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在1980年秋日的微山湖西岸，眼前是白茫茫一片盐碱滩，风一吹，碱土扑簌簌地往脸上扑，像是要把人也腌成咸菜。远处，那座叫“湖西红校”的学校，像个被人遗忘的孤岛，矗立在荒滩之中。我迷迷瞪瞪地站着，脑子像是被碱水泡过，一片混沌。往后两年，我将无数次站在这里，眺望那座孤岛，迷惘如潮水，一次次淹没我年轻的心。
那年开学，爹拉着一辆地排车，车上装着一张木床、一床旧被褥，还有一口掉漆的木箱，陪我往湖西红校走。一路上，爹的嘴就没停过，像只老鸹，呱呱地说个不停。他说，十年前，他也拉过地排车，不过不是送儿子上学，而是往这儿送砖——那是村里扒祖坟扒出来的老墓砖，用来建什么“五七红校”。爹说那时候这儿还是一片荒滩，几个戴眼镜的人从地窨子里钻出来，数砖、开收据，红旗在土台子上哗啦啦地飘。
爹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脑海中的一幅画面：四面八方的人，像蚂蚁一样，肩挑人抬，把砖头瓦块往那座孤岛运。我在那些人影里，仿佛看见爹赤着膀子，弓着腰，一步一步往前拉车，汗水从他黝黑的脊梁上滚下来，砸在碱土上，洇开一小片深色。
我原本以为，爹参与修建的湖西红校，该是青砖红瓦、窗明几净，绿树成荫，至少比我刚毕业的碱场坡管区中学——那个只有鸡腚眼子大的校园——要强得多。可爹的讲述，却让我梦里那五彩斑斓的学校，一点点褪了色，最后变成一座灰扑扑的孤岛，像湖中的一座坟。
六月初，麦假开始，班主任王瘸子站在讲台上，宣布我们初中毕业了。我长长舒了口气，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回到家，我把书包往炕上一扔，转身就跳进了村头的老鱼河。河水凉丝丝的，洗去了我一身的燥热和疲惫。然后我跑到村南的牛屋，爬上爷爷那张铺着稻草的木板床，美美地睡了一觉。
吃饭时，爹问我：“初中毕业了，往后有啥打算？”我想也没想，脱口而出：“跟爷爷喂牛。”爹一听，照脸就是一耳刮子，骂道：“你个小狗日的，没出息头！人家老地主满堂的孙子无忌，去年都考上大学了，吃上了国库粮，端上了铁饭碗。你瞅瞅人家，一夜又回到解放前的风光岁月了！”
我们家和无忌家祖上有些旧疙瘩，看到老地主家咸鱼翻身，爹心里像是打翻了醋坛子，又酸又涩。他暗下决心，非要供我上高中、考大学，光宗耀祖不可。
可我从小就是个没远大理想的孩子。我喜欢牲口，羡慕爷爷在生产队当饲养员的那份清闲自在。我最大的梦想，就是长大后也能当个饲养员，整天和牛马为伴。
我少年时代的大半光阴，都是在生产队的牲口屋里泡大的。我对牛屋里的气味有着一种近乎依赖的亲近感——那是草料、牲畜、泥土和烟火混合的味道，闻着让人心安。到了红校之后，因为没有这气味的催眠，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夜深人静的校园里，猫头鹰在附近树林里“咕喵咕喵”地怪叫，宿舍里呼噜声、放屁声、梦话声、磨牙声，还有老鼠啃床腿、偷馍的声音，交织成一片，搅得我心烦意乱。
更吓人的是，夜幕下，那些用老坟砖垒成的教室外墙上，时不时会飘起忽明忽灭的鬼火。我胆子小，不敢一个人出去撒尿，只能憋着，等有同学起来，才敢一块儿出去。同学们都笑我是“胆小鬼”。
有时候，我好不容易睡着了，做的也是和牲口有关的梦。
我从小跟着爷爷在牛屋里睡。我们村的牛屋建在离村庄半里远的地方，是个宽大敞亮的土墙院子，孤零零地趴在湖西平原上。睡梦中，我常常把红校这座孤岛，当成我熟悉的牛屋。只有那样，我才能睡得香甜、踏实。
