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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华杉讲透资治通鉴10

【 作 者 】华杉

【 ISBN 】978-7-5321-7167-5

【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9

笔记

        钟会对司马昭说的那几句决定嵇康死罪的话：“康有盛名于世，而言论放荡，害时乱教，宜因此除之。”也就是说，他是否曾协助毋丘俭并不重要，只是要借这件事铲除他。
        越是有影响力，越不要乱说话，越是要君子自污，贬低自己。 

        邓艾对蜀士大夫说：“诸君赖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吴汉之徒，已殄灭矣！”这话已经是大错，而且可谓大罪。
        不管对蜀国皇帝及士大夫怎么处理，都是国家的政策，怎么成了他个人的恩德呢？这叫作“市恩”。
        他把司马昭的活儿全干了，这就是僭越。僭越其礼者，必觊觎其位。他的心态已经很危险了。 

        人性的弱点，就是分析别人跟分析自己完全不是一个逻辑，背后只有一个逻辑，就是别人会失败，我会成功。这都是一厢情愿。 

        辛宪英预言了钟会造反，说：“会在事纵恣，非持久处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
        要注意识别这样一种人，他既无为君之才，更无为君之德，但是，他不能久居人下，一定要自己干。
        这种人呢，他自己会表现出来，就是把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觉得主上没有他就没有今天，他就算不是“实际控制人”，也是“造王者”，既然能造王，何必造他人呢？一有机会他就要造自己为王。 

        为什么说君子要戒慎恐惧，随时都在戒慎恐惧之中，不敢有一丁点自满和得意呢？因为你一不留神，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连锁反应就会几何级数地放大，给天下人闯下大祸。
        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权力的滋味或许让人欲仙欲死，责任的滋味也能让人生不如死。 

        理性是虚构的、外来的，而情绪是本能的、自身的。任何决策背后的根本都是情绪。
        一个人能读书学习、严于律己，他的舒适区就往理性转移，相应能进入他舒适区的人，就是理性君子。一个人不能克制自己，一路放纵，他的舒适区就是感性的，相应能进入他舒适区的，就容易混进奸佞小人。 

        《孟子》的“四种圣人论”，孟子说，有四种圣人：圣之任者、圣之和者、圣之清者、圣之时者。
        圣之任者，是以天下为己任，一切都是我的责任，如果有一个人挨饿，是我害得他挨饿的，因为是我执政啊！
        圣之和者，是和光同尘，代表人物是柳下惠。遇到卑污的君王，他委身事奉，也不以为耻。给他多么小的官位，他也不觉得委屈自己，有点官职，他就干事。但是，他一定按自己的原则办事。
        圣之清者，是清高狷介，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跟柳下惠相反，代表人物是伯夷，伯夷呢，严于持己，眼睛不看非礼之色，耳朵不听非礼之声。
        圣之任者和圣之清者，都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决不妥协。圣之和者呢，就是有一点算一点，达不到的都可以妥协。
        圣之时者，无可无不可，代表人物是孔子。孔子处世，不拘于一偏，不拘于一节，该快就快，该慢就慢，可以退而自处，也可以进而出仕。
        用四季来比方，伯夷是冬天，伊尹是夏天，柳下惠是春天，而孔子春夏秋冬无时不宜。 

        我们的道德标准里，往往把无欲无求作为美德，但是，一个人如果无欲无求，他有什么动力去奋斗呢？一个人志向大、欲望大、才能大，他就会拼命干，有创造力地干，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人才。领导用人，最怕他没欲望。因为没欲望，就没斗志。 

        孝行是一种美德，而一种美德必须要用悲苦去表现，就是文化的病态。
        中国历史上充满了这种病态人物、病态记载、病态赞扬。
        对病态人物、病态记载的病态赞扬，倒不是中国文化所特有，全世界都一样。这也是世间百态吧。 

