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王炳照口述史》提要

已有 6124 次阅读 2010-10-23 15:20 |个人分类:书目提要评论(07-11)|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口述史, 提要, 王炳照

《王炳照口述史》提要

黄安年辑，王炳照口述，周慧梅整理 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10月23日发布

书名: 王炳照口述史

著者： 王炳照口述，周慧梅整理

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郭兴举

策划编辑: 郭兴举

美术编辑: 毛佳

装帧设计: 北少芳草文化传媒

责任校对： 李菡

责任校对： 李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10年9月第一版

印次: 2010年9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170X 260毫米

印张： 18.5

字数: 210000字

定价: 70.00元

页数: 286页

作者介绍:　王炳照（1934年12月15日-2009年10月5日），男 ，河北省景县人，中共党员，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5年考入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读书，两年后转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1961年本科毕业后保送教育系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学习，毕业留北师大工作。

　　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院长，连任第三、第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现任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和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史学科组组长，人事部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此外还担任《教育学报》主编，《高等师范教育研究》和《教育史研究》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中国教师》等杂志编委会成员等职。王炳照先生还担任了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河南大学、山西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大学的兼职教授。

　　先后协助陈元晖先生完成《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协助毛礼锐、沈灌群先生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六卷本）以及《中国教育家评传》（三卷本）等。此后，教育史界的老前辈们相继辞世，先生勇挑重担，组织全国各地教育史研究队伍，完成了一系列的具有通史性质的重大项目，主编了《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八卷本）、《中国书院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八卷本）、《历代教育论著选评》、《中国私学·私立学校·民办教育研究》等著作，先后获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第四届吴玉章基金一等奖、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先生在先秦教育思想研究、孔子研究、书院研究、蒙学、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领域多有卓见。《中国古代的书院》一书，基本奠定了中国书院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基本范式。

　　先生一直亲自指导研究生，为教育史学科队伍建设尽心尽责，生前指导十余届博士研究生，已获博士学位者30多人。 （参见百度百科）

本书是教育史学大家王炳照先生的口述历史，由其弟子周慧敏博士记录整理，全面展示了王炳照先生丰富的人生故事，反映了新中国教育发展的某些侧影，并记录了北京师范大学诸多学者的逸闻趣事，也在一定上描述了北师大近几十来的一些难忘事件。口述史分我的出身、我的少年时代、俄语学院求学、在北师大的八年时光、混乱岁月、学报编辑十七年、重回教育系、后记、附录等部分。笔者和王炳照同在北师大工作和生活,读来十分亲切,引发共鸣和回忆,1965-1966年笔者也参加了北师大临汾分校教学改革试验,经历了“文革”动荡全过程，文革结束后1977-78年间又在北师大文科学报工作。这部个人亲历的口述史如果有大量档案资料互为印整将有助于加大其学术含量。

作者口述前言

我本来是一个农家子弟，偶然有机会读了大学，留校作了老师一直工作至今。五十多年来，教书，写文章，编过一些书，也主持过一些课题，都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份内之事，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可以立传的。早在几年前，便有几个毕业了的学生张罗要作口述史，也有出版社来邀，我都谢绝了。我觉得一个人能做什么事情，老老实实的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做的自己觉得可以了，这个事就算了了，不希望张扬。去年年底，学校宣传部找到我的学生周慧梅，希望她来帮我整理口述史，准备在校报《讲述》栏目连载，看到他们很热情的张罗这个事情，加上是组织安排，我也不好拒绝；后来师大出版社郭兴举同志建议在此基础上整理我的口述史，我想这也是我这七十多年人生的一个反思，以便日后更好的进步，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就答应了。

　　对于口述史这个形式，我一直是很有兴趣，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方式、范式相对简单、薄弱。近些年来，我希望能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人类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引入到中国教育史的相关研究中。我总觉得，口述史不应仅仅是个体的自传人生，更应该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体现的是个体生命所承载的时代要求和学术追求。对于“话语分析”和“叙事”两种倾向的著文方式，我更倾向于明了易懂、绕有趣味的“叙事”，于是“讲故事”成为本书风格；在学生整理口述史的过程中，我要求一定要结合档案资料相互印证，这也算是对口述史这种记录历史方式的一种探索吧。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领导对这件事情的支持，也感谢学生周慧梅的辛苦，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叶子、郭兴举等同志，为出版此书所付出的努力。