牛屋是一排土墙稻草屋，院子里放着一口一搂多粗的大水缸。水缸旁边斜支着一片高粱秫秸短箔。爷爷把饲草在水缸里淘洗干净，用铁笊篱捞出来，搭在秫秸箔上控水，再送进牛槽里。趁着湿乎劲，他在草上撒一层炒熟的黄豆、高粱碾成的料，用木棍“咚咚”地搅拌。那料香喷喷的，牛儿们闻着味，伸出宽大的舌头，大口大口地吃草。牛屋里，常年弥漫着“二月二”炒料豆子的清香。
夏秋两季，牛屋里冷清寂静，只有爷爷一个人在院里忙活。晚上，我过来陪他睡觉。湖西平原的冬夜来得特别早，太阳一落山，黑暗就像一块巨大的幕布，瞬间笼罩大地。吃过晚饭的人们，为了打发漫漫长夜，三三两两地打着饱嗝走出家门，来到远离村庄的牛屋。这儿成了村里男人们夜晚聚集聊天的好地方。
隆冬时节，屋外寒风呼啸，滴水成凌，牛屋里却温暖如春。牛儿们吃完饭，安静地卧在地上，不紧不慢地反刍。门上挂着厚厚的稻草苫子，屋当门燃着一堆柴草，青烟袅袅，在人们头顶盘绕，充盈着整个牛屋，温暖着人和牲口。然后，烟才从墙缝里轻轻柔柔地逸出，消散在湖西平原的茫茫夜色中。墙上挂着一盏破马灯，灯罩斜斜地向外倾着，一团红色的火苗笔直向上燃烧，努力用微弱的光，把狼烟地动的屋内照亮。
聚集在牛屋里的人们，或蹲或站，在烟雾中只能看见对方模糊的轮廓。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天南海北、云山雾罩、妖魔鬼怪、七只蛤蟆八只眼，进行着纯粹乡村风格的谈话直播。躺在被窝里的我，在这些胡扯八颠的笑谈声中，渐渐进入梦乡。那些似睡非睡时听到的鬼怪故事，成了我日后宝贵的知识财富。靠着贩卖这些民间故事，我在高中班里赢得了“拉呱篓子”的荣誉称号。
初中毕业后那段时间，我天天躺在牛屋里睡懒觉。爹看我这么没出息，气得三天两头拿着树条子，像撵兔子一样追得我满街逃窜。他一边追一边骂：“你个小狗日的，你个扶不上墙头的死狗，我打死你个不学好的庄稼脓子，你个撸锄杠的熊幌子！”
最后，爹实在坐不住了，抽空跑到管区中心校，找班主任王瘸子打听我们这一届毕业生的情况。从王瘸子那儿得知，今年中考采取的是推荐加考试的办法，先由大队从五个毕业生中推荐两个人，参加公社的考试，考上的才能到湖西红校读高中。
我娘偷偷拿了二十个鸡蛋，送给大队革委会主任根生的媳妇，换来了一个推荐名额。爹扭着我的耳朵，把我拽到干鱼头镇，稀里糊涂考了两场。没过多久，湖西红校的高中录取通知书就下来了。
我站在校门口，看见北边那片无边无际的大盐碱滩，那条叫“北大堰”的大堤，在秋日阳光下隐隐约约，像一条冬天的死蛇，盘踞在远处。爹说，那是微山湖的拦湖坝。
校园四周的土墙，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那座经过七八年风雨剥蚀的围墙，有许多段已经倒塌了。从豁口处，可以依稀看见教室砖墙上的革命标语，和校园里影影绰绰的人影。
熟悉的“当当”上课钟声从土墙里传出来，慢慢消失在茫茫盐碱滩上。
我看见一位酷似邻居二老爷的老头子，站在校门外，眺望着北大堰秋天的原野。
二老爷是我们村出类拔萃的光棍人物。他整天衣衫整洁，言谈举止和蔼可亲，在村里德高望重，是红白喜事的大总理，是个不像农民的老农民。我渐渐看清了，迎接我的这位不像老师的红校老师，确实很像邻居二老爷。
刹那间，一种亲切的感受，弥漫开来，慰藉着我失望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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