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关系史上的新篇章和启迪----评王淇主编的《从中立到结盟》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1月27日发布

 

本文应王淇教授之邀撰写，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第226-236页上。黄安年 2001年3月19日在《学术批评网》上发布其后在学术交流网上发布，现在在黄安年的博客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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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美中关系史上,从30年代到1945年间的这一时期，是最富启迪意义而又为历史和社会政治工作者极为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一个世纪前的世纪之交,正是美国由近代社会跨入现代社会，由完成大陆扩张和西进运动，从美洲大国走向世界和海外扩张，由大西洋走向两大洋之际，而这时中国则正处于由没落的封建帝国走向共和、军阀混战、列强宰割中华之际。这个崛起于19世纪下半叶并采取与西方传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尽相同的政策、鼓吹“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的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很快地走向了世界大舞台，而在其后不久东亚地区又出现另一个正在崛起并妄图称霸东亚的军国主义日本，她力图侵占全中国，从而和美国在亚洲加剧了难以调和的政治经济矛盾以至最终导致了影响全球的战争。美日冲突在东亚的主战场正是在中国。这个时期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由失败走向胜利和振兴的转折的关键时刻，因而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理所当然地成为热点中的焦点。

 

由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深教授王淇先生主编的《从中立到结盟----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一书,是一部近年来在论述这一时期美中关系时全面系统，高水平的难得的实事求是的学术专著。这部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抗日战争》丛书之一,出版于两年前的1996年,共45万字。它不仅为人们正确认识这一时期美中关系提供了来自国内、美国和日本的大量第一手宝贵资料以及有力的论证,而且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思考和启迪。前不久，美国的权威杂志《美国历史杂志》在美国史学术论述目录中还推荐了这部著作。

 

 

                                一

本书的明显特点是：

第一,材料翔实,系统全面。人们如要拨开迷雾，揭示这一时期美中关系的真实内幕，不仅需要总结和吸收大量现有的中外研究成果，并就难点和疑点展开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而且有赖于对于美，中，日，苏等国第一手外交档案，特别是决策层集团和人士的资料进行研究和分析。

 

在这方面，本书避免了以往某些中国现代史研究者的通病，即不大重视对于关系国尤其是主要关系国原始外交档案的系统考查。《从中立到结盟》一书系统地研究了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等原始档案资料,并和中国国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的文选相对照,这就为实事求是和全方位地揭示这一时期的历史真相提供了真实的资料依据。

 

不过本书美中不足的是，未能有效利用和研究美国罗斯福图书馆档案所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因为在美国政府对华关系中，美国国务院及其下属机构，驻华机构和官员固然作用非凡，但是最后的决策是总统罗斯福。当然如果利用美国国会档案材料，则也是十分重要的，这对于研究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有关对华政策的争论和决策无疑是必要的。

 

第二,结构严谨,观点务实。本书共分七章，从30年代初美国面临远东政策的抉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遏制苏联，扶蒋反共政策，联成一片又各自独立成篇，在前面的序章中还系统概述了从《望厦条约》到本世纪2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本书涉及这一时期美中关系中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评述,见解务实,不落俗套,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如在序章中，书中认为:“美国的最大利益在于争夺中国市场,而非占领殖民地”[1](9页)在一个世纪前的19和20世纪的这个跨世纪之交,美国逐步确立了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清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面对的是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

 

1899年9月6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发表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声明，鼓吹维护列强在华既得势力范围，美国要求“利益均沾”。[2]1900年7月3日在美国的第二次“门户开放”声明中，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在华利益,主张“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反对列强独霸中国。[3]

 

由于在东亚地区出现了另一个正在迅速崛起并妄图称霸东亚和独占中国的日本，虽然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申明,并非出于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谊,[4]但是在避免中国沦为殖民地境地时客观上发挥了制约作用。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从它的提出到具体化有一个过程，如《从中立到结盟》书中所说:“美国对华政策是在西奥多·罗斯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等总统任内发展和形成的。[5]

 

在东北面对俄国和日本的争夺，西奥多·罗斯福政府与俄国一起“均沾”了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抛弃了“中国完整”[6]，1905年他在朴茨茅斯调停日俄战争，造成日俄在中国东北牵制的均势局面，并有利于美国在东北的经济利益[7]。而1908年11月30日的罗脱高平协定[8]和1909年11月6日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关于满洲中立化的备忘录，[9]表明美国的“门户开放”以牺牲中国主权为代价。需要指出，在此期间，美国的门户却向中国紧闭。由于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连续不断的排华政策，并于1904年拒绝修改排华政策,直接触发了1905年的中国抵制美货运动[10]，并促成了为改善西奥多.罗斯福的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不良形象的“庚款兴学”[11]。

 

在谈到鼓吹新自由的威尔逊总统时，《从中立到结盟》一书指出了美国总统不支持孙中山而支持袁世凯的事实[12]，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深入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学者认为美国政界人士对于中国的深刻了解甚少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13]

 

在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对日本的妥协时，面对1915年日本覆灭中国的“二十一条”，美国对日本的进逼作出了让步,1917年11月8日蓝辛石井协定表明美国以承认日本在华部分地区的“特殊利益”换取日本信守“门户开放”政策和“机会均等”。[14] 如书中正确地评论说：“美国政府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欧洲，而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不得不对日本作一些让步和妥协”[15]认为蓝井协定是：“美国政府以中国的利益和主权为代价，与日本政府进行的秘密政治交易”。[16]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和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体现了美国的利益，重申“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政策，维持了远东地区的均势。但是中国的主权完整受到了损害，中美关系依然处于不平等状态。书中谈到“中国回到了受列强共同支配的屈辱地位”，[17]并认为美国在会上就中国问题提出的四点原则是“门户开放政策老调重弹”。[18]

