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优势不仅靠超群的智力，更主要的是专注和勤奋，经过长期探索而在某个领域形成优势。

少年时华罗庚即对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通过自学，1930年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发表了《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论文，引起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高度重视。在清华时他工学兼顾，用6年半时间学完高中、大学全部课程，破格被聘为讲师。1936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两年间写了18篇论文，其中“华氏定理”使著名数学家哈代修改了自己即将出版的著作。他还彻底解决了19世纪数学之王高斯提出的完整三角合估计问题，轰动剑桥，被视为“剑桥的光荣”。

华罗庚非常勤奋，他的学生有时候会去他的家里工作，吃饭时间到他家的时候，很多次都发现华罗庚并不在饭桌前，而是在书房里用功。后来我采访到了他的家人，也证实如果在吃饭的时候突发奇想，就会立刻停下吃饭的节奏，转而到书房把想到的东西记下来，而此时的家人则必须保持安静，不允许打扰他的思路。

钱学森先生做事一直都极为严谨认真，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1933年6月在交通大学读书时参加水力学考试，从我们后人的角度看到他当时的试卷，卷面都书写工整，中英文字写得秀丽端庄，连“=”都像是用直尺画的一样，堪称完美。这份考卷老师原本要给满分，但卷子发下来后，钱学森却发现，一道答题中“Ns”漏写了一个“s”，他感到很不安，就主动向老师报告这个情况，老师也感觉这个学生与众不同，于是扣掉4分，最后他得了96分。这份难得遇见的考卷，不知何故就留在任课老师金悫教授手里始终保留着。直到1979年，已卧病在床的金教授，在校报上看到钱学森回母校参观的报道，于是将这份珍藏了46年的试卷捐给了母校。一份试卷折射出学生时代的钱学森的严谨！

改革开放以后，中美关系得到改善，钱学森委托美国同事和好友马勃教授将他的手稿分两次带回来中国。相关人士在整理中惊奇地看到这些手稿英文书写清秀流畅，纸面整洁，运算方程和计算公式的推导极其严谨，作图制表十分规范。他对自己论文的质量要求极严，只要发现问题，便立即修改或推倒重来，有的课题的手稿多达几十页、上百页甚至好几百页，而最后发表的论文就几页。他在做圆柱壳失稳问题的研究时，仅现在收集到的手稿就有800多页，而正式发表在《航空学报》上的论文只有10页。也许在做完这项工作以后应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存放手稿的档案袋上有一个用铅笔写的英文词“Final（最后的）”，还显得有些潦草。但是，我们在它后面看见了钱学森的笔迹“Nothing is final（没有什么是最后的）！！！”作为一名严肃的科学家，他强烈地意识到，在科学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最后的，还打了三个惊叹号，以此来警示自己。

屠呦呦先生面对治疗疟疾这一世界性难题，尤其是在奎宁产生抗药性后要想寻找到新药变得尤为艰难。屠呦呦和她的团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反复实验，终于在190次失败之后，于1971年在第191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了抗疟效果为100%的青蒿提取物。第191次成功是前面的190次失败换来的，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和永不放弃的精神！正是这种奋发图强，坚持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才使屠呦呦团队最终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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