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温:评独家垄断和“一家之言”倾向——关于历史教材讨论中的一些怪现象（2001年3月）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1月31日发布

 

本文些于2001年3月30日，学术批评网2001年3月30日首发。说的是近七年前学术界封杀中学历史教材批评的情况,现在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是学校领导封杀批评的情况屡有发生。笔者重温这篇文章，希望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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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秋天以来，围绕质疑中学历史教材的争议在全国开展了一场范围宽广的学术大讨论。人们对于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独家垄断教材编写和出版的弊端已经谈论很多。但是对于教材评论的“一家之言”现象还涉猎不多。据业内人士称，以往在一个相当的时期里人们是不能公开在报章杂志上评论教材弊端的，如果你对教材有意见，得通过一定渠道向编写者和出版单位递交。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有些批评意见“石沉大海”现象是可想而知的。有些意见即使能够引起编写者和出版单位的注意，也因为没有能够公之于众而社会影响甚微。至于要媒体和杂志公开讨论教材内容以至编写机制的问题，更是难以想象了。

 

　　一些中学历史专业刊物虽然也刊登过一些教材评论文章，但是赞扬和体会性的偏多，虽然对于教材改革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总的说来少有实话实说式的学术性批评，人们似乎不大注意公开教材评论可以作为推动教材改革的必要手段。久而久之，对教材的学术评论多少有点成了“捍卫教材”的“一家之言”和对教材的宣讲材料和辅助资料了。

 

　　这种“一家之言”倾向到了去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召开的“10·26会诊”时，发展到了新的地步。个别教材编写者、教材审定者和教材出版部门不仅拒绝来自教学一线广大教师善意的健康的批评意见，而且掺杂了不少非学术因素，试图将教材的学术问题政治化。

 

　　人们已经注意到在中学历史教材的学术批评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最为突出的事例是在陕西的一所师范大学个别主管领导出面借口《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12期有什么“问题”而“封杀”《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的评论中学历史教材活动，甚至扬言如再继续刊登这类文章，“即使印出也要销毁”，可谓盛气凌人，真不知依据何法。

 

　　如果真依法办事，公开出来，岂不可以给学人进行一次活生生的法制教育，也不致使老百姓一直被蒙在鼓里。据称有人斗胆请问该校主管，能否出示“书面指示”，但迄今学校主管就是不肯公开，因而人们越来越猜测这种不能公开的“指示”是从哪里杀出来的？现在不是讲决策民主化、讲透明度吗？既然作了断然决定，连个决议都不能公示这是怎么回事呢？

 

　　再说问题究竟是什么总得说得明明才是，总不能让学校和杂志社为八毛邮票付出如此代价。该期杂志报道了《中国质量报》记者陈宜1999年6月16日发表在“中国质量万里行》周刊第6版上，有关鞍山市一名小学高级教师投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历史》出错几百处的调查，难道这样做不妥吗？

　　该刊有一篇杨玉圣先生的文章《学术批评、反批评及其他》，文中批评人教社的对待来自批评的态度“实际上典型地反映了时下只许表扬和自我表扬、容不下批评与争鸣的不良学风，也再次证实了不仅‘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而且‘小猫的屁股也摸不得’的怪诞现实。”

 

　　人教社参加“10·26会诊”的一位大学历史系主任在《公开信》中说什么是“小猫的屁股也摸不得”这样的说法是“谩骂对方，侮辱人格”，我实在不清楚怎么能上这么高的“纲”， “小猫的屁股也摸不得”这句话的发明权并不属于杨玉圣，他是借用德高望重的华君武先生1999年底规劝电影导演冯小刚正确对待批评意见而说的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华老的话怎么能算谩骂呢？这也算一条罪状么？说话用词自由度是不是也太小了点了？

 

　　该刊转载了《人民政协报》2000年11月21日《科教周刊》第5版通栏发表的蓝之春记者的一篇《历史教学遭全面质疑》的长篇报道，难道这篇文章也有“问题”。据说正是这篇报道受到报社领导的表扬了。

 

　　不知是否巧合，笔者在该刊去年第12期上并未发表文章，笔者的答辩文章《人民教育出版社“10·26会诊”质疑----再论如何开展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正好发表在该刊2001年第1期上，因文章较长另一部分原定计划发表在第2期上，现在也被一同株连“腰斩”了，迄今使读者看不到全文。为了争取合法权益，笔者在2月20日、2月26日、3月9日先后三次去信询问，迄今杳无音信。我不知道出版法里有没有这样的规定，一篇文章可以只发前一半不发另一半的，我的文章有没有著作权益受到保护的问题。

 

