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湖西红校要评选一九八一年度的风云人物，胡迷瞪绝对能全票当选——不是因为他成绩好，而是因为他那床能画出世界地图的被褥。
最盼春来的是迷瞪。春天来了，阳光便有了啃咬的力气，他能把夜里画就的“世界地图”晒成硬邦邦的牛皮纸，不用再臊眉耷眼地抱着湿被窝，去伙房求老康师傅。老康是个退伍的伙头兵，脸上有颗肉痣，痣上长着几根焦黄的毛。迷瞪的尿频拜访，让他俩成了忘年交。伙房里三缺一，迷瞪就成了第四角。他的牌技鬼精，常赢走老康他们兜里的毛票和烟卷，老康就骂他“操蛋猴”，迷瞪就嘿嘿笑，趁机把两个白面馒头塞进胳肢窝，包在被窝里偷渡回来，与我分食。那馒头，带着他的尿臊气和我的口水，成了我们对抗饥饿的圣餐。
迷瞪的梦，总在寻找一个能让他痛痛快快撒野的厕所，可找了一夜，最终还是在温暖的被窝里找到了归宿。起床后，他眼圈发青，像被人揍了两拳。高一那年春天，他发起过一场悲壮的自救：夜里12点后，他提上煤油灯，去教室夜读，妄图用改变生物钟的酷刑，阉割掉膀胱里的魔鬼。可才两天，校工“多面手”就告到了吕校长那儿，说苹果园的黄瓜夜里遭了贼。平日里偷鸡摸狗的迷瞪，成了头号嫌犯，自救运动戛然而止，还差点背了个处分。从此，他身上的地图，色彩愈发斑斓，疆域日益辽阔。
真正在我们贫瘠的精神荒原上投下炸弹的，是诗人李木耳和他那本著名的《少女之心》。
李木耳，我们班第一个传阅这本“圣经”的先知。他读完那本被无数双手摩挲得如同咸菜干般的手抄本后，双眼放光，像发现了宇宙的真理。他怀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狂热，决定进行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誊抄一部属于自己的、字迹工整的《少女之心》。他坚信，当这本凝结着他心血与书法的“启蒙读物”在班里流传时，他心中的女神——“娇滴滴”，一定能读懂他滚烫的才情。
当这本神圣的抄本终于传到迷瞪手里时，他像饿狼扑食，一把抓过，整个人都被吸了进去。下课铃响，他浑然不觉。李木耳嬉皮笑脸地过来拉他：“迷瞪，溜达溜达，透透气。”迷瞪的屁股像被磁铁焊在了板凳上。李木耳使个眼色，几个男生一拥而上，强行把他架起来。好家伙！迷瞪虾米似的弓着腰，裤裆里那不安分的家伙，把裤子顶起一个骇人的帐篷，像揣了把一触即发的火药枪。李木耳伸手一摸，坏笑道：“操蛋猴，你小子咋把伙房的擀面杖偷来了！”
那一刻，青春的洪水，冲垮了我们所有伪装的堤坝。
那个春天，盐碱滩白得晃眼，像铺了一层绝望的碱。我和李木耳沿着南大沟步行返校，背着能砸死狗的地瓜面窝头。看见盐碱滩上两只野狗，屁股对着屁股，正在进行最原始的生命联结。李木耳突然问我：“你说，咱班谁最俊？”
我想都没想：“娇滴滴。”
他激动得满脸通红，像喝醉了酒，一拍大腿：“中！中！晚上请你尝我带的鸡蛋炒咸萝卜丝！”
我那时就觉着，李木耳这相思，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他那本精美的抄本，确实像春风，吹开了“娇滴滴”这朵高干校花的心扉，但摘花的人，却是班长高亮。高亮爹是公社干部，他本人长得周正，是那种根正苗红的“接班人”。他们的恋情已是公开的秘密，只有李木耳，还沉浸在自己用诗歌构筑的象牙塔里。
两个月后，公社革委会来选通讯员，这等于端上了铁饭碗。李木耳自恃诗名，傻乎乎地去和高亮竞争。结果可想而知，他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五一时节，高亮骑着崭新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娇滴滴的花书包，风光无限地去公社报到了。那身影，把毕业班所有人的眼珠子都馋绿了，无形的口水在红校的破土墙下汇成了河。
李木耳的诗人梦，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溃烂的。多年后，我大学毕业留校，有一天，竟在街头的布告上看到了他的名字，上面打着一个血红的“×”，罪名是强奸杀人。我为老同学感到一阵尖锐的惋惜，那感觉，像一根生锈的钉子，扎进了记忆里。
春天的魔力，不仅在于让苹果花疯了一样地开，更在于它像一剂猛药，催发了所有哺乳动物的情欲。十八洼的野狗们，成群结队地来到荒滩上，嚎叫，撕咬，交配。那场面，混杂着微山湖传来的如潮蛙鸣，构成一曲野蛮而蓬勃的生命交响乐，强烈地撞击着我们年轻而躁动的心脏。
而我亲眼所见的另一幕，则把这曲交响乐推向了高潮。
