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冰
中国知青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当代教育史、中国当代青年运动史、乃至中国“文革”史的众多书写中的意义,只要是关心中国当代史和当代青年运动史的国内外读者,相信都会列出一些值得信服的理由。但是如何能写出一部当得起将来历史检验的合格的史学著作,或者即使在当代,如何能使作为亲历者的知青朋友们衷心地说一句:这的确是我们曾经的历史———这是另一个问题。
幸运的是,我们拥有这样两位曾经的知青朋友、现在的杰出的史学工作者定宜庄和刘小萌。他们曾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王钟翰先生、蔡美彪先生,受到严格的史学训练,多年来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均有不凡的成绩,著述颇丰。经过他们两位多年的艰辛努力,更由于他们的胆识、眼光和卓越的治史能力,我们拥有了这样一部堪与我们经历的那段历史的厚重感相称的、可以比较安心地“留给我们的子女(定宜庄女士语)”的属于知青的信史。
《初澜》前言中说:“然而,即使一度取得了成功,这场活动却终于未能避免失败的结局,教训是异常深刻的。分析和讨论这一决策产生的原因,国家为贯彻这一措施所进行的各种努力,并由此探究这一活动最终失败的教训,是本书的主题。”这短短的关于该书主题的论述,十分犀利地切入了知青上山下乡活动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所有政治、经济、思想意识、教育文化等等条件互相作用、种种矛盾互相交织的复杂背景下,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它在青年中的权威号召力是起决定作用的那根杠杆。这就解释了上山下乡运动为何独以发生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时期内的要害。
《中国知青史》的写作没有先例可循,因此,两位作者在有关知青问题研究上的很多探索是开创性的。比如,关于知青群体的定义。《初澜》前言中提出:“这里所说的知青,并非如字面上的意思那样,是对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人的泛指,它指的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它包括的是曾在学校受过教育,然后在‘上山下乡’这个特殊的政策之下,由政府所组织的到农村或连续从事农业生产的那批青年人。”关于知青这一概念的定义,作者把握了这样一些要点:一是受过学校教育(文本作者按:应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学校教育、即当代教育为主)的学生。作者强调这一点的意义,我想在于强调当代学校教育在知识传播和世界观培养方面所具有的不同于这之前教育的特点和它对青年人世界观形成、对他们选择包括上山下乡在内的生活道路时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二是知青的定义与“上山下乡”这一由政府号召和组织的特殊政策之关系。它是一项政策实施的结果,而非更多地是个人选择;三是到农村和连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去。后者应指兵团或农场等地,也就是说,知青的身份应是与农村和农业生产有关者,去到其他地点和单位如厂矿等就业的不属于知青范围。文本作者理解,强调这一点的意义在于城乡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环境及条件、工农业生产的性质和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别和它对知青个体及群体产生的深刻内在影响。
比如,这部书的资料的翔实和完备。《中国知青史》所以为信史,是由于它对于史料的高度尊重。翻看全书,几乎每页都有引文,且不止一条。作者阅读面的宽广和对史料的搜集、整理、提炼和使用,是这本书的一大特色。此外,还有不少统计图表,可为希望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的读者提供直观而详尽的资料。因此,《中国知青史》的所有观点和结论是严格按照史实的研究得出的,两位作者继承发扬了我国老一辈史学家建立的“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
比如,作者客观、冷静、科学的治学态度。毋庸讳言,知青问题是一个很容易动感情的问题,这一特点在以往的知青文学中相当明显,无论是无悔派还是有悔派。正如定宜庄女士在《初澜》一书最后说的那样:“既是知识青年,那就意味着这是一场青年的运动,是与青春联系在一起的运动,它使这场运动带上了只有青年才有的感情和色彩。青年永远与热情、希望、友谊和爱情同在。”但是,作为史学家的两位作者,在记录和谈论这场运动时,态度却是十分冷静而客观的。《初澜》和《大潮》不但没有回避这场运动发生的客观原因,诸如人口和就业压力、资源环境压力、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压力等等,也没有回避知青群体狂热的政治信仰在残酷的现实下破灭而导致的个人悲剧中应负的主观责任,书中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这场运动中的作为及经验教训也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书中的史论节制但条理清晰,批判犀利却又平和,反映了两位作者的史家本色。
定宜庄女士在《中国知青史》再版后记中说,1998年,当这部书初版时,很多人都以为,知青史的研究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因为那时的知青文学方兴未艾,知青群体也正是社会的中坚和骨干。如今十几年过去了,“预期的高潮却没有到来,而且可能再也不会到来了”。
我想,也许历史还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也许作为这本书主体的知青还需要一个痛定思痛的过程。这个过程会有多长?难以预计。因为还有太多的历史等待打捞,太多的真相等待浮出。但是有了这本《中国知青史》在,知青以及知青的下一代在重新打捞这段历史的时候,就拥有了一块坚实而沉稳的踏脚石。
[南方都市报] 2009年4月19日
《中国知青史 初澜》
定宜庄 著
目录
第一章 第一个回合
一 从头说起
二 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三 榜样的力量
四 一条可行的道路
第二章 向荒地进军
一 对苏联“共青团城”的向往
二 “北京庄”和“共青社”
三 随移民大潮迁往边疆的青年垦荒队员们
四 经验和教训
第三章 不平常的夏天
一 1957年的升学就业形势
二 城市中的待业青年
三 统筹兼顾的原则
四 社会的反响
五 改造的历程
第四章 一条崭新的就业道路
一 先行者
二 “摸着石头过河”
三 下乡以后
四 创办青年农场
五 回乡的知识青年们
六 “大跃进”前夕
第五章 难忘一九五八
一 把边疆建设成美丽的花园
二 各地垦殖场的知识青年
三 半工(农)半读,培育共产主义新人
第六章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一 城市精简人口
二 邢燕子,好榜样
三 城市知识青年的精简下乡
四 到国营农场去
五 江西共大与青年农业生产建设队
六 问题和特点
第七章 到农村去安家落户
— 15年的安置规划
二 决策出台前的探索
三 教训和经验
四 动员和安置模式的正式形成
五 从集体插队到“集体户”
六 为农村基层组织树立的典型
第八章 知青群体的形成
一 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
二 青春无悔
三 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
四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第九章 走在与农民结合的道路上
一 谁改造谁?
