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赛先生”

已逝的著名分子生物学家冈瑟·斯坦(Gunther Stent)曾问：“如果有人给了你追求自己科学兴趣所需的所有资源，但不让你与任何其他科学家交流，你还愿意做科研吗？”许多科学家都会给出否定回答。科学是一种群体的事业。科研的快乐多来自同其他科学家交流——他们对你的工作的赞赏，以各种形式对你的帮助。交流也会导致合作，最终取得非一己之力所能获得的成果。然而，如今许多领域激烈的竞争已对科学交流造成负面影响。我们的科研机构过分强调科研工作的独立性，并以此为评断一位科学家成就的主要标准，这一切已极大地损害了科学界的合作精神。

科学交流的最重要的一面就是讨论未公开发表的成果。通过同行之间的讨论，尚不成熟的想法能得到巩固或被抛弃，具有决定性却被忽视的实验可以变得显而易见，新的想法也会出现。三十年来，作为戈登会议的常客，我发现会议的主要目标——保证“积极地讨论、介绍未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已逐渐被搁置。越来越少的科学家肯报告未发表或未被期刊接受的成果。原因十分明显，在竞争激烈的领域里，要抢先做出成果的愿望和怕被别人抢先的恐惧，盖过了讨论新想法或分享未发表成果的需要。虽然大部分科学家都有不公平地被抢先的故事，但这类故事常被过分夸大，对科学群体的合作精神造成了不良影响。年轻的科学家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讨论未发表的成果时总显出不必要的多疑，因而完全错失了冈瑟·斯坦所提到的，与同行交流的快乐。他认为交流才是科学生活最吸引人之处。

同他人交流初步设想、初步发现，是找到潜在互利合作伙伴的最有效方法。真正的合作要求参与者为了共同目标而努力，贡献相应的专长。不过，对不同作者贡献分配（credit allocation）的争论，也可能让合作以散伙收场。我曾有过不少与人合作的经验，其中一些当时也不全是十分愉快的，但是这些合作丰富了我的科学生涯，也提升了我的科学成就。在合作或发表文章的每个阶段，是很难准确地决定参与者所贡献的份量，以做出令所有参与者都满意的成果分配。然而如果能暂且将不满和纠纷搁置一边而持续合作，最终将能实现共赢的局面。事先协定合作的原则会有利于消除未来的争执，但是是否真正能持续合作常取决于参与者能将共同目标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上世纪中国生物化学家成功地人工合成有生物活性的牛胰岛素以及酵母丙氨酸转运核糖核酸的工作，就是最好的合作范例。

如今我们科研机构评估科学家的方式，已成为科学合作的主要绊脚石。一个科学家的成就常常因为发表的成果是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而被低估。一些机构甚至以在文章作者中的位置定量地判定贡献的份量。没有贡献而挂名的作者在目前论文发表中当然也是个问题，但是如果评审者在评估一个科学家对论文的贡献时能更加尽职，这个问题是可以妥善解决的。

在目前的大科学时代，合作已成为大势所趋，从寻找宇宙中的暗物质到阐明大脑中的神经环路，都需要多学科甚至多国家的专家与资源的整合。为了攻克困难问题，较小的项目也需要不同实验室协力合作。为了促进合作精神更好发展，我们的机构——特别是基金资助机构和职称评审委员会——都迫切需要制定新的评估办法，特别是要对通过合作获得的成果赋予更高的评价。只有在合作中所付出的努力得到科研机构的认可，文章发表数量、作者排名或工作的独立性不再是主要的评估标准，更多的科学家才会自由地交流与合作。

蒲慕明

中科院脑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主任

NSR常务副主编

[逢原翻译。英文原文发表于《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

《国家科学评论》于2014年3月创刊，作为中国第一份英文版综述性学术期刊（季刊），致力于全面展示国内外各科学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追踪报道重大科技事件，深度解读中外科学界热点研究和重要科技政策等。 

原文链接：http://nsr.oxfordjournals.org/content/1/2/165.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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