　　王炳照2009年暑假于英东楼417

　　*****************

整理者后记

　　帮王老师整理口述史的动议很早，2005年《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教育学人”约稿，我和克灿师兄一起承担了这个任务，完成了约1.6万字的《敬业勤学，乐观豁达——王炳照先生的学术人生》，发表之后反响不错，早年毕业的弟子们纷纷动议在此基础上做老师的口述史，也有出版社来约稿。但王老师态度很坚决，说“我就是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没有什么可以立传的”，“你们有精力去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吧”。

　　实际上，老师一直注重和提倡教育史研究方法创新，他是非常支持“口述亲历”这种记录史料的形式。我当时正在跟随老师攻读博士学位，也是教育学院给老师配备的助教，在协助他做“北师大百年校史”过程中，他多次给我讲要抢救史料，有意识的指导我去访谈潘欢怀先生（陈景磐先生的夫人）、程舜英先生、蔡春先生、何兹全先生、龚书铎先生、王世强先生等等，叮嘱我要录好音、做好笔记，说这些都是不可复制、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他一直以为自己还不够老，应该把时间挪给这些老先生。几位师兄要我平时留心，为老师的80寿辰出一本口述史早作准备。几年来，日常也积累下来不少材料，但是东鳞西爪，不成体系，我以为还有好多时间可以慢点做，岁月悠长，有的是时间啊！

　　2008年底，北京师范大学校报拟在《讲述》专栏连载王老师的口述历史，希望我能帮助整理，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就“先斩后奏”，然后用“这是宣传部的任务”来“软磨硬泡”老师，之所以敢如此放肆，是我知道他一向遵从“组织安排”，老师果然“中招”。年后不久，师大出版社郭兴举编辑约稿，建议在这个基础上作“王炳照口述史”，“毕其功于一役”，老师也就不再反对，我们列下了一个简要的计划和整理原则。那段时间我借调到校办，白天工作忙碌，查漏补缺的记述只能放在下班后，而整理工作大部分是在晚上完成。为了能按时在2009年6月底拿出初稿，我又恢复到读书期间的习惯，整理完一部分，就用电子邮件发给老师，他打印下来，逐句审核，等周末集中时间，他再一一指给我看，逐一修改。

　　老师的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他经历的好多事情都能详细的讲出个来龙去脉。老师1957年进入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1961年服从分配进入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继续深造，担任班长，受邱椿、邵鹤亭、瞿菊农、毛礼锐、陈景磐、陈元晖先生等业师指教颇多。1965年毕业留校工作至今，始终没有离开过教育史教学科研第一线。老师特有的豁达、幽默，还有对新中国60年曲折历史的亲历，自然形成了他口述历史的独特风格。我知道，他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新中国60年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其中包含着忆旧的温馨，峥嵘岁月的坎坷，包含着对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后的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激动、还有对学科将来发展的展望。在整理的过程中，我能真切感觉到他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感情，对他已经学习、工作50多年的北京师范大学的热爱，更有对为之奋斗了50余年的中国教育史学科的深深眷恋。他喜欢讲故事，喜欢笑，喜欢在轻松幽默中说明自己的一些想法。在整理口述史之初，他便和我明确了体例，他希望能将这种风格在口述史中体现出来。