 

关于20年代美中关系，该书比较系统地说明了美国由操纵北洋军阀到支持蒋介石政权的过程，并得出结论说:“2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在支持蒋介石，控制国民党政权方面，获得了成功。”[19]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美关系史上美国由中立走向结盟继而介入中国内战的时期。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从面临远东政策的抉择到由中立走向结盟，并取得太平洋战争的最终胜利，其后美国又面临国共之间的抉择。而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由失败走向胜利和振兴的转折的关键时刻，因而美中关系对于两国之间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

 

从“九一八”事变和史汀生主义[20]、从“一二八”事变到李顿调查团的活动、涉及麦棉贷款，白银政策和西安事变、从中国全面抗战到日本南进，美日谈判[21]和太平洋战争爆发[22]、从美中结盟，重庆军事会议和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到,缅甸战役,美国对华经济和军事援助,《中美平等新约》的签订[23]及开罗会议、从蒋介石史迪威关系[24]到美国调停国共关系[25]、从雅尔塔协定到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胜利，[26]这一期间,美中两国关系始终围绕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美国的太平洋战争展开的。《从中立到结盟》一书集中论述这一时期的各个事件都体现了务实可信的治史态度。

 

第三,注重国情,兼及“球情”。实事求是地把握好这一时期的中国国情和世界的“球情”的正确判断是能否正确评价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所在。毫无疑问当时远东和世界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是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扩张和反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扩张的矛盾，美日矛盾在主要方面是反对侵略扩张的美国和推行侵略扩张的日本的矛盾而不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狗咬狗的斗争。随着这一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美中两国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结盟。[27]另一方面,美国1929-1933年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经济大危机,胡佛总统无所事事，丧失了机遇，使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罗斯福受命于危难之机,致力于新政, 大幅度地调整国内经济政策。同时为对付日益严重的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威胁，需要致力于克服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因而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中立”问题，往往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点。

 

在这个敏感问题上，要求美国改变自本世纪以来的“中立”政策显然是不现实的，问题在于这个“中立”的实际内涵。从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考虑，无疑期望美国在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上改变“中立”态度，积极支持中国抗日。但是在双边和多边的国际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析双边和多边的互动利益。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考虑，欧洲的安全，先欧后亚，避免两线作战，在本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始终美国对外战略中优先考虑的问题。美国对华政策从“中立”到结盟的调整无疑是和这一总战略设想分不开的。如果我们在考查美国对华政策时一厢情愿地只考虑中国的国情，而不同时考查美国的国情和全世界的“球情”显然是不完整的。本书的可贵之处,正在于较好地处理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了研究中的某些误区。

 

当然本书也存在某些尚待商榷和不足之处。如序章在论述早期中美关系时过分夸大了中国对美国贸易的重要性，称在美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的对外贸易中“主要得益于对华贸易”[28],实际上,整个说来美中贸易额在美国早期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关于高关税保护政策自1914年威尔逊总统以来已经改行贸易自由政策，直到1929年经济大危机爆发，胡佛政府又实施了高关税保护，而不是如书中所说：“20年代，美国经历哈定，柯立芝，胡佛三届政府......它们都......实行高额保护关税”[29]。有关美国对华文化政策书中论及颇少，在论述1943年美国对华关系时,书中忽略了对于罗斯福签署废除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令的法案,而这一法案的签署,对于美中两国人民间的正常交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反对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中美两国人民并肩战斗、浴血奋战，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间一个是实力最强在太平洋有着巨大利益的反法西斯国家，另一个是实力弱小，但是亚洲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主力的国家。美国对华政策从中立到政治上和军事上结盟的曲折发展过程，给予我们以太多的启迪，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五点：

 

首先，美中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大于不同利益，在反对法西斯侵略扩张和发展美中两国友好关系上美中两国关系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美中结盟共同反对法西斯写下了美中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在并肩战斗中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美国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支持了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没有美中两国政府和人民携手并肩，就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太平洋战争，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迄今历史老人又走过了53个年头，但当年的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难忘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如1936年斯诺的陕北之行30、卡尔逊的华北和西北之行[31]、美国援华5亿美元贷款和1942-1945年美中两国空军共同承担的世界空运史上最为艰难的鸵峰空运通道[32]、陈纳德将军指挥的飞虎队(第14航空队)在中国参加抗日战争[33]等均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友好交往史上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回忆。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显然别有一番情趣[34]。

 

其次，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制止霸权主义发动的局部战争是防止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历史教训。无庸讳言,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法西斯势力发动各个局部战争的演变和扩大而导致全球战争爆发的。人们不能一厢情愿地改变法西斯战争狂人发动世界大战的图谋，但是只要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的联盟，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把世界大战制止在法西斯侵略的局部战争和扩大得逞之际，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遗憾的是，这种情况来之太晚，在亚洲经过了1931-1941年整整10年，这10年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说，1931年1月7日，美国企图通过“史汀生主义”的一纸空文[35]，一厢情愿地以为能够使日本的独霸亚洲的图谋有所收敛，那末10年后的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日本的炸弹使美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那种“中立”并不能满足日本的侵略欲望和制止世界战争的爆发，最终战火还是烧到了自己的头上。[36]

