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里的基础课仅仅是为专业课服务的吗?

前一段发表了一篇博文：《我们到底是在办教育还是在办职业培训？》是说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们的高等教育便办成了职业培训。专业分得很细，所有的课程都是围绕学生毕业后从事某个行业的劳动来服务的。于是，大学的基础课便变成单纯为专业课服务的功能，与专业无关或与专业关系不太紧密的内容被大量删去，基础课的学时被大量压缩，让位给专业课和政治课。基础课变成服务性的课程，于是在大学里教基础课的教员也便不吃香。在大学里教专业课的教师吃香而且几乎所有的所谓学术上的“大腕”都集中在专业课上。“博导”称为大学教员显赫的头衔。在所有的高等学校，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种情况是和世界上优秀的高等教育背道而驰的。就以理工科一门最重要的基础课理论力学来说，世界上自然科学的第一流大师，大都教过理论力学，而且留下很精彩的教材。法国的泊松（S.D.Poisson，1781-1840）教授过理论力学，在1811年出版了他的著名的《理论力学》教材，从而奠定了后来理论力学教学的体系。后来著名的物理学家基尔霍夫、赫兹，著名的数学家巴纳赫都教授过理论力学并且都留有理论力学教材。俄国的力学家茹科夫斯基教过多年的理论力学，也留有教材。拿我国来说，数学家熊庆来教授过理论力学。物理学家吴大猷、物理学家和力学家周培源则多年讲授理论力学，他们都留下很好的教材。20世纪下半叶最出名的理论物理学家，美国的费曼，在加州理工学院讲授普通物理。他留下的讲义影响了后来数代物理学教学，至今仍是一本十分有价值的教学参考书。

世界上的优秀大学为什么这样重视基础课呢？是因为基础课是形成学生世界观和科学观最重要的环节。

把专业分得过细，你并不能保证学生毕业后永远从事那个专业。据吴宓日记记载陈寅恪一九一九年末“纵论中西印文化”的谈话中陈氏说到：“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深之学问为根基。”在他们看来，中国古代“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现代“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都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方法，用时髦话讲是“急用先学”，一旦“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适用。”基础课应当讲的恰好是“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的原理。他要为学生提供一个今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即使他工作后专业上改变，但由于牢固掌握了普适原理的基础知识，还是能够应付自如的。否则境遇一变“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适用”。他学的专业知识一旦用不上，就没有办法适应社会需求了。

 因此，基础课对人的一生影响是深远的。绝对不能把基础课当作仅仅为专业课服务的功能。它是为学生开阔视野、培养对科学技术的广泛兴趣和独立个性与独立人格、也为他们一旦离开原来的专业转行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我们在1949年之后，无论什么方面都出不了大师，就是因为从那以后，一切都以“使用是最重要的学习”为指导，把教育办成了职业培训。特别是1957年“反右”中，组织人们系统批判钱伟长重基础的教学主张，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办学方向，后来又把理科当作脱离实际来批判，一段时期又刮起了“理科无用”的歪风，使学校里的教员“谈理色变”，基础课的地位便成为可有可无的地位。可以派随便什么人讲基础课。甚至有的学校的人们将讲授基础课看作“服劳役”。

目下，我们的大学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口号喊得山响。一般人都认为那一流的标志是多发表论文，多一些SCI的引用率。这实在是大谬不然、不得要领。其实，要使我们的教育与世界接轨，最根本的是要恢复基础课在学校中的地位。要让最有学问和最有影响力的教授去教基础课。要让能够开讲基础课成为学校里的一种荣誉称号。能够讲基础课，它对于教育的成败影响，恐怕比获得“博士导师”的头衔影响更大！（实际上，现今许多带有“博导”头衔的“教员”讲不了基础课的大有人在。有的博导甚至一辈子也并没有摸过粉笔头！这实在是现今学校里的怪现象。）相反，专业课让较年轻的教员去讲，对学生的影响不会太大，即使个别地方讲的不准确，因为高年级学生已经有了相当的自学能力，反而会培养他们独立钻研和判断能力。

一所大学的优秀，并不在于他的教师发表的论文多，而在于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否优秀。只有把课讲好了，特别是把基础课讲好了，才会有成批的优秀学生和优秀人才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