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
杂说“书”（3）
汉代及以前，所谓书的物质载体多指竹简。竹简的最大缺点是笨重，“知识密度”太小。
《庄子》说惠子的书有五车之多（“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据此，后人有成语学富五车。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范文澜先生据此说道：“秦始皇规定一天看奏章一百二十斤(秦一斤合今半市斤)，不看完不休息”。
到了东汉，情况有了变化。原因是造纸的技术有了革新。蔡伦造纸，四大发明之一，在中国大概人人皆知。
但是，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至少在西汉初年，已经有了用麻纤维所造的纸。例如，甘肃天水放马滩汉墓（公元前179-前150年）出土的纸质地图残片，又如，在玉门关发现的写有文字的西汉麻纸等等。
只是这些纸制品似乎并没有像简牍那样被普遍地大量使用。我估计其原因是初期的纸制品在强度上较差，使用率大大低于帛书和简牍。所以，当时“纸”这个称呼仍然主要说指帛书。
《后汉书·蔡伦传》这样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元兴元年是公元105年。蔡伦造纸经过皇帝的赞许，而且纸的质量也应当确实有了大的提高，所以开始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三国时期，曹丕曾经把他所撰写的《典论》和诗赋用帛书抄写送给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三国志·裴松之注》）可见当时帛书与纸同时使用，而帛书比较金贵，地位高，纸比较便宜，地位低。
到了西晋时期，纸用于书写已经超过了简牍和帛书。左思写出《三都赋》，“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这说明当时纸已经成了传写文字的主要载体。洛阳纸贵成了一个成语。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也喜用麻纸作书，王献之的小楷书法代表作《洛神赋十三行》原迹就是写在麻纸上的。
东晋末，安帝元兴元年（402年），权臣桓玄篡政，他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恭。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这是我国古代由政府下令正式用纸而不再用简牍的开始。
晋朝初年，官府有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南北朝时候，梁元帝在江陵有书籍七万多卷、隋朝嘉则殿中藏书达三十七万卷。
早期的所谓书，都是真正的“书”，也就是用笔写就的，这是“书（書）”字的本义。抄写书籍当然是很费工夫的事情。当需要同一种书籍反复抄写时，印刷的需求也就很自然的了。
人们需要的同一种书籍，可以想象到的有两种。一种是佛经，这是佛教徒为了推广佛教所需要的，另一种是历书，人们要过日子，要种地，需要知道时令、节气。有了需求，就有了发明印刷术的动力。
至于印刷的技术储备，先人早就有了。早在先秦，人们就有了印章作为信用的象征，可以印出文字和图案。在木板上刻上花纹，也可以在衣服上印花。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公元前165年左右）出土的两件印花纱就是用凸纹板印的。
把图案改成佛像，印出来就是一个个佛像，是佛教徒宣传所需要的。改成一个个文字，就可以是佛经了。这些都可以刻在木板上，印出来的就是一段段经文。
所以，对于古人，只要纸张的质量有了保证，印刷品的产生是自然的事情。
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如今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唐咸通九年(868年)雕版印刷的《金刚经》。这是由六个印张粘接起来的十六尺长的经卷。卷子前边有一幅题为《祇树给孤独园》图画。卷末刻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字样。经卷首尾完整，图文精美，墨色均匀，印刷清晰，是一份印刷技术非常成熟的作品。从这种印刷品的成熟和精美程度可以估计，同时代的类似印刷品应当是很多的。
中国古代的印刷术，主要是雕版印刷，其原理就是印章。无非就是雕版印刷所用的底版是木板，比印章大就是了。只是盖印章是印章在上纸在下，故称盖章；印书是木版在下，涂上油墨，纸在上，然后用刷子刷纸，故称印刷。
现在还能够看到的木刻印画，与过去印书原理是一样的。如今到藏传佛教寺庙参观，还可以看到有些寺庙里的喇嘛仍然用这个方法印刷藏文的佛经。
有了书，就有一个“装订”的问题。在竹简时代，这并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把编起来的若干竹简卷起来，要看就打开简卷。早期的纸质书籍，就与帛书一样，也类似于竹简，把“书”的两端，分别装上卷轴，不看的时候卷起来，看的时候打开。人们称之为卷轴装。
现在很多书法作品，有横的也有纵的，仍然用这样的卷轴。
但是，如果“书”的内容很多，卷轴很长，要打开去找中间一段内容，就不方便了。
人们把这条很长的纸按照一定宽度连续折叠（从侧面看折成wwwwww的样子），再在前后各加一张硬纸或木板作为封面和封底，这种装帧方式就如同将长长的纸卷折叠成了一本可以翻阅的册子。如果这是一册佛经，那么佛教徒就可以把它放在前面的桌几上，只占很小的一个地方，念经时可以一页一页地翻读。所以这种装帧方法称经折装。
相比卷轴装，经折装翻阅时无需展开整卷，更加便捷，能快速找到所需内容。这样的装帧所占空间也很小，而且，由于折叠后的形态，又有封面和封底的保护，使得书籍不易损坏，保存相对容易。
我小时候，看那收账（比如收房租）的人随身所带的“账本”，就是这样的。最早钱庄（银行）存取款的存折也是如此。“存折”这个词，就应当来自这种装帧。
古代大臣给皇帝写信报告事项，也是写在这样的折子里，所以称奏折。
过去官宦人家请戏班子唱戏，戏班主会递上写上该戏班可演戏名的折子，请主人或客人看折子而点戏。现在所谓折子戏这个名称，就是从这里来的。
现在人们容易看到的古书的装帧，基本上都是线装，所以称线装书。
线装书，绝大多数都是雕版印刷的。刻版时，一块木板刻着两个页面，印刷以后，两个页面共一张纸，比如第一页和第二页共一张纸，第三页和第四页共一张纸，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这些纸都是单面印刷的。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纸张在造纸时不知道像如今的纸那样加入滑石粉、瓷土、碳酸钙等填料，所以无论是写字还是印刷，都将透到背面，无法两面都写字或印刷。
装订前，以第一页和第二页的中缝为中线，字面朝外折叠起来。其余各页也都这样折叠。装订前，在与中缝相对的另一边打孔，然后加上封面和封底，穿针引线装订起来，这就是线装书。
提起印刷术，人们一定会想到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小学就学到过的。活字印刷对于世界的印刷术起到的作用是极为巨大的。
但是在我国当时的生产条件下，活字印刷并没有对雕版印刷起到多大的威胁。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书籍中需要的汉字的数量太多而且有大量的异体字，如果印刷品的数量不足够多，活字印刷在经济上并不合算。另一方面，当时的各种技术条件使得活字印刷的质量不如雕版印刷，例如有点字颜色深有的字颜色浅，字的清晰程度也不如雕版印刷。所以，我们的古籍绝大多数都仍然是雕版印刷的产品。
随着西方印刷技术和印刷机械的传入，中国书在纸张、印刷、装订等方面都发生了与过去千百年完全不同的变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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