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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2）时代的进步
前文说到，在高考之前，需要先报志愿，我决定听从老师的指导，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高考志愿一张纸上两张表，第一张是重点大学，第二张是非重点大学。是都可以填十个学校，还是重点大学五个学校非重点大学十个学校，我记得不清楚了。
在录取阶段，这些志愿是怎样根据考生的考分录取的，我不知道。我毕竟只是一个普通的考生。但是，当时并没有如今的“平行志愿”的录取规则，这是肯定的。
对于考生来说，考试以前就报志愿，比高考以后报志愿，其录取的偶然性大，这是毫无疑问的。没有如今的平行志愿录取办法，也会产生较大的录取偶然性。也就是说，平时学习较好的考生，不一定会被人们所谓“较好的大学”所录取。这样的录取方式，似乎对于一部分考生不利。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对于各高等学校的均衡发展却是有利的。相反，像如今这样，考生按平行志愿被依次收割，实际上不利于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它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各高等学校的地位，不利于调动大多数高等学校的办学积极性。
过去大多数考生对于第一志愿以后的大多数志愿的填报，都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在60年前，我自己除了第一志愿是听了老师的话，作了一些考虑，其他的志愿也都只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我填写的志愿倒确实是自己的志愿。
我填写的第二志愿，倒清清楚楚地记得，是八年制的“中国医科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那时候搞不清楚八年制是什么意思，只是想别的学校都是五年制（除了师范），八年制多了三年，我比绝大多数同学小两岁，即使读八年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学不了物理化学，做医生也很好，如此而已。其余的志愿学校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考试的地点，就在苏州高级中学，自己读书的学校。那时候决没有家长或老师“送考”一说，想象一下，如果那时考大学还要让家长“送”，真的要被所有的人笑话死了。
现在这样家长围在考场附近，女家长们甚至男教师们穿着“旗袍”以示旗开得胜，其实很糟糕，除了增加对考生的压力以及宣扬迷信外，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这是有些家长在宣泄自己的精神压力。而有些只是一帮“神经病”在宣传自己。社会对于高考过分关心的宣传，以及动用社会公共资源的一些过分的举动，例如警察开警车帮着送快要迟到的考生、取忘记拿的准考证等等，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处。当然，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如今的教育仍然有很大的病态。
为了在考试时掌握时间，我倒是借了手表去考试的。因为那是第一次戴手表，所以印象深刻。我家离学校步行大约需要走20分钟，我不到七点钟就出门了。走在人民路上，人不多，路边的商店或住户都装有“有线广播喇叭”，当时响起“滴滴”的报时声，“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七点整”，我也像人们一样抬起手臂，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对一对时间。
其实，带不带手表其实没有什么影响，老师在考场的黑板上画了一只钟表，每过10分钟就重画一下表针，所以考生都知道还有多长时间需要交卷。
这样的考试与平时的学期考试没有很大的差别，学校门口也没有看见与平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至少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一样，上午考完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考就是了。
由于考试中间没有出什么事情，与平时的考试没有大的差别，所以现在已经记不清什么具体的情节了。
考完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了，等待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大概是八月中旬吧，我收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通知书是用“特种挂号信”的形式邮寄的。通知书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张纸，告诉我8月29日或30日到学校报到，那两天在北京火车站有接站的。当然，还有报到时需要携带户口、粮油关系、组织关系等各种告知。另外，还有两张印着“中国科大新生行李”字样的纸条，告诉我把它贴在由火车托运的行李外面。在到学校报道的时候，录取通知书是作为被录取的凭证交给学校的，所以没有被保留下来。
学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就知道录取到哪里了。久久没有拿到录取通知，别人开学走了，自己也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就是没有录取。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考分，没有录取的同学也不知道没有被录取的原因。究竟是考分太低，抑或志愿填报不当，都不知道。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政审不合格而没有录取。
这一点，现在的高考就“透明”得多。人们知道自己的得分，这样，没有录取的理由也基本上可以知道。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关于政审，当年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少学生因为家庭成员的政治历史问题而影响到不能被大学所录取。而且这样的事情并不告诉学生本人，学生完全是“蒙在鼓里的”。
现在事情完全不同了，正规媒体多次在各种媒体上说明过这个问题，例如，新华社2014年9月4日的文章《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新中国峥嵘岁月》中这样说：“现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严格考试，实现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录取工作重在本人表现，上大学可以不受家庭问题的牵连。”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我的高考成绩，是在到大学之后，有一次系里安排我帮助系教学干事做事，誊写学生的学习成绩的时候才看到的。如果没有这次“劳动”，我也不会知道自己和其他同学的考分。
还有一件与高考有关的有趣后事。我考上了中国科大，专业是放射化学，本来应当是与核武器或核工业有关的。不过，1966年开始的“内乱”打乱了一切。1977年，我正在草原深处的一个农场工作，传来了恢复高考的喜讯。许多在农村务农的知识青年都希望参加高考，到大学继续自己的学习。但是，经过十多年的文化荒芜，既找不到书籍，更不知道高考将考试一些怎样的试题。
一位担任农场“组织委员”的知识青年在我的档案中发现了我的高考试卷，就拿出来抄写这些试题，供大家学习之用。
这样，我也就在参加高考十三年之后，重新见到了自己当年的高考试卷，这是一件极其难得的事情。这也从一个方面可见当时的文化教育进到了何等荒漠化的地步。在今天，人们完全难以想象当时书籍等文化产品极端缺乏的程度。当然，物极必反，在这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国的教育和文化事业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进步。
六十年很快就过去了。六十年间，我国的教育事业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高等学校的招生人数，从每年不到十五万人增加到一千多万人，其规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2023年大学的毛入学率超过了60%，大学本专科已经不再是精英教育而是一种普及化的教育了。
毫无疑问，现在的高考确实还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值得重视，需要改革。现在的高考与六十年前相比较，有些问题进步不大，但是，比起过去，现在的高考“公开”得多了，考生都知道了自己的考试成绩。考生更不用担心其家庭成员的政治历史问题会影响自己是否能够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这些是现在的高考比过去极大的进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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