 

它启示我们，在今天对于威胁世界和平的任何全球霸权主义，地区霸权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抬头的图谋，都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及早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自80年代日本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以来，我们深切关注日本国内出现的不正视发动令人发指的法西斯侵华战争的罪行，为战争罪行和战争罪犯开脱以至翻案的一系列事件，而日本政府对此的软弱无力无力令人有理由担心，日本今后的政治走向对于战争与和平将产生何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重温半个世纪前的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显然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超越意识形态因素，或排除意识形态对外交事务的干扰是正确处理美国对华关系的一个重要经验和教训。在美国对华关系中直接面对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无疑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保证抗日战争胜利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在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能否排除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超越意识形态因素，服从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大局。在美国国务院及其外交机构中不乏懂得中国国情，力主国共合作，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的有识之士，如约翰·谢伟思、约翰·戴维斯、约翰·金·费正清、范宣德、柯乐布等[37]。

 

遗憾的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美国决策集团处于战后全球战略和冷战的考虑，同时对中国国情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实行了扶蒋反共的政策，站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介入了中国内战，[38]结果导致美国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的信任[39]，今天回忆起来，仍然使人感到相当的遗憾。[40]一个主张务实外交的美国，受到意识形态因素干扰而带来的后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第四，在反对法西斯的战争中，美中两国和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已经通过国际法文献就台湾问题达成了国际共识。1943年11月22-26日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举行了开罗会议，签订了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宣言》,宣称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41]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第8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42]显然，台湾问题的回归于中国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国际法文献中是美国签署的和明白无误地载明的。

   

第五,这一期间,美中两国关系始终围绕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美国的太平洋战争展开的。罗斯福清楚地认识到美中好友和结盟关系对于美中双方以及世界和平都是有利的，美中关系因而成为两国关系史上的最好时期之一。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在美国的全力支持下，成为联合国创始发起国之一,并开始发挥着世界大国的影响。为了改善美中关系，1943年12月17日罗斯福总统还签署了废除1882年以来的排华法案。[43]应该说，对于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品质，没有战略家的雄才大略是不可想象的。[44]可以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是本世纪以来从战略高度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第一位美国总统。

   

笔者以为在本世纪的100年间,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来审视，美中关系的转折性变化是和三位美国总统的审慎战略思考和抉择分不开的。

 

第一位是40年代初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他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时刻,作出了对华政策的重大抉择:由中立走向结盟,从而开创了中美关系史上的友好发展的辉煌时期。

 

第二位是70年代初由冷战对抗走向缓和和友好发展时期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他改变了美国对华敌视和孤立政策,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

 

第三位是90年代冷战后世界走向多极化时期的比尔·克林顿总统,他在第二任期内开始改变了苏东解体后美国对华全面制裁和遏制政策,谋求面向21世纪中美两国间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过程。显然这三次重要抉择是和中美双方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思考和选择分不开的。这种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是世界性的,从而他们也成为世界级的领导人。诚如美国作家莫尼卡,克劳莉在1996年出版的《不在案的记录----尼克松晚年私人谈话》一书中所引尼克松的话说的:“跻身于伟大领袖之列有3 个要素:伟大人物、伟大国家、伟大事件。”作者认为：“连起来说就是，伟大人物领带伟大国家创造伟大事件。中美新关系缔造者们，从两国地位、两国领袖、事件等级方面来说，都够得上伟大。”[45]

 

                             写于1998年7月5日

 

注释：

[1]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 《国务卿海约翰致驻英大使(维特)》(1899年9月6日),载《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449-45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1990年3月20日，海约翰照会美国驻伦敦、巴黎、柏林、圣彼得堡、罗马、东京外交代表，宣布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已经各国“表示之同意”。(同上，第451页)

[3]《海约翰国务卿致美国驻柏林、巴黎、伦敦、罗马、圣彼得堡、维也纳、布鲁塞尔、马德里、东京、海牙、里斯本外交代表》(1990年7月3日)，载《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451-45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4] 海约翰1900年10月29日就英德两国1900年10月16日关于中国的协议致函德国大使称：“本政府宣布的原则与德国皇帝和英国女皇陛下的那些原则完全一致。”载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从鸦片战争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第413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1901年12月6日，海约翰在给康格的电报中，要求通知清政府：“不要于任何一个强国作出”“损害合众国的合法权益”“的任何安排”。载同上，第417页。

[5]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1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 1903年6月22日西.罗斯福在一封信中说：“我们一直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殊地位。”载Elting E. Morison, The Letters of Thedore Roosevelt, 3 Vols. Pp.497-49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51-1954.

[7] 1905年日俄和约后罗斯福说：“和约无论对于俄国和日本都是公正的，对于英国和美国也都是有利的。”载Tyler Dennett, Roosevelt and the Russi--Japanese War, p.261. Peter Smith, 1959.