　　此外使我纳闷的是，在“封杀”《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的同时，在华南一家中学历史教学专业杂志，今年特别开辟了“茶座”，在1-3期里，组织了“特邀嘉宾”发表9人共19篇文章，主要是针对《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6，7期中学历史教师的质疑意见提出再商榷或发表自己见解的。

 

　　有意思的是在这些针对中学教师的文章中，特邀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历史教材编著者三位嘉宾的文章就占了11篇，其他8篇文章则全部来自有关大学的教授，没有一篇是中学教师写的。我不知道该刊物以后会不会发表对这些文章的争鸣文章，会不会发表中学教师的文章，但是有一点肯定，发表出来是件好事。我粗读感到其中有的文章很有见地，但是有的说法也相当牵强。好在真理会越愈辩愈明的，这正说明我们应当在学术领域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对《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开放总比“封杀”强得多。我的问题是华南这家中学历史教学专业杂志可以开展讨论的问题，为何在西安的《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现在却遭“封杀”。有关部门究竟有没有一个让读者真正明白的统一适用的“指示”或“精神”？

　　说教材评论中的“一家之言”还反映在有些人看来，谁要是对教材内容出错或欠当提出疑义者，往往被教材编写者、审订者指为什么“一家之言”而“不以为然”、“不予理睬”。

 

人们感到口头上说的和实际上做的很难对上号。他们则还在自己掌握的刊物上对持疑义者进行大批判。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主编主持的《课程·教材·教法》编辑部对一篇文章的争鸣所持的态度。

 

　　事情要由该刊2000年第10期发表了人民教育出版社芮信先生的文章说起，芮文《世界史的进步与中学世界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以世界现代史研究和人教版教科书为例》，和众所周知的任史识文章完全一致，文章把我作为世界现代史学界的错误思潮的代表来批判，这篇文章的真实用意不在学术本身，编辑部十分清楚。

 

　　本着学术讨论越辩越明，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惯例；也是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我写了一篇答辩文章于2001年2月12日投稿寄给该刊。笔者在信中强调“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只有通过实事求是的健康学术争鸣来解决，不应打棍子、揪辫子、扣帽子，无限上纲，更不应将学术问题政治化。”

 

　　2001年2月27日我收到了该刊编辑部的回信，信中说：“您寄来的《人教版历史教材的学术观商榷-评芮信的中学世界历史教科书〈编写〉》一文，我们已认真阅读。我们会把您对教材提出的意见负责地转达给教材编者加以认真考虑。您撰写的此文，经研究，我刊拟不刊登”。对于该刊编辑部的这种做法我感到震惊，看来开展健康学术批评，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远非易事。

 

　　我的答辩文章是对人民教育出版社芮信编辑在《课程·教材·教法》杂志上抨击我的文章的回应。按照学术批评公平、公正的原则，该刊刊登我的反批评文章本是顺理成章的，这样做有利于健康的学术争鸣，对于该刊物和人民教育出版社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来说，也有利于避免单位保护主义，或者说得白一点，有利于经过“三讲”后的单位形象。即使该刊不赞同笔者的学术见解，也完全可以在刊出我的回应文章后，组织反驳文章。现在该刊主管决定不发表我的回应文章，岂不失去开展学术争鸣的一次机会，何况也有失刊物的风度。

　　至于编辑部说要把我的意见“负责地转达给教材编者加以认真考虑。”我以为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因为：

　　其一，笔者并未授权该刊既然拒绝刊登，还可以将文章“转达给教材编者”。这涉及对作者的尊重和保护作者的合法权益问题。

　　其二，该刊清楚芮先生作为当事人又是人教版世界现代史教材的责编和编著者。在处理稿件时本应采取回避原则，怎能反而将不予发表的文章转给本人。

　　其三，该刊发表在芮文时并没有给我打过任何招呼，编辑部当然有权这样做。但不应采取双重标准。该刊不登我的文章，还专门将文章转给他，这样做公平吗？

　　其四，我的文章涉及的是芮文所论教材的学术观问题，并不是专谈对整个教材的具体意见，自然也谈不上转达给教材编者问题。

　　其五，人民教育出版社领导如果诚意直接主动向我征询意见，我自然会直言相告。问题在于，从1999年7月至今20个月了，依然看不到这个迹象。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该刊所说“转达”能够解决问题吗？

 

　　总之，尊重作者，保护作者著作权和发表权，是编辑部应有的职业道德。

 

　　目前面向30万中学历史教师队伍的专业中学历史教学刊物本来就不多。我们现有刊物关注学术批评又是少之又少。这种现状是和不断提高教材和教学质量的要求很不相称的。

　　我主张改革中学历史教材的整个过程要和开展健康的教材评论相同步。设想如果没有深入的健康的教材评论，要不断完善新的课程标准和编写出适应新世纪需求的新教材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所以需要加强教材评论的力度，这是因为