在那个我们偷学炼薄荷油的老打谷场，巨大的铁锅像一口沉默的怪兽。借着晚霞如血的余晖，我看见孙大军和一个女生，鬼鬼祟祟地钻进了巨大的稻草垛。一种莫名的力量牵引着我，让我像个小偷一样跟了过去。我屏住呼吸，紧贴着带有阳光余温的稻草。里面传来皮带扣的金属摩擦声，压抑的喘息声……这些声音像无数只小手，挠着我的心肝脾肺肾。当一个女生的声音轻轻响起时，我差点叫出声——是胡美丽！那个平时干瘦沉默、像棵豆芽菜似的女生！
我像只被枪惊了的兔子，没命地跑回学校，一直冲到办公室前那棵老柳树下。李木耳正站在一把破椅子上，沐浴在最后的霞光里，为毕业板报画刊头。他头也不回地问：“小军，你个王八羔子，鬼撵似的跑啥？”
我吱吱唔唔，他正全神贯注于“深入揭批四人帮流毒”的伟大任务，没空理我。我蹑手蹑脚地溜走，心里却像揣了个滚烫的地瓜。
初夏时分，南大沟的石桥洞里，拾粪的憨来喜扒拉出了一具婴儿的尸体。这个消息，像盐碱地里的风，瞬间吹遍了十八洼。
谣言像瘟疫般蔓延。附近村里来学校捡剩馍的老嬷嬷，见人就打听：“造孽啊，谁家的娃儿？不要给俺啊……”牛娟的座位，从那天起就空了。有人看见孙大军被吕校长叫去谈话，回来时，脑袋耷拉得像霜打的茄子，在课桌上趴了一整天。吕校长在大会上辟谣，声音干巴巴的，没有一丝力气。但那个空座位，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一直空到了毕业。
那个曾经丰满地走入我梦境的背影，就这样消失了，和她爷爷牛皮鞋一样，彻底融入了红校这座土围子的历史尘埃里。孙大军和牛娟的故事，成了我青春记忆里一个永远无解的谜。
终于，毕业散伙饭来了。
伙房里飘出久违的肉香。雪白的杠子馍，大锅炖菜上盖着两片厚墩墩、油亮亮的肥肉片。当然，少不了那道标志性的硬菜——圆滚滚的炸丸子，我们戏称为“滚蛋丸”。吃了它，我们就得滚蛋，滚向未知的前方。
班主任“黄鼠狼”老师拿出了几瓶散装白酒。男生们都学着大人的模样，用茶缸子灌酒，内心翻江倒海，脸上强装镇定。黄鼠狼老师要退休了，“屁打胳拉肢”老师要调去县一中，而民办教师阿基米德，两天后要和我们一起进考场，去博取一个“国家教师”的身份。他的眼神呆滞，仿佛已被无数的熬夜掏空了灵魂。
高亮也从公社回来了，穿着四个兜的中山装，说着半生不熟的官话。他和“娇滴滴”的关系已是公开的秘密，老师们也笑着打趣，问何时喝喜酒。他志得意满，像个人生赢家。
李木耳喝醉了，他孤独地站在角落，突然用朗诵诗歌的腔调狂喊：“啊！一颗新星，即将从湖西红校冉冉升起！从十八洼到斯德哥尔摩的距离，并不遥远！”众人哄笑，笑声里夹杂着复杂的情绪。而“半仙”则趴在桌上呜呜地哭，他那只在红校劳动时丢掉的手，终于换来了公社看大门的位置，这算是一个悲伤的结局。
迷瞪没来，他娘病重，他放弃了高考。牛娟也没来。这场盛宴，因缺席者而显得残缺。
我悄悄把准备好的塑料皮日记本，放在几位老师的办公桌上。然后，独自一人拉着地排车，车上载着我两年的青春：木床、秫秸席、芦席、打补丁的被褥，还有那一摞摞被翻烂的课本。我从土围墙的豁口钻出，走出校园投下的最后一片阴凉，一头扎进七月毒辣的日头底下。
我回过头，那座破败的、孤岛般的校园，静默在无边的盐碱滩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猛地涌上喉咙，鼻子一酸，泪水差点砸在滚烫的土地上。我知道，我吃下的那颗“滚蛋丸”，开始在我的胃里，在我的生命里，发酵出五味杂陈的后劲。这后劲，足足绵延了四十年。
很多年后，我们各奔东西。听说迷瞪的尿床症终于好了，在县城开了家小饭店，招牌菜居然是——炸丸子。李木耳的诗集终于出版了，虽然销量不如他的交代材料。孙大军和胡美丽到底有没有在一起，成了永远的谜。只有那些金灿灿的滚蛋丸，还在记忆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哦对了，前些年高中同学聚会，迷瞪悄悄告诉我，他饭店的丸子配方特别简单：“就和当年伙房的做法一样，只不过...”他神秘一笑，“我往馅里多加了点青春的味道。”
这老小子，到底还是那个爱故弄玄虚的“操蛋猴”。
（完）
——写于1989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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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盐碱滩上的孤岛与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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