[8] [美]亨利·康玛杰编:《美国历史文选》,第2卷,第372号,新泽西1973年英文版。

[9] 载《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461-46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10] 西奥多·罗斯福1905年10月20日在亚特兰大发表演说,承认由于排华法的不公, 导致中国抵制美货。载Chicago Tribune, Oct. 21, 1905. 1905年12月5日,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承认:“我国国家过去对中国非常不公平，而且已经做了错事，所以最后还是对美国本身带来这些后果。”载詹姆斯·理查森编:《美国总统咨文和文件汇编》,第2卷,第2155-2157页。

[11] 1908年12月28日罗斯福发布退款命令，1909年开始实施，据此共退还11961121.76美元，占所得庚子赔款的48.94%,引自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619-620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12]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16-1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3] 参见邓蜀生著:《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4] 黄德录、黄安年选译:《1917-1939年的美国》,第1-8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15]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1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6]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1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7]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2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8]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2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9]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3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0] 1932年1月7日《史汀生国务卿致驻日大使福博斯》、1932年2月23日《史汀生国务卿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议员波拉》,载《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476-48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21] 参见:[美]约瑟夫·C·格鲁著:《使日十年(1932-1942)》,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2] 参见：[日]实松让著:《珍珠港事件的日日夜夜》,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美]赫伯特·菲斯著:《通向珍珠港之路》,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3] 1943年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与换文》即《中美平等新约》在华盛顿签字,美国表示尊重中国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并主动取消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中美国亨有的特权，开创了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主动废除特权的先例。载《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39-54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24] 参见:[美]巴巴拉·塔奇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梁敬淳著:《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美]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25] 参见：郭荣赵著:《从珍珠港到雅加达----中美战时合作之悲剧》,台北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1979年版。牛军著：《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项立岭著:《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和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26] 见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中有关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7] 黄安年：《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4期,并载齐世荣等著:《人类历史的进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8]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2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9]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2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0] 吴黎平编译:《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新华出版社编辑:《斯诺文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海伦·斯诺著,华谊译:《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世界出版社,1985年版。

[31] [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著：《中国的双星》，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美]米契尔·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 三联书店,1985年版。

[32] 1942年3月31日签署美国给予中国5亿美元财政援助。载《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496-53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并见[美]杰克·萨姆森著:《陈纳德》, 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据1998年6月24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型记录片《重返鸵峰》,这条东起昆明,经缅甸至印度的丁江,是当时世界上最艰难的航线。这条二战期间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为支援中国抗战而开辟的运输补给线,在历时三年又三个月的空运中,共同向中国战场运送物质80万吨,人员33477人,总飞行时间达150万小时,中美双方共损失飞机563架,牺牲1500多人，是中美两国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的见证。

[33] 参见陈纳德:《陈纳德将军与中国》,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34] 迄今中国人民为寻找当年美国空军及将士洒落在中国西南部丛山峻岭的遗骸仍在不懈地努力,1996年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访问美国时将在桂林地区新发现的遗骸亲手移交给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就是一个最新的证明,美国总统克林顿还亲自写信给最先发现遗骸的中国农民表示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良好祝愿。

[35] 黄德录、黄安年选译:《1917-1939年的美国》,第137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36] 罗斯福在他的著名的要求国会对日宣战的六分半钟演说中说:“这次进攻显然是许多天乃至若干星期以前就已蓄谋进行了策划的。在策划的过程之中，日本政府通过虚伪的声明和表示希望维系和平而蓄意对合众国进行了欺骗。”“我们不仅要作出最大努力来保卫哦我们自己，我们还将确保这种形式的背信弃义永远不会再危及我们。”载关在汉译：《罗斯福选集》,第323-324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7] 参见[美]迈克尔·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生物印书馆,1982年版。[美]伊·卡恩著:《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美]约瑟夫·W·埃谢克里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38]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七章，遏制苏联，扶蒋反共,第458-52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并见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39] 美国学者翰斯·J·摩根索在为《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所写的序中写到:“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对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的看法也颇具神话的性质，并且还是那种有害的神话。”“中国的共产化确是美国外交政策最惨重的一次失败。”“讲到中国，美国人就分成两类，一类患了神经病，另一类则患了精神病。只有为数极少的、其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少数人敢于以冷静的客观态度正视这个历史事实。这样做意味着正视我们自己，揭示我们判断额度错误和行动的失误，因而发现，‘丧失中国’的原因既不是疏忽大意，也不是一伙可以指认的替罪羊的叛国行为，而是我们自己，是那些表达了政府意向和民众意愿的政策。”载[美]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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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关系史上的新篇章和启迪----评王淇主编的《从中立到结盟》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1月27日发布

 

本文应王淇教授之邀撰写，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第226-236页上。黄安年 2001年3月19日在《学术批评网》上发布其后在学术交流网上发布，现在在黄安年的博客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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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美中关系史上,从30年代到1945年间的这一时期，是最富启迪意义而又为历史和社会政治工作者极为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一个世纪前的世纪之交,正是美国由近代社会跨入现代社会，由完成大陆扩张和西进运动，从美洲大国走向世界和海外扩张，由大西洋走向两大洋之际，而这时中国则正处于由没落的封建帝国走向共和、军阀混战、列强宰割中华之际。这个崛起于19世纪下半叶并采取与西方传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尽相同的政策、鼓吹“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的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很快地走向了世界大舞台，而在其后不久东亚地区又出现另一个正在崛起并妄图称霸东亚的军国主义日本，她力图侵占全中国，从而和美国在亚洲加剧了难以调和的政治经济矛盾以至最终导致了影响全球的战争。美日冲突在东亚的主战场正是在中国。这个时期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由失败走向胜利和振兴的转折的关键时刻，因而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理所当然地成为热点中的焦点。