        一个人处理事情的能力，就看他能往后看几步，看几年，如果走一步看一步，就容易顾前不顾后，不断解决问题，又不断自己制造出新的问题。 

        所谓群策群力，首先要有群策群力的文化，而且有专业的会议引导技术，不是大家都发言就是群策群力，那往往是群魔乱舞。 

        中书监荀勖说：“裁减基层官吏，不如裁减官员；裁减官员，不如裁减政府事务；裁减政府事务，不如清心寡欲。当初萧何、曹参为汉朝丞相，因其清静无为，人民得以安宁，这就是清心。少说虚浮夸张的大话，不写繁复空洞的文章，省去细密苛刻的要求，宽恕无伤大雅的小过，对那些喜欢改变制度以谋取利益的人，将他们诛杀，这就是裁减事务。将九卿合并到尚书，御史台交予三公府，这就是省官。如果只定大政方针，一刀切，全国各部门职员都裁减一半，恐怕文武百官、郡国各部门，工作难易不同，不可一概而论。万一废弛公务，又要恢复编制，甚至比裁减前人员更多！不能不仔细考虑！”
        企业的毛病，就是在形势好的时候，拼命扩张，一遇到事情，不管是内部的事情还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就赶紧裁员。这是对企业发展最大的伤害，也是对员工最大的伤害。
        关键在两条：少人化和排除废动作。 

        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人没业务做，一种是有业务没人做，你选哪一样？直接看这道题，大多会选有业务没人做，因为它怎么也比有人没业务做强啊！但实际执行，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有人没业务做。 

        皇上圣明，无论王浑及其党羽怎么陷害王濬，他都不为所动。
        无论王浑等人如何诬陷王濬，他们都没有“诬陷罪”。他们的诬告，完全没有成本。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冤案频发的原因。 

        每个人都会懈怠，我们终此一生，都要和自己的懈怠做斗争。 

        兄弟要和睦，就一个字——让！必有一人能相让，才能和睦。让到什么程度呢？让到超出对方认为你该让多少的程度，就算让到位了。 

        人需要凭着自己的良知，顺着大是大非去行，循天理，守原则，就是人生的意义。 

        杨骏把夺权想得太简单了，夺权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夺取政权，而在于夺取了之后怎么办，杨骏完全没有政治头脑，没有政治安排，就是彻头彻尾的利令智昏。 

        儒家根深蒂固的观念，讲结果正义，不讲程序正义，一切都可以“权变”，没有什么固定的原则，都是权宜之计。 

        自己懂的事情，言简意赅，一语中的；自己不懂的事情，一言不发。
        懂的事情能三两句话说完，因为他真懂。不懂的事情不发言，因为他真有不懂的事情。
        一个人能懂得一些事，他就知道什么叫懂得，对不懂的事就不说话，因为如果不懂也可以随便说话，就侮辱了自己真正懂的事。只有什么都不懂的人，才什么都能发表“观点”。 

        处理任何事情，要在它发生之前，代价最小，而收效最大，而且不着痕迹，没看见他干什么事，就已经解决了一百年后将会发生的问题。 

        裴頠、张华的教训，是应该“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见到一点细微的迹象，就要马上行动，马上决断，不要等到事态进一步发展。
        有些事能等，有些事不能等，不能患得患失，存有侥幸心理，既不敢冒险，又贪恋禄位。人不能两头都占，只能选一头。人不能什么代价都不愿意付出，总得放弃一头。
        自己不做抉择，时间就会给出你最糟糕的抉择。 

        陈总这样的人，也是一种典型，很像清朝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可以称之为“坚决等死”。“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不降不死。”
        不拖延的智慧，一是不患得患失；二是愿意接受损失，放弃利益，寻求安全。
        拖延还是不拖延，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角度，也是我们提醒自己的重要修养。 

        天下大变，方面大员都是局中人，没有资格置身事外，必须选边站，这就是临大事、决大疑、定大计之时，生死存亡之际。
        郗隆再这样的大势之下，没搞清楚什么是“我”，或者说没搞清楚什么是“我们”。决策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他也不是一个人，有下面整个团队的立场和情绪。如果认为“我”就是“我们”，只关注外部战场，以为内部是自己说了算，就有萧墙之祸。 

        贪念一起，智商归零。 

        我们不强，敌人也不强，世间最强的力量是时间，要和时间站在一起。 

        永远不要把“自己的东西”当成自己的，自己的财物，可能是自己的祸患而已，所谓怀璧其罪。

        刘舆这一段，代入自己，如果你遇到他的情况，你会怎么办？旧主死了，新主的圈子挤不进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是我们现在经常遇到的问题，而且人性的特点，很容易夸大外部环境的变化，夸大自己所处时代的变革，动不动就认为自己遇上了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变局。
        任何时候，提高自己，改变自己，积累自己。机会来了，用之则行，行道于天下。没机会，舍之则藏，一身本事我藏在心里，继续钻研，享受钻研的乐趣。
        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是我们能“应对”的，我们能管的，就是自己每天要学习、钻研，提高自己。 

        当你想要成功，捷径不是去研究什么雄才大略，而是抓最基本的、最基础的事，从打扫卫生开始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