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启祥忆《红楼梦》校注组编撰新校本大字本时期（1975-1982）之五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5年7月8日发布 第36902篇
【按：几年前应红研所开展口述史之需要，吕启祥着手回忆《红楼梦》校注组和人文版《红楼梦》出版的专题资料，并亲手写了若干片断，我协助她查找资料和整理，形成文字初稿，后来忙于其他而搁置至今。如今选择其中部分文字初稿发布，以便集思广益加以修葺。】
概括说来，当年校注组得以组建并具有凝聚力，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有一种共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信念，那就是：努力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比较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经过整理的普及本。
“努力接近曹学芹原著的面貌”，这不是一句空话，它不仅经常挂在我们口边，而且植根于对《红楼梦》版本历史和现状的认识，甚至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心底里。不管各人认识有深浅、水平有高低，这样的愿望则是共同的、真诚的，本着这一愿望的校注工作，是严肃认真、扎实不苟、贯彻到底的。
稍微熟悉《红楼梦》版本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一部未及最后完稿的作品，在曹雪芹生前仅以抄本流传，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高鹗开创了刊印时代。首次刊印的，是为程甲本，次年（1792）又改订刊印，即为程乙本。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广为流传的正是这样面貌的本子。正如胡适在《亚东重排本序》中所言，程甲本“最先出世，一出来就风行一时，故成为一切后来刻本的祖本”，事实正是这样，如东观阁本、抱青阁本、藤花榭本、三让堂本、王希廉、张新之、姚夑评本等，就都是从这个母本派生出来的有代表性的本子，就连亚东初排本所据底本也属此列。到了1927年，汪原放用胡适所藏的程乙本校改亚东本，重印出版，胡适十分赞赏，在序中认定程乙本就是那“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定无讹的本子，可说是高鹗、程伟元合刻的定本。”因此，1927年的亚东重排本，以及1939年的世界书局本和次年的开明洁本，以至新中国成立以后1953年印的作家出版社本和发行量最大的1957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本，都是由程乙本这个母本出来的。正如《红楼梦版本小考》的著者魏绍昌先生概括的那样：“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一百二十回的各种印本几乎全是程甲本子孙的天下，建国以后却由程乙本的子孙独占鳌头了。”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不以程高刻本而以脂评抄本作底本校订整理一个比较接近曹学芹原著的本子，就是一件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在红楼梦版本史上，还不曾出过这样类型的普及本，这是第一次。之所以时至今日仍称之曰“新校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是人们对它历史地位的一种认定。其实，就参加校注组的成员而言，多数人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的脂评本，至少我个人是如此。在我们心目中，这些流传幸存至今的乾隆抄本不仅具有文学价值，同时具有文物价值。对于脂本固不能迷信，却应当珍视，任何校改，都宜乎慎之又慎。记得当时在校勘过程中，常常为了一字之去取、一词的更易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甚至坚执已见，寸步不让。究其原委，不外是为了坚执各人心目中的“原著面貌”。当然，在校勘的具体问题上的不同见解并不影响对脂本的总体认识上的一致。当我们认真校读细心品鍳之时，无论从艺术直觉出发还是理性分析着眼，都显出脂本文字的优长。这一点，不仅是校注组的共识，而且已经被广大读者所接受,被二十五年来的事实所证明。
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管士光总编辑在会上宣布这个新校本累计已印行350万册之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感恩，首先是对伟大作家曹雪芹的感恩，他为我们创造了举世罕有的艺术精品；同时也是对广大读者的感恩，读者接受了这个本子，使它在历史上有了自己的位置。
自然，对于校注组这个学术共同体，我也充满了感念感激之情。
对于在校注组度过的岁月，我与锦池兄有同感，他说犹如上了一回研究生，改变了以后的学问人生之路。的确，校注组并没有给我们什么学位、发什么证书；然而在这里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与熏陶，打开的学术眼界和思路，特别是学术实践即围绕校注的读书写作，恐怕丝毫不逊于今之研究生所得到的培养。在我尤其如此，此前可以说只是一个普通《红楼梦》读者，不知红学何为、脂本何物，完全从头学起。组内的每一位成员，都可以为我师，在红学问题上都比我先知先觉。
以上说校注组如同学校，是就个人而言；如果放大来看，即就学术事业主要是红学发展而言，则校注组犹如一台母机，从这里孕育并拓展出了学刊、学会、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从校注组出来的每个成员，犹如一颗种子，发芽、结实、辐射，不仅造就了个人，而且带动了一方。
只消排一个简单的时间表，就可以看出其间的关系。校注组成立于1975年，校本在1982年出版，在此期间《红楼梦学刊》创刊于1979年，紧接着1980年7月举行了首届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以后，于1981年、1982年接连在济南、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性的红学讨论会。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校注组里最有活力、最早著文编书的几位即文雷（胡文彬、周雷）、梦溪等，早在校注组成立之初或之前，文雷就写过评论程高本及有关版本的文章，与红学前辈多有交往，胡文彬、周雷合编的几部令人打开眼界的书均在八十年代之初，即出版于1981年10月的《台湾红学论文选》、1982年4月的《海外红学论集》、1982年6月的《香港红学论文选》，而刘梦溪的三巨册《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其第一册也在1983年春出版。他们几位和校注组的其他热心人为筹备学刊，动学会的成立忙碌奔波，协助其庸、希凡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学刊刊名为茅盾题写,记得就是梦溪求得，发刊词亦出自他的手笔。学刊最初的常务编委全都是校注组成员。学刊最初的一批作者大体上就是校注组的成员以及他们所联系的学人。
之所以提及这些相关往事，是为了说明校注组所做的不单只一件事。冯先生所言七年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我的理解，从一个方面说，七年太长了，其间约有一年的时间搁浅，完全停顿，这就是最大的曲折。也因此工作实际上分成了前后两段，前段为1975至76年10月，共调集了12人，至76年秋冬几乎都回到原单位，仅有几人留守，后期重又启动，人数较少，继续工作至完成，约在80年交稿。冠夫兄和我各有一篇校和注的回顾性文章写于1981年（发表在1982年学刊第3期，即林冠夫执笔《扫叶摭零——回顾〈红楼梦〉新本的校勘》，吕启祥执笔《关于〈红楼梦〉新校本注释的若干问题》）可以佐证，不完稿是写不成这样文章的。扣除停顿和后尾，校注实际上是用不到七年之久的。
如此看来，校注的“漫长”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理解，即工作的范围已经溢出了校注本身，或者说，作为一个学术组合，它的功能远远超出了校注一个版本。它的成员，不论是留下，还是离开，都会关注红学，为之效力，这种凝聚力是无形的，有时仿佛松散，却很长久。不仅包含上述学刊、学会的孕育和校注组顺理成章地成为红学所的前身，而且开启了新时期以来一页又一页丰富多彩的红学进程。
可以这样说，校注组的岁月不仅对我们个人而言是值得感念的，即在红学的发展历程上，也留下了历史的足迹。【13】
记得校订组在工作之余组织一次东陵考察行，全体都去，留下了一张极其可贵得黑白照片。这天我也随行，谁知车到三河半途我因车呕吐无奈下车折回，照片中缺我成为憾事。【14】
注释：
【13】载《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2辑。
【14】《红楼梦》校注组1975年东陵行照片。
照片中均为当时校注组成员（左起周雷、孙逊、应必诚、冯其庸、李希凡、沈天佑、胡文彬、林冠夫、曾扬华、刘梦溪。吕启祥在同行途中不适下车，为在合影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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