 

由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深教授王淇先生主编的《从中立到结盟----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一书,是一部近年来在论述这一时期美中关系时全面系统，高水平的难得的实事求是的学术专著。这部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抗日战争》丛书之一,出版于两年前的1996年,共45万字。它不仅为人们正确认识这一时期美中关系提供了来自国内、美国和日本的大量第一手宝贵资料以及有力的论证,而且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思考和启迪。前不久，美国的权威杂志《美国历史杂志》在美国史学术论述目录中还推荐了这部著作。

 

 

                                一

本书的明显特点是：

第一,材料翔实,系统全面。人们如要拨开迷雾，揭示这一时期美中关系的真实内幕，不仅需要总结和吸收大量现有的中外研究成果，并就难点和疑点展开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而且有赖于对于美，中，日，苏等国第一手外交档案，特别是决策层集团和人士的资料进行研究和分析。

 

在这方面，本书避免了以往某些中国现代史研究者的通病，即不大重视对于关系国尤其是主要关系国原始外交档案的系统考查。《从中立到结盟》一书系统地研究了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等原始档案资料,并和中国国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的文选相对照,这就为实事求是和全方位地揭示这一时期的历史真相提供了真实的资料依据。

 

不过本书美中不足的是，未能有效利用和研究美国罗斯福图书馆档案所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因为在美国政府对华关系中，美国国务院及其下属机构，驻华机构和官员固然作用非凡，但是最后的决策是总统罗斯福。当然如果利用美国国会档案材料，则也是十分重要的，这对于研究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有关对华政策的争论和决策无疑是必要的。

 

第二,结构严谨,观点务实。本书共分七章，从30年代初美国面临远东政策的抉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遏制苏联，扶蒋反共政策，联成一片又各自独立成篇，在前面的序章中还系统概述了从《望厦条约》到本世纪2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本书涉及这一时期美中关系中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评述,见解务实,不落俗套,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如在序章中，书中认为:“美国的最大利益在于争夺中国市场,而非占领殖民地”[1](9页)在一个世纪前的19和20世纪的这个跨世纪之交,美国逐步确立了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清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面对的是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

 

1899年9月6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发表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声明，鼓吹维护列强在华既得势力范围，美国要求“利益均沾”。[2]1900年7月3日在美国的第二次“门户开放”声明中，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在华利益,主张“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反对列强独霸中国。[3]

 

由于在东亚地区出现了另一个正在迅速崛起并妄图称霸东亚和独占中国的日本，虽然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申明,并非出于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谊,[4]但是在避免中国沦为殖民地境地时客观上发挥了制约作用。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从它的提出到具体化有一个过程，如《从中立到结盟》书中所说:“美国对华政策是在西奥多·罗斯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等总统任内发展和形成的。[5]

 

在东北面对俄国和日本的争夺，西奥多·罗斯福政府与俄国一起“均沾”了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抛弃了“中国完整”[6]，1905年他在朴茨茅斯调停日俄战争，造成日俄在中国东北牵制的均势局面，并有利于美国在东北的经济利益[7]。而1908年11月30日的罗脱高平协定[8]和1909年11月6日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关于满洲中立化的备忘录，[9]表明美国的“门户开放”以牺牲中国主权为代价。需要指出，在此期间，美国的门户却向中国紧闭。由于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连续不断的排华政策，并于1904年拒绝修改排华政策,直接触发了1905年的中国抵制美货运动[10]，并促成了为改善西奥多.罗斯福的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不良形象的“庚款兴学”[11]。

 

在谈到鼓吹新自由的威尔逊总统时，《从中立到结盟》一书指出了美国总统不支持孙中山而支持袁世凯的事实[12]，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深入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学者认为美国政界人士对于中国的深刻了解甚少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13]

 

在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对日本的妥协时，面对1915年日本覆灭中国的“二十一条”，美国对日本的进逼作出了让步,1917年11月8日蓝辛石井协定表明美国以承认日本在华部分地区的“特殊利益”换取日本信守“门户开放”政策和“机会均等”。[14] 如书中正确地评论说：“美国政府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欧洲，而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不得不对日本作一些让步和妥协”[15]认为蓝井协定是：“美国政府以中国的利益和主权为代价，与日本政府进行的秘密政治交易”。[16]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和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体现了美国的利益，重申“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政策，维持了远东地区的均势。但是中国的主权完整受到了损害，中美关系依然处于不平等状态。书中谈到“中国回到了受列强共同支配的屈辱地位”，[17]并认为美国在会上就中国问题提出的四点原则是“门户开放政策老调重弹”。[18]

 

关于20年代美中关系，该书比较系统地说明了美国由操纵北洋军阀到支持蒋介石政权的过程，并得出结论说:“2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在支持蒋介石，控制国民党政权方面，获得了成功。”[19]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美关系史上美国由中立走向结盟继而介入中国内战的时期。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从面临远东政策的抉择到由中立走向结盟，并取得太平洋战争的最终胜利，其后美国又面临国共之间的抉择。而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由失败走向胜利和振兴的转折的关键时刻，因而美中关系对于两国之间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

 