 

　　其一，鉴于多方面的原因，教材编者、出版者、审订者的看法和处于第一线广大教师、社会各界人士的看法相距较远，和教材的实际情况估量也还有相当的差距。这些看法需要通过多种渠道沟通。而只有通过包括学术批评在内的广泛沟通，才能缩短差距，加强沟通，优势互补，共同提高。

 

　　其二，目前相关利益人还不大习惯善待来自对教材的学术批评和舆论监督，动不动就指责学术批评是什么“炒作”和“搞乱教学”等奇怪现象就是例证。

 

　　其三，行政主管部门某些公务员也不大习惯于教材改革和教材评论相辅相成的做法，他们似乎生怕“打乱”了自己的既定“部署”，以至出现了在实际生活中不适当的行政干预“叶公好龙”现象，挫伤了广大教师、报刊杂志进行教材评论和舆论监督的积极性。

　　其四，新一轮开放式的教材改革本身要求开放式的教材评论。

　　我刚刚看到在中学历史教材争议中仗义执言，起了推动作用的郭兴文先生的一篇短文，发表在2001年3月20日《西安晚报》第16版《副刊》上，标题是《惊出一身冷汗》。文章临结尾的一段耐人寻味：

　　

　　一天，有位朋友登门说：“你小子狗胆包天，居然公开批评历史教材大量出错、闹的沸沸扬扬，这也罢了，还竟敢和37位权威专家叫阵论战。你看看这个材料，人教社散发的专家‘会诊’的座谈纪要，你惹了大祸了！”我不看则已，一看不仅冒冷汗，连头发根都惊得竖起来：点名说我文章“严重失实”的那位权威专家会上说，这个报上文章说要冲破条条框框，我认为是要冲破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还有一位权威专家说，苏联与东欧解体，与意识形态上把历史搞乱了有很大关系！还有权威专家说，这套教材编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要捍卫教材......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白纸黑字是真的!尽管有些话并不针对我一个人。可是，本来大家批评的只是课本中出现的错误，怎么引出了这样天大的政治问题，这些人到底是搞学术的权威专家，还是搞政治迫害的权威专家？幸亏不是“文革”极左年代，否则，我真是要被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了！但这份会议纪要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倒是不断传来消息，国家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全国人大、政协会上，有三个重要提案都是谈教材出错及教改问题，我高悬的心才放下来，厄运并没有降临。

 

　　我以为，郭兴文先生有这样的感受并非他一个人。这涉及保护学术批评健康开展的大问题。我们已经欣喜地注意到在今年三月“两会”期间一些全国政协委员体察民情，提出了依法保障中学教材的学术批评的重要提案。他们强调：

　　学术批评的健康开展，是关系到新世纪我国的学术事业发展和创新的重大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学术批评是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学术领域得以贯彻和体现的重要标志。学术批评是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重要体现。在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应当依法给予充分的保障。

　　由于缺乏正常的、健康的学术批评，致使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出版界出现了许多令人忧虑的不正常现象和严重的学风、文风问题。比如，我国现行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在全国使用的中学历史教材存在不少硬伤和差错。教材是师生教与学的基本依据，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其服务对象是学生和教师。教师和学生本应有权选择自己满意的教材，更应有对于教材使用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权。对于教材群众性的和健康的舆论监督是保障教材高质量的十分重要的方面，强化舆论监督是教材建设面向广大群众、服务广大群众的具体体现。

　　为此他们建议：

　　教育界、出版界、学术界的主管部门要以开展学术批评为推动力，保障广大教师学生对于教材编写和教材质量的评论和监督权益。要积极采取切实措施欢迎和鼓励对于中学教材的学术批评。

　　在开展学术批评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倡在学术领域‘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提倡在学术领域中开展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避免学术评论中各种非学术因素。

　　严禁对于批评教材的作者、杂志社和报刊以任何形式的压制和打击，一旦发现应当严肃处理。

    提倡专业中学历史教学杂志开辟教材评论专栏，报刊、电视台、电台新闻媒体要加大教材质量和学术批评的舆论监督力度。

　　舆论监督和学术批评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切实防止不正当的行政干预，避免各种名目和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单位保护主义现象。

　　我以为，如果这些建议能够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并作出响应的有效措施，相信我国基础教育界的学术批评将得到健康而蓬勃的开展。

 

          （本文写于2001年3月30日）

 

 [2002年5月8日说明：学术批评网/2001年3月30日首发。迄今为止，陕西师范大学个别领导人依然禁止《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参与对于中学历史教材的学术讨论，依然对于笔者要求说明理由的缘由，不予理睬。笔者有足够的耐心，等待该校个别领导人改变对待学术批评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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