　　记述故事的过程是轻松的。随着老师的讲述，我仿佛穿行在历史故事的隧道中，在这里，既有30年代的冀北农村人们生活的窘迫，也有农民对私塾教育和新式教育的真实心态，既有贫瘠童年生活中的些许快乐，也有农家子弟求学路上的种种艰辛和偶然；在这里，背影日益模糊的研究班导师群体慢慢清晰起来，独特的精神风貌卓尔不群，消逝在岁月中的青春也随着那火热的年代逐渐鲜活、青葱，仿佛就在眼前；在这里，我不大熟悉或原本熟悉的教育学院的老先生们，卢乐山、黄济、顾明远、吴式颖、王策三、厉以贤、孙喜亭……；较王老师年岁稍小的王善迈、靳希斌、林崇德、王英杰、劳凯声，还有多年谊如师友的俞启定……；王老师研究班的老同学，苗春德、雷克啸、陈德安、苏渭昌、宋元强、邱槿、何晓夏……，还有河北大学的滕大春先生、阎国华先生，华东师大的瞿葆奎先生、李国钧、孙培青、江铭、张惠芬和郑登云“五虎上将”，厦门大学的潘懋元先生，浙江大学的田正平，还有周洪宇、杜成宪、刘海峰、刘虹、阎广芬等教育史的中青年学者……老师如数家珍，津津有味的讲着他们之间的交往，他们之间发生的逸闻趣事。这些原本不在我们计划之中，老师谈的兴起，我也听的耳热，常常不知不觉，已是万家灯火，夜幕降临。这时候，师母催回家吃饭的电话会适时响起，我便自然而然到家里蹭饭。晚饭后继续开谈，有时候师母也会加入进来，饶有兴趣的回忆他们共度的峥嵘岁月、苦乐人生。我常常产生一种错觉，我不是在整理老师的学术人生，而是在做一部浩大的中国教育学百年史，他们的故事在口述史中得以延展。

　　整理口述史的过程是艰辛的。口述史虽是以讲故事的形式呈现，虽然前期已有一定的积累，整理成文的进展还算顺利。但成文后史料的核对和确认，老师一丝不苟，是以一种史学家的严肃态度来对待的。有时候为了核实一个资料，常常要查阅大量的文献，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的本科阶段和研究班，他说时日久远，记忆难免会有出入，特别是研究班，说当年全校共招收研究生39名，他们班占20人，该年正式实行导师个别指导制，有很多开创性的做法，这段历史值得后人研究，不可马虎。他要求我抽时间到学校档案馆核查1960-1965年之间教务处、校长办公室和党办的相关卷册，我多次往来档案馆，还请学生帮忙复印。起初我对这个做法有点不解，嘟囔“这哪里是在作口述史，就是在作论文啊”；“口述史不就是有个人色彩较浓、不大容易客观的特色吗！”，老师笑笑，说“从我们这里尝试着做点改进吧”。这个尝试背后，我体会到的是一个老教育史工作者对新的研究方式、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执著追求。

　　看到我协助老师整理出来的口述史，真的很惶恐，因能力和时间所限，老师博大、深邃的人生感悟、学术追求难以企及完整风貌。我跟从王老师读书五年，常自惭是“蹲班生”，他不仅指导了我的博士学业，在历史学院作博士后期间，老师实际上依然承担着指导我的责任。老师的宽容放纵了我的任性，在老师的众多弟子中，我是少数几个敢和老师“没大没小”的，老师也常常笑着感叹带我是“费心费力”，也许正因为顽劣不堪，老师才将我留在身边工作，以便进一步教导教化。在整理口述史过程中，当我多次因加班迟缓到7点左右到办公室，老师仍然等在那里，有时还给我准备了饼干、饮料，还常常打电话让师母特意为我准备好吃的。每当我为一些事情苦恼、抱怨时，老师总是笑着安慰我“向前看”，“尽力就好”，告诉我怎样处理工作和专业的关系，保持乐观的平常心。可以说，口述史整理又是我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历程。

实际上，口述史的最后定稿是克灿师兄和我一起完成的，当我提出共同署名时，他坚辞不就，谦称“无功不受禄”，还将我发给他的稿子上的名字特意删去。他跟随老师多年，始终以长兄之责扶持、关爱着我，这次更是“拔刀相助”；田正平老师、俞启定老师、刘东敏老师，刘虹老师、还有王老师的老同学朱开云、雷克啸、何晓夏、苏渭昌老师等为口述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照片，教育学部的领导周作宇、顾定倩老师给予了大力支持，郑国民师兄为该书的出版费心不少，本书的责任编辑郭兴举博士花费了很大精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因时间仓促和能力关系，文中有什么不适合的地方，那肯定是我整理的不够细致，请大家批评指正，我非常希望这只是个开端，我愿意继续将老师“充满故事的教育史”深入下去。

　　 周慧梅

　　 2009年9月20日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