从“九一八”事变和史汀生主义[20]、从“一二八”事变到李顿调查团的活动、涉及麦棉贷款，白银政策和西安事变、从中国全面抗战到日本南进，美日谈判[21]和太平洋战争爆发[22]、从美中结盟，重庆军事会议和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到,缅甸战役,美国对华经济和军事援助,《中美平等新约》的签订[23]及开罗会议、从蒋介石史迪威关系[24]到美国调停国共关系[25]、从雅尔塔协定到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胜利，[26]这一期间,美中两国关系始终围绕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美国的太平洋战争展开的。《从中立到结盟》一书集中论述这一时期的各个事件都体现了务实可信的治史态度。

 

第三,注重国情,兼及“球情”。实事求是地把握好这一时期的中国国情和世界的“球情”的正确判断是能否正确评价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所在。毫无疑问当时远东和世界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是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扩张和反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扩张的矛盾，美日矛盾在主要方面是反对侵略扩张的美国和推行侵略扩张的日本的矛盾而不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狗咬狗的斗争。随着这一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美中两国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结盟。[27]另一方面,美国1929-1933年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经济大危机,胡佛总统无所事事，丧失了机遇，使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罗斯福受命于危难之机,致力于新政, 大幅度地调整国内经济政策。同时为对付日益严重的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威胁，需要致力于克服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因而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中立”问题，往往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点。

 

在这个敏感问题上，要求美国改变自本世纪以来的“中立”政策显然是不现实的，问题在于这个“中立”的实际内涵。从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考虑，无疑期望美国在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上改变“中立”态度，积极支持中国抗日。但是在双边和多边的国际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析双边和多边的互动利益。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考虑，欧洲的安全，先欧后亚，避免两线作战，在本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始终美国对外战略中优先考虑的问题。美国对华政策从“中立”到结盟的调整无疑是和这一总战略设想分不开的。如果我们在考查美国对华政策时一厢情愿地只考虑中国的国情，而不同时考查美国的国情和全世界的“球情”显然是不完整的。本书的可贵之处,正在于较好地处理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了研究中的某些误区。

 

当然本书也存在某些尚待商榷和不足之处。如序章在论述早期中美关系时过分夸大了中国对美国贸易的重要性，称在美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的对外贸易中“主要得益于对华贸易”[28],实际上,整个说来美中贸易额在美国早期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关于高关税保护政策自1914年威尔逊总统以来已经改行贸易自由政策，直到1929年经济大危机爆发，胡佛政府又实施了高关税保护，而不是如书中所说：“20年代，美国经历哈定，柯立芝，胡佛三届政府......它们都......实行高额保护关税”[29]。有关美国对华文化政策书中论及颇少，在论述1943年美国对华关系时,书中忽略了对于罗斯福签署废除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令的法案,而这一法案的签署,对于美中两国人民间的正常交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反对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中美两国人民并肩战斗、浴血奋战，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间一个是实力最强在太平洋有着巨大利益的反法西斯国家，另一个是实力弱小，但是亚洲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主力的国家。美国对华政策从中立到政治上和军事上结盟的曲折发展过程，给予我们以太多的启迪，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五点：

 

首先，美中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大于不同利益，在反对法西斯侵略扩张和发展美中两国友好关系上美中两国关系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美中结盟共同反对法西斯写下了美中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在并肩战斗中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美国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支持了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没有美中两国政府和人民携手并肩，就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太平洋战争，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迄今历史老人又走过了53个年头，但当年的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难忘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如1936年斯诺的陕北之行30、卡尔逊的华北和西北之行[31]、美国援华5亿美元贷款和1942-1945年美中两国空军共同承担的世界空运史上最为艰难的鸵峰空运通道[32]、陈纳德将军指挥的飞虎队(第14航空队)在中国参加抗日战争[33]等均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友好交往史上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回忆。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显然别有一番情趣[34]。

 

其次，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制止霸权主义发动的局部战争是防止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历史教训。无庸讳言,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法西斯势力发动各个局部战争的演变和扩大而导致全球战争爆发的。人们不能一厢情愿地改变法西斯战争狂人发动世界大战的图谋，但是只要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的联盟，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把世界大战制止在法西斯侵略的局部战争和扩大得逞之际，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遗憾的是，这种情况来之太晚，在亚洲经过了1931-1941年整整10年，这10年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说，1931年1月7日，美国企图通过“史汀生主义”的一纸空文[35]，一厢情愿地以为能够使日本的独霸亚洲的图谋有所收敛，那末10年后的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日本的炸弹使美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那种“中立”并不能满足日本的侵略欲望和制止世界战争的爆发，最终战火还是烧到了自己的头上。[36]

 

它启示我们，在今天对于威胁世界和平的任何全球霸权主义，地区霸权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抬头的图谋，都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及早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自80年代日本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以来，我们深切关注日本国内出现的不正视发动令人发指的法西斯侵华战争的罪行，为战争罪行和战争罪犯开脱以至翻案的一系列事件，而日本政府对此的软弱无力无力令人有理由担心，日本今后的政治走向对于战争与和平将产生何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重温半个世纪前的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显然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超越意识形态因素，或排除意识形态对外交事务的干扰是正确处理美国对华关系的一个重要经验和教训。在美国对华关系中直接面对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无疑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保证抗日战争胜利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在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能否排除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超越意识形态因素，服从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大局。在美国国务院及其外交机构中不乏懂得中国国情，力主国共合作，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的有识之士，如约翰·谢伟思、约翰·戴维斯、约翰·金·费正清、范宣德、柯乐布等[37]。

 

