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
国际孢粉学大会（XV International Palynological Congress，IPC）和古植物学大会（XI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Palaeobotany Conference，IOPC）是国际孢粉学会和国际古植物学最高规格的学术会议,是古植物学家的奥林匹克盛会。国际孢粉学大会（IPC）始于1962年，迄今已经举办了15届。而国际古植物学大会则是从1980年才开始举办，比国际孢粉学大会晚了18年。考虑到两个学会科学家的研究对象，都是地质历史时期的植物，不过研究材料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于是从2008年起，两个学会就合并举行。
今年的国际孢粉学大会（IPC）和国际古植物学大会（IOPC）是6月27日到30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这次会议可谓是一折三波。会议原定于2020举行，由于疫情的原因，观望等待和多次推迟后，最终推迟到2024年。会议主办方启动3次筹备工作，会议今年终于顺利继续。
我是2000年，第一次参加在中国秦皇岛国际古植物学会的。之后，又参加了2004年在阿根廷巴瑞诺奇（Bariloche），2014年日本东京举行的IPC和IOPC会议。2018年由于签证的原因，错过了在巴西萨尔瓦多举行的会议。疫情之后，又一次参加大型的下线国际学术会议，感触颇多，记录于下：
一、会议的中国色
中国学者正在成为国际学术会议上的主角，是我参加这次国际古植物学会一个最深刻的感触。这次会议设置了92个专题讨论，涵盖古植物学和孢粉学以及相关的学科领域，有来自来全球46个国家521位代表参加。在会议主办方制作的“20个最多参会国家”的饼图中，中国的面积是最大的，中国的参会人数多于美国和德国（图2）。这还不包括许多在外留学的中国学生（他们的参会信息被写成了留学的所在国）。我数了中国学者合影照片中的人数，有70位中国学者（可能还有代表错过了合影）（图3）。中国代表的人数，占到了全体会议代表人数的13.4%。印度曾经是孢粉学和古植物学研究的大国，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所也是唯一的古植物研究所——Birbal Sahni古植物学研究所。和印度同行了解，印度这次仅有9位学者参加会议。
图2 参加会议国家的饼图
不仅是参会人数多，中国学者还活跃在会议的各个学术研讨会场。在每个学术专题中几乎都有中国学者的报告，而且大多数中国学者的报告，质量都比较高。特别看到一些年轻学者，操着十分流利的英语，自信满满地做报告、提问题和回答问题，让人十分欣慰。听了几位我自己学生的报告，我对自己的“二把刀”的英语，就变得不自信了起来。二十几年或十几年前，在国际会议敢于做口头报告的中国学者还不多，如今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政治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论述，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前对这个论述的理解，一直是囫囵吞枣。如今对这一论述有了深刻的认识。经济发展了，有钱了，才能够去做一些与生存需要关系不大，甚至是完全无关的事情。
图3 参加会议的中国学者的合影
二、古植物的研究向何处去
古植物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学科。但是，古植物学在生命演化进程的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年许多学科都在飞速发展，古植物学也在常进常新。通过会议的报告，我的感觉是和其它学科相比，古植物学的研究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虽然，不少学者的报告，在科学问题的提出，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上还是很有新意，听了以后也是备受启发的。但是，仍有不少的报告，除了材料不同以往，方法和前几届的报告相比，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大数据的运用在地质学中已经相当的普遍，而大数据在古植物学中的运用还不是太多。一些学者仍在专心致志地做一些非常传统的工作。这些传统经典的工作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古植物学不能产出有影响力的工作，就会变得更加小众，更加的边缘化。做为科学院的一名研究人员，创新的要求经常在耳边回响，在现在的考评体系中，普通的文章发得再多，对于业绩加分起不来太多的作用。学科的发展也要求我们去关注大的科学问题，发表更加有影响力的文章。在中国古植物学的研究起步较晚，材料众多，研究队伍偏小，植物化石编目的工作都远未完成，化石发掘，分类鉴定的工作仍是十分缺乏的，这些问题不解决，严重制约了我们的创新能力。对此我也很矛盾，也提不出好的建议。我甚至觉得，我退休以后，没有了考核的压力，可以去专注一些经典分类和形态解剖的工作。
和现代生物学结合，去利用古生物的材料，思路去解决一些人类社会普通关心的问题，比如保护生物学、深时时期碳埋藏、植物与环境的协同演化，植物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等在会议的专题中也都有涉及。会议甚至还设置了一个专题，去讨论科研工作中的性别歧视（专指对女性的歧视）。女性科研工作者在中国，从制度层面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但是，女性科研工作者，由于自身的生理特点，所面临的问题比男性要多得多，男性科研工作者应该对女性科研工作者给予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关照。
三、简朴的会风
国外举办的学术会议，会风大多简朴，这次尤甚。会议开幕式，主席台做了四位人，国际古植物学会的主席都没有上台。开幕式也非常简单，没有邀请领导发言，没有长篇大论。会场内外没有大型的条幅，电梯里的电子广告牌，滚动播出着各种广告，会议的信息也会其中滚动出现（图4）。偌大的一个酒店，只有两处有会议logo，要拍个合影留念都很困难。纸质的摘要需要提前订购而且要交30美元，会议手册也没有纸质的，要从会议的网站的program中，才能找到会议报告的信息。会议有一个欢迎晚宴，自愿参加，收费110欧元。
图4 电梯间中滚动广告牌上的会议信息
四、线下会议非常重要
疫情给学术生态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很多会议和评审都在线上举行。线上的会议省钱，省时，有许多的优势。但是，线下会议同行之间面对面的交流，甚至是闲谈，是线上会议不具备的功能。这种交流很多时候是漫不经心的，但是传递出来的信息比听正式的学术报告所获得的信息要多得多。我鼓励我的学生出来参加学术会议，除了交流和展示自己的研究进展之外，去认识同行更是得尤为重要。我曾经建议过我的学生，通过国际会议和国际同行建立起合作关系，特别要去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同行建立起合作关系，甚至是朋友关系，大家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等到一方或者双方都成为大牛的时候，回过头看看会是一段很有意思的佳话。国际古植物学会主席，美国著名古植物学Steven Manchester，比我小一岁，我们都是研究被子植物化石，是很小的同行，我们相识有20多年，相互访问过许多次，我们既是同行也是朋友（图5）。我向他学习过很多东西，他审我的稿子并不会因为我们这种关系，而放松学术标准，但是，他会更加细致地帮我修改英语。发布论文，参加学术会议，做学术报告，和同行交流是一个学者走向成熟的路径。
图5 笔者和前国际古学会主席著名古植物学家Steven Manchester的合影
这些参加学术会议，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重大的收获，在这次会议上，国际古植物学会授予我荣誉会员（Honorary Membership）的称号。国际古植物学会自2018年，开始设立荣誉会员的称号以来，有8位古植物学家获得过这项称号。按照国际植物学的说法，荣誉会员是那些有一定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曾经对国际植物学会做出贡献，现在比较年长的会员。这项荣誉称号设立较晚，我国许多卓越的古植物学家，都错过了这份荣誉，而我又恰恰在这个时候变老了，因此获得了这份殊荣。
图6 国际古植物学会主席西田治文教授为笔者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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