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的《音调未定的传统》有若干篇有关大师的文章，其中有如下说法。

朱维铮认为：“大师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于本门学科为不世出的专家，并以卓特识见、新颖方法或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景仰，这里的裁判官，仅有一个，就是由时间体现的历史。”

朱维铮在引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的说法“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贤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后评论道：“因此，陈寅恪关于大师的界定，即学术实践能够继往开来，尤其善于创新，非但开拓学术新领域，而且指明学术的发展方向与方法，都是“大师”概念的题中应有之意。但他以为大师的事业 “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则未免陈义过高，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的社会政治环境。即如他说话的时代，自称孙中山信徒的蒋介石，已在用“军政”实现所谓“训政”，以至陈寅恪要藉纪念王国维之死，呼喊学者必须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朱维铮提出：“不过随着现代化日进，学术分工越来越专门，谁能在专门领域做出独特贡献，并被历史证明没有他的贡献，人文教育和科学卫生等构成的总体文明史，便如缺了一角。这样的杰特之士，当然可称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