遗憾的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美国决策集团处于战后全球战略和冷战的考虑，同时对中国国情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实行了扶蒋反共的政策，站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介入了中国内战，[38]结果导致美国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的信任[39]，今天回忆起来，仍然使人感到相当的遗憾。[40]一个主张务实外交的美国，受到意识形态因素干扰而带来的后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第四，在反对法西斯的战争中，美中两国和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已经通过国际法文献就台湾问题达成了国际共识。1943年11月22-26日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举行了开罗会议，签订了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宣言》,宣称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41]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第8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42]显然，台湾问题的回归于中国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国际法文献中是美国签署的和明白无误地载明的。

   

第五,这一期间,美中两国关系始终围绕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美国的太平洋战争展开的。罗斯福清楚地认识到美中好友和结盟关系对于美中双方以及世界和平都是有利的，美中关系因而成为两国关系史上的最好时期之一。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在美国的全力支持下，成为联合国创始发起国之一,并开始发挥着世界大国的影响。为了改善美中关系，1943年12月17日罗斯福总统还签署了废除1882年以来的排华法案。[43]应该说，对于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品质，没有战略家的雄才大略是不可想象的。[44]可以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是本世纪以来从战略高度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第一位美国总统。

   

笔者以为在本世纪的100年间,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来审视，美中关系的转折性变化是和三位美国总统的审慎战略思考和抉择分不开的。

 

第一位是40年代初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他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时刻,作出了对华政策的重大抉择:由中立走向结盟,从而开创了中美关系史上的友好发展的辉煌时期。

 

第二位是70年代初由冷战对抗走向缓和和友好发展时期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他改变了美国对华敌视和孤立政策,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

 

第三位是90年代冷战后世界走向多极化时期的比尔·克林顿总统,他在第二任期内开始改变了苏东解体后美国对华全面制裁和遏制政策,谋求面向21世纪中美两国间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过程。显然这三次重要抉择是和中美双方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思考和选择分不开的。这种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是世界性的,从而他们也成为世界级的领导人。诚如美国作家莫尼卡,克劳莉在1996年出版的《不在案的记录----尼克松晚年私人谈话》一书中所引尼克松的话说的:“跻身于伟大领袖之列有3 个要素:伟大人物、伟大国家、伟大事件。”作者认为：“连起来说就是，伟大人物领带伟大国家创造伟大事件。中美新关系缔造者们，从两国地位、两国领袖、事件等级方面来说，都够得上伟大。”[45]

 

                             写于1998年7月5日

 

注释：

[1]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 《国务卿海约翰致驻英大使(维特)》(1899年9月6日),载《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449-45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1990年3月20日，海约翰照会美国驻伦敦、巴黎、柏林、圣彼得堡、罗马、东京外交代表，宣布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已经各国“表示之同意”。(同上，第451页)

[3]《海约翰国务卿致美国驻柏林、巴黎、伦敦、罗马、圣彼得堡、维也纳、布鲁塞尔、马德里、东京、海牙、里斯本外交代表》(1990年7月3日)，载《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451-45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4] 海约翰1900年10月29日就英德两国1900年10月16日关于中国的协议致函德国大使称：“本政府宣布的原则与德国皇帝和英国女皇陛下的那些原则完全一致。”载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从鸦片战争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第413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1901年12月6日，海约翰在给康格的电报中，要求通知清政府：“不要于任何一个强国作出”“损害合众国的合法权益”“的任何安排”。载同上，第417页。

[5]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1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 1903年6月22日西.罗斯福在一封信中说：“我们一直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殊地位。”载Elting E. Morison, The Letters of Thedore Roosevelt, 3 Vols. Pp.497-49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51-1954.

[7] 1905年日俄和约后罗斯福说：“和约无论对于俄国和日本都是公正的，对于英国和美国也都是有利的。”载Tyler Dennett, Roosevelt and the Russi--Japanese War, p.261. Peter Smith, 1959.

[8] [美]亨利·康玛杰编:《美国历史文选》,第2卷,第372号,新泽西1973年英文版。

[9] 载《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461-46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10] 西奥多·罗斯福1905年10月20日在亚特兰大发表演说,承认由于排华法的不公, 导致中国抵制美货。载Chicago Tribune, Oct. 21, 1905. 1905年12月5日,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承认:“我国国家过去对中国非常不公平，而且已经做了错事，所以最后还是对美国本身带来这些后果。”载詹姆斯·理查森编:《美国总统咨文和文件汇编》,第2卷,第2155-2157页。

[11] 1908年12月28日罗斯福发布退款命令，1909年开始实施，据此共退还11961121.76美元，占所得庚子赔款的48.94%,引自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619-620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12]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16-1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3] 参见邓蜀生著:《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4] 黄德录、黄安年选译:《1917-1939年的美国》,第1-8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15]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1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6]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1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7]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2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8]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2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9]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3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0] 1932年1月7日《史汀生国务卿致驻日大使福博斯》、1932年2月23日《史汀生国务卿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议员波拉》,载《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476-48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21] 参见:[美]约瑟夫·C·格鲁著:《使日十年(1932-1942)》,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2] 参见：[日]实松让著:《珍珠港事件的日日夜夜》,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美]赫伯特·菲斯著:《通向珍珠港之路》,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3] 1943年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与换文》即《中美平等新约》在华盛顿签字,美国表示尊重中国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并主动取消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中美国亨有的特权，开创了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主动废除特权的先例。载《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39-54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24] 参见:[美]巴巴拉·塔奇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梁敬淳著:《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美]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25] 参见：郭荣赵著:《从珍珠港到雅加达----中美战时合作之悲剧》,台北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1979年版。牛军著：《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项立岭著:《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和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26] 见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中有关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7] 黄安年：《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4期,并载齐世荣等著:《人类历史的进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8]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2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9]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2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0] 吴黎平编译:《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新华出版社编辑:《斯诺文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海伦·斯诺著,华谊译:《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世界出版社,1985年版。

