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清华大学虽已没有农学之设，但1934年却曾有成立农学院之议，其结果是有了一个农业研究所。其最初有植物虫害与植物病害两组。该所早在1934年11月即拟订了河北农作物害虫的调查研究计划，在两年多时间中，分别对47个县、450多个村庄、上百种作物、500余种害虫进行调查和研究。这些成果不仅在《昆虫浅说》发表，而且组织编写《世界昆虫名录》、《清华农业研究所虫害组病害组工作报告》等。抗战爆发后，农业研究所随校先迁长沙，再迁昆明，并在昆明扩为病害组、昆虫学组和植物生理组，研究所的工作亦由原华北转向西南地区。“昆虫学组到达昆明后，先后派出科研人员深入到河口、婆兮、思茂、普洱、车里等地进行考察，采集昆虫。考察是极其艰苦，极其危险的。考察团赶在冬季洪水下去的时候启程，骑马赶路。晚上常常住在老百姓的马棚中，遇到无人居住的地方，则自搭帐篷，露天宿营，还要时刻防备野兽的袭击”[13]。

1938年10月24日，刘崇乐教授等发起成立清华昆虫学会，8年间曾先后举行常务会议36次，并于1942年1月出版《清华昆虫学会通讯》。这是一份半年刊，出版至1948年10月，共出14期，现存国家图书馆。其内容主要为昆虫研究论文、会员学术讲演稿、学会会务、会员动态等。此前曾见有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于1935年1月创办的《昆虫浅说》不定期刊(共出5期，当年停刊，现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图书馆)。《清华昆虫学会通讯》的印刷极为简陋，为蜡版手写体刻印，每期20多页。从所见1946年7月1日出版的第10期来看，曾“力求篇幅扩充，印刷精美，终以人力财力有限，去理想中之通讯尚远。”[14]然而该会的学术活动非常活跃，到1946年时，竟曾举办过164次演讲会,先后有：刘崇乐教授的“一种寄生于食植瓢虫幼虫的小蜂”；陆近仁教授的“峨眉山采集旅行”；燕京大学胡经甫的“昆虫研究之困难”；汤佩松教授的“开远建水农业概况”；等等，大多陆续摘要刊载于之后创刊的《清华昆虫学会通讯》。并且，在抗战复员途中，“所论讲之讲员先将题目及摘要书就交与会长，由会长随身携带，途中按期将地名及讲题填入本会会务记录本中，俾演讲会不致中断。”[14] 特别是在贵州永宁镇、湖南长沙、浙江吴兴和上海四地举行的4次演讲会，代表该会于数省内之行迹，颇富纪念意义。通讯所载，亦即主要为演讲摘要，另有会务撮要、会员动态、基金报告等。这份期刊，包括前述之《昆虫浅说》，虽极简陋，也比南京江苏昆虫局于1923年创办的《中国虫害报告》为晚，但它却是三四十年代与南通大学、西北农学院等校所办的昆虫类期刊并存的、仅有的几种昆虫学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