中国女性从属地位的典型表现。在这些人文学者的上述研究中，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对清代和民初“一妻多夫”现象的研究，视角独特，使人们对历史上中国女性“工具性”的社会角色印象深刻。作者通过对清代（乾隆，嘉庆和道光王朝）几百例法律案件，以及二份二十世记初关于“招夫养夫”的民事调查，证明了“一妻多夫”现象在当时的中国民间是相当普遍的。如果说“一夫多妻”下的妇女处于一种生理和心理的压抑和畸型的状态，那么“一妻多夫”状态下的妇女生活就更为悲惨。她们不但要扮演“生育工具”的角色，还要通过“招夫养夫”来承担的生活重担。［苏成捷：作为生存策略的清代一妻多夫现象  身体.心性.权力  P236黄东兰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实际上，在封建社会“一夫多妻”的现实环境下，“一妻多夫”就是它的必然补充物：富有男人占有了多个女子，造成的男女比例的失衡，只能由“一妻多夫”来平衡。因此，这二种看似绝然相反的现象，反映的却是同一个事实，即女性被极端工具化的悲惨命运。

最近出版的费侠莉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 960--1665》（甄橙 主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从中国医学史上对妇女疾病的认识及治疗实践，来揭示中国封建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态，不但为女性主义研究开出了一个新生面，而且也是对中国医学史研究方法的新尝试，令人惊喜。作者选择960—1665年，即宋，金，元，明这一时期作为叙事的时间段。作者认为，宋代“妇科作一门新型医学，与儿科一起从当时的非主流医学实践进入了医学的主流”，不但形成了完整的妇科理论，而且还产生了治疗妇科疾病的特殊方法（别方），并出现了专门从事妇科疾病治疗的“医疗者”。因此，妇科学从宋朝开讲是充分合理的。在叙事方法上，作者说“如果医学史是本书所遵循的一种研究路径，女性主义是历史的第二种路径的话，那么这二种路径则交汇于它们对身体的思考上。”文化建构一向被认为是研究身体历史的主要思路，费侠莉认为，中国医学史中，对女性身体的认识也是由当时的医学文化建构的。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虚拟化的，隐喻的“黄帝的身体”的概念模式。她将黄帝的身体依阴阳的不同表现而分为不同的等级，从单个个体来讲，可以分为“生育的身体”和“性别的身体”。在“生育的身体”中，血为阴，精为阳，在这里，“血”与“精”都是非具象的，泛指体内的能量。但在“性别的身体”中，“精”则具化为精液，为男性所特有；“血”则具化为月经，为女性所特有。但从整体上讲，黄帝的身体都是阴阳同体的，“每个人都保持着阴阳平衡”。

本书介绍了从宋朝到明未的700多年间，中国医学关于妇科疾病的理论及医疗实践的演变过程。宋朝妇科理论认为“女性以血为主”，妇科病主要是由于劳伤气血和感受风寒所致；在临证上主要重视经脉的功能，认为调节气血 使气血流畅，经脉通利是主要治疗方法。最著名的妇科疾病的治疗方剂是“四物汤”，这个完全以调节气血为主的方剂，被认为是治疗所有妇科疾病的通方。宋朝妇科疾病的理论（医学文化）和医疗实践，反映了那个时代对患有疾病的女性身体的认识和处理原则。

宋以后，金元医家对“女性以血为主”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其中李杲和朱丹溪的理论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他们强调脏腑在妇科病机上的作用，尤其注重脾胃和肝脏的作用。妇科病的机理己从宋代的风寒外邪转向了以情志为主的内因。这个医学文化上的转变带来了相应的治疗方法的变化。在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思想的影晌下，强调滋阴为妇科疾病的主要治疗方法，而对产后的调治，则认为所有的产后疾病都是阴阳双虚，在治疗上均以“大补气血为先”。从大文化的观点看，明初程朱理学兴起，男女受授不亲的思想造成男女隔离的社会风气，男性医生很难直接诊治女病人，如果再强调妇科病的特殊性，就会造成妇女治病的实际困难。这样就使对妇科病的特殊关照弱化。在实践上也更注重人体的共同特征，而不是性别的差异，强调“男女治法相同，阴阳同一，无根本差异”。同时尽量缩小“别方”的使用范围，认为“除姓娠和产后疾病外，男性和女性的杂病是相同的”。因此在妇科病的治疗上转向男女同治。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是一种完全由它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不管科学家怎么说，科学上的规则就是“怎样都行”。由于明朝“文化背景”发生了变化（理学的兴起），医学理论（文化）也随之改变。而医学文化的这种改变使中医学对生理和病理状态下的女性“身体”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从而在医疗实践中对妇女病的治疗原则和方式都发生变化，使之更适应当时的大文化的发展要求。但无论是宋代还是明代，妇科理论的目的性始终都是非常功利的，这就是“保护女性的生育和繁衍能力，去拯救家族的子嗣”。“保证在治疗生育，妊娠，产后等其它疾病时所用的方剂不会损害其正常功能”。在这种医学文化中，女性的身体就被建构成赤裸裸的生殖工具，其他的一切人性的正常欲求都被压抑，或放在次要地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学说提倡以自身修炼来追求自身身体的长生不老，它为中国文化贡献了房中术，采补术，炼丹术等养生方法。但中国道家的养生主要是针对男性，而且不以生育为主要目的。因此本书第六章，“养生：明代生殖和长寿的身体观”，似乎与本书的整体内容不协调。此外本书的叙事风格跳跃，内容比较繁杂，这使本书阅读起来比较费力。作者根据自已理解的中国医学理论（包括妇科理论）是否准确，也有可商榷之处。本书的重要价值是为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我国医学史界对中国医学史的发展过程以及文献的分析整理，己经相当深入，但大致还脱离不了“内史”的研究范畴。医学之外的人文科学还很少介入中国医学史的研究。“繁盛之阴”给出了一个用女性主义的视角研究中国医学史的样本。中国医学史的丰富内容，为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平台，国外学者在这个领域己经做了一些工作，可为我们借鉴。但是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外国学者恐难以准确理介和把握。这样就对中国医学史界提出一个新课题。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和研究中国医学史，有可能开出一个新生面。在医学史的研究中，学科交叉变得更迫切了。 “繁盛之阴”的翻译出版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它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中国医学史也可以这样做的。我们希望，我国的医学史研究者与其它人文学者密切合作，推进我国医学史研究的发展，使医学的天空更加绚丽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