[31] [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著：《中国的双星》，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美]米契尔·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 三联书店,1985年版。

[32] 1942年3月31日签署美国给予中国5亿美元财政援助。载《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496-53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并见[美]杰克·萨姆森著:《陈纳德》, 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据1998年6月24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型记录片《重返鸵峰》,这条东起昆明,经缅甸至印度的丁江,是当时世界上最艰难的航线。这条二战期间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为支援中国抗战而开辟的运输补给线,在历时三年又三个月的空运中,共同向中国战场运送物质80万吨,人员33477人,总飞行时间达150万小时,中美双方共损失飞机563架,牺牲1500多人，是中美两国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的见证。

[33] 参见陈纳德:《陈纳德将军与中国》,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34] 迄今中国人民为寻找当年美国空军及将士洒落在中国西南部丛山峻岭的遗骸仍在不懈地努力,1996年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访问美国时将在桂林地区新发现的遗骸亲手移交给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就是一个最新的证明,美国总统克林顿还亲自写信给最先发现遗骸的中国农民表示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良好祝愿。

[35] 黄德录、黄安年选译:《1917-1939年的美国》,第137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36] 罗斯福在他的著名的要求国会对日宣战的六分半钟演说中说:“这次进攻显然是许多天乃至若干星期以前就已蓄谋进行了策划的。在策划的过程之中，日本政府通过虚伪的声明和表示希望维系和平而蓄意对合众国进行了欺骗。”“我们不仅要作出最大努力来保卫哦我们自己，我们还将确保这种形式的背信弃义永远不会再危及我们。”载关在汉译：《罗斯福选集》,第323-324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7] 参见[美]迈克尔·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生物印书馆,1982年版。[美]伊·卡恩著:《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美]约瑟夫·W·埃谢克里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38] 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第七章，遏制苏联，扶蒋反共,第458-52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并见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39] 美国学者翰斯·J·摩根索在为《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所写的序中写到:“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对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的看法也颇具神话的性质，并且还是那种有害的神话。”“中国的共产化确是美国外交政策最惨重的一次失败。”“讲到中国，美国人就分成两类，一类患了神经病，另一类则患了精神病。只有为数极少的、其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少数人敢于以冷静的客观态度正视这个历史事实。这样做意味着正视我们自己，揭示我们判断额度错误和行动的失误，因而发现，‘丧失中国’的原因既不是疏忽大意，也不是一伙可以指认的替罪羊的叛国行为，而是我们自己，是那些表达了政府意向和民众意愿的政策。”载[美]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0] 有关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请看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其中包括第二章,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简述,1921-1944年;第三章,赫尔利少将的大使任内,1944-1945年;第四章,雅尔塔协定与1945年的中苏条约;第五章,马歇尔将军的使华,1945-1947年;第六章,司徒雷登的大使任内,1947-1949年;第七章,1945-1949年的军事形势;第八章,美国经济援助方案,1947-1949年。载《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41] 载《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4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国际条约集》(1933-1944), 第40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

[42] 载《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

[43] 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45页。

[44] 尼克松1992年9月26日在评论罗斯福的成功时说：”他知道何时运用实用主义去实现理想主义的目标。”他“有冒险的能力，善于在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取得平衡，能够作出困难的决定，能够为了崇高事业而运用权利。”载[美]莫尼卡,克劳莉:《不在案的记录----尼克松晚年私人谈话》,第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45] [美]莫尼卡,克劳莉:《不在案的记录----尼克松晚年私人谈话》,第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说明：本文应王淇教授之邀撰写，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第226-236页上。黄安年 2001年3月19日)

[2002年1月9日重发说明：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的战略合作的历史启迪值得注意，应读者要求在《学术批评网》上重发黄安年]

 

0] 有关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请看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其中包括第二章,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简述,1921-1944年;第三章,赫尔利少将的大使任内,1944-1945年;第四章,雅尔塔协定与1945年的中苏条约;第五章,马歇尔将军的使华,1945-1947年;第六章,司徒雷登的大使任内,1947-1949年;第七章,1945-1949年的军事形势;第八章,美国经济援助方案,1947-1949年。载《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41] 载《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4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国际条约集》(1933-1944), 第40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

[42] 载《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

[43] 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45页。

[44] 尼克松1992年9月26日在评论罗斯福的成功时说：”他知道何时运用实用主义去实现理想主义的目标。”他“有冒险的能力，善于在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取得平衡，能够作出困难的决定，能够为了崇高事业而运用权利。”载[美]莫尼卡,克劳莉:《不在案的记录----尼克松晚年私人谈话》,第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45] [美]莫尼卡,克劳莉:《不在案的记录----尼克松晚年私人谈话》,第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说明：本文应王淇教授之邀撰写，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第226-236页上。黄安年 2001年3月19日)

[2002年1月9日重发说明：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的战略合作的历史启迪值得注意，应读者要求在《学术批评网》上重发黄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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