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中的压轴节目揭晓——哈佛大学教授，77岁的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获得今年的经济学奖。她的主要关注领域是女性在经济中的地位与特点。
戈尔丁出生于美国纽约市，在康奈尔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67）后前往经济学重镇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并于两年后拿到学位，三年后又取得了博士学位。
她曾先后执教于威斯康星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最后在哈佛大学落脚，且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
戈尔丁曾担任过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副会长。是美国文理（Art and Science）学院院士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她的研究涵盖了女性劳动力、收入中的性别差距、收入不平等、教育和移民等主题。而特别以关注美国经济中女性的角色研究而闻名。
她在该领域发表的论文涉及女性追求事业和家庭的历史、高等教育中的男女同校、“避孕药”对女性职业和婚姻决定的影响等。
有趣的是，在张广辉发表于2011年《经济学动态》中一篇介绍性的文章中就对戈尔丁得诺奖的可能性表达了乐观的态度，文章题目是《克劳迪娅·戈尔丁经济思想述评——潜在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术贡献评介》。只是，文章在发表后12年后才验证了这一结论。
我还从《金融博览》杂志上搜到了关于这位新诺奖得主的更多普及性的介绍，主要内容如下——
作为一名劳动经济学家，戈尔丁主要从经济理论出发，结合大量的经济史数据来研究现实问题，从过去的视角分析当前的问题，从而得出更具 有现实意义的结论。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就业及性别歧视，教育及性别工资差距和经济不平等两个方面。
女性就业与性别歧视
关于女性就业与性别歧视，戈尔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性别不同引起的职业分割、女性就业的影响因素以及性别歧视的测度等方面。比如，在《避孕药的力量：口服避孕药和妇女职业以及婚姻的决定》一文中，戈尔丁发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已婚女性就业的有限影响不同，避孕药的可获得性对女性的就业及婚姻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当口服避孕药的使用在1960年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部门的批准之后，迅速在已婚女性中普及。不仅如此，在这之后，各个州都降低了未经父母同意下获得避孕药的最低法定年龄，而且促使了避孕药在单身女性中的广泛使用。戈尔丁在文中通过对未婚女性避孕药使用情况的调查发现，避孕药在大学女性中使用率的上升幅度最大。由于避孕药降低了女性怀孕的可能性，进而提高了女性初次结婚的年龄，从而降低了女性长期职业投资的成本，提高了受教育女性的比例，使得更多女性大学毕业生进入到劳动力市场，极大地促进了女性的就业。
不仅如此，戈尔丁在其文章《管弦乐器的公正性:“盲演”对女性音乐师的影响》中，通过对美国交响乐团招聘方式改革前后的对比，巧妙地对歧视进行了直接测度。美国交响乐团在招聘音乐师时，原本的方式是首先在申请者中筛选出一些佼佼者，然后音乐总监通过面试的方式从这些佼佼者中挑选音乐师。但是这种招聘方式会导致音乐总监对女性应聘者的歧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多数美国交响乐团面试音乐师的过程中都采用了“盲演”的形式，即利用一个屏幕向评委隐瞒选手的身份，这样评委就不会了 解音乐师申请者的性别，只能根据申请者的技艺水平来招聘。戈尔丁等很巧妙地运用面试方式改革前后的花名册和试音唱片对歧视程度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发现：(1)通过屏幕“盲演”的形式可以使女性从初赛晋级的可能性提高 50%，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几倍；(2)通过花名册数据的分析，“盲演”能够解释交响乐团新雇佣音乐师中女性增加三分之一的原因，以及1970-1996年管弦乐团中女性增加四分之一的原因。因此交响乐团招聘中采用屏幕进行“盲演”的形式有助于女性进入交响乐团。
教育及性别工资差距
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工作。在《改变女性就业、教育和家庭的平静革命》 (2006) 一文中，戈尔丁围绕女性受教 育程度的变化，将19世纪后期至今的女性就业状况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20年代，劳动力市场中大多数女性都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未婚女性。第二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到1950年左右，这个阶段放松了对已婚女性工作的限制，中等学校的入学率和毕业 率的增加、兼职工作的兴起以及办公设施的普及都使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幅提升。第三阶段是女性大量参与劳动的起源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35-54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1950年的25%上升到1970年的46%。这三个阶段都是演进性的 (evolutionary)。而第四个阶段则是革命性的(revolutionary)，表现在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现在，女性接受教 育的变化趋势极大地推动了女性的就业。界定演进和革命的区别在于女性的视野、认同及决策三个方面。戈尔丁发现，结婚年龄、大学毕业、专业学校入学的转折都发生在1970年左右。女性对未来工作的期待、关于女性和事业的社会规范、影响女性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在1970年左右也开始发生变化。戈尔丁认为，女性视野的扩大、认同的改变、相对收入与职业变化，都是革命发生的征兆。在此阶段，女性的大学入学率和毕业率大大增加，首次婚姻的年龄推迟，继续求学于研究院校的比率大幅提高。
不仅如此，戈尔丁在《扩大的性别工资差距》一文中发现，性别工资差距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大，尤其是离开学校15-20年后的差距会很大。对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已婚或者有幼小孩子的女性来说尤其如此。她利用CPS数据发现，那些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当他们的年龄从25-29岁增长到40-44岁时，他们的性别工资差距加大了21.4个百分点，这一趋势和那些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同年龄段的人相似。不仅如此，当控制工作小时数和工作周数，这两个年龄组别的性别工资差距增大至39个百分点。
文章控制了现有文献讨论的因素，诸如家庭结构、迁移者和留守者的区别、女性对于工作弹性的更高需求，以及家庭内部存在的对于母亲发展的更少需求。利用雇主—家庭动态面板数据 (Longitudinal Employer-Household Dynamics)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作者试图识别出性别工资差距随着年纪增长而加大的部分，究竟有多少发生在企业内部，有多少发生在企业之间。
戈尔丁的研究发现：在控制基本的人力资本特征变量后，大学毕业生的性别工资差距，当年龄从26岁增加至39岁时(从1995-2008年)，会增加33.7个百分点。而且这一差距的80%发生在这一时间段的前半部分。控制2000年企业平均工资的对数、行业及职业后，性别工资差距的增加趋势会变缓，大约为18.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增加的差距的44%来自于男性和女性在企业之间的流动性差异，56%来自于男性和女性在企业内部不同的收入变化。而对于那些仅仅只有中学学历的人来说，在1995-2008年间，其性别收入差距增加了15.6个百分点，当控制了一系列的企业效应后，这一差距变为8.1%。这一差距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群组显著小。但是来自企业间和企业内部的效应基本相同，各占50%。该文证明了性别工资差距在毕业15年后会显著增大，尤其是对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在某些特定部门，以及已婚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另外，文章还揭示出增加的性别工资差距中有40%是由于男性更多在高工资企业工作，60%则是因为女性比同一单位男性更可能处于低工资职位。大多数性别工资差距的增加发生在毕业后的第一个7年里，也就是在家庭的形成初始时期。
(该文作者袁晓燕为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教师，刊载时的题目为《克劳迪娅·戈尔丁：哈佛大学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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