二 靠什么来保护自己?
三 回乡知青的处境
第十章 这条路能够走到底吗?
一 “两种教育制度”
二 有了准备再下乡
三 当农民以后
四 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
五 军垦战歌
第十一章 第一次返城风
一 余波
二 返城风潮
三 反对经济主义
四 “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五 返城风的平息
六 先驱者
第十二章 从红卫兵到知青
一 十七年的教育
二 真诚的探索者
三 从天安门起步
四 吹响上山下乡运动的号角
五 最初的实践
六 殊途同归
附录
再版后记
《中国知青史 大潮》
刘小萌 著
目录
绪论 上山下乡的前奏(1954—1966年)
一 一个“就业”新方向
二 渐入坎坷之境
三 “红旗卷起农奴戟”——知青返城风
上篇 (1967—1973年)
第一章 红卫兵吹响进军号
一 上山下乡,如箭在弦
二 第一声号角
三 “老三届”的足迹
第二章 高潮来临
一 “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
二 席卷全国的狂澜
第三章 下乡知青的安置
一 地点的选择
二 安置经费及物资补助
三 安置的方式
第四章 “再教育”运动
一 “再教育”理论的由来
二 “再教育”理论的实施
三 典型的力量
四 “再教育”的后果
五 城市中的“配教”活动
六 关于“春节不回城”的倡议
七 落实政策的初步尝试
第五章 陷入困境的运动
一 运动大滑坡
二 知青问题面面观
第六章 振兴运动的努力
一 忧国愤世上书人
二 闻风而动
三 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
中篇 再起高潮(1974—1976年)
第七章 新举措的出台
一 加强领导
二 解决知青的生活困难
三 改进安置办法
四 修订毕业生分配政策
五 重视对青年的教育培养
六 兵团改制
第八章 知识青年的返城道路
一 两招一征
二 病退与困退
三 “曲线返城”种种
第九章 婚姻——一个日愈凸显的新问题
一 婚姻政策
二 婚姻率的分析
三 婚姻的类型
四 已婚知青的窘境
第十章 极左势力影响的加剧
一 反“走后门”与“三箭齐发”
二 “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
三 培养“反潮流”典型
四 知青工作“左”转迹象
五 知青工作遭破坏
第十一章 政治冤案
一 “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
二 现代“文字狱”
三 知青觉悟的历程
下篇 大潮跌落(1977—1980年)
第十二章 知青问题的“拨乱反正”
一 华国锋坚持“过去方针”
二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三 一篇振聋发聩的评论员文章
四 知青政策的调整
五 恢复高考制度
六 平反冤假错案
七 典型人物的归宿
八 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
第十三章 震撼全国的返城风
一 前奏
二 “今夜有暴风雪”——黑龙江农场知青大返城
三 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
四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
五 城市飓风
六 几段插曲
七 最后的风采
第十四章 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
一 改革劳动就业制度
二 改革招工制度
第十五章 “盛筵必散”——运动的尾声
一 推广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
二 变“一举两害”为“一举两得”
三 经费清理与财产折价
结束语
附录
主要参考书
后记
再版后记
作者简介
定宜庄,女,满族,北京市人。1968年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插队.1974年回城。先后从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获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专业为清史、满族史。著有《中国知青事典》(与刘小萌、史卫民、何岚合著)、《清代八旗驻防研究》、《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等。
刘小萌,史学博士。1952年生于北京市。1968年赴内蒙古牧区插队。1973年转回河北农村原籍,后上技校,当工人。1978年考入大学。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顾问,日本东北学院大学文学院史学科客座教授,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著有《中国知青口述史》、《满族的部落与国家》(第二、三版《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爱新觉罗家族全史》、《满族的社会与生活》(论文集)、《清通鉴•前编》、《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胥吏》、《正说清朝十二王》、《八旗子弟》(插图本《清代八旗子弟》)、《中国民族文化史图典•东北卷》。合著《中国知青事典》、《萨满教与东北民族》、《中国民族史概要》、《中国通史》第11册等。主编《世纪存疑——历史考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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