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植物科学的职业化、体系化发展，始终与高校教席制度、植物园建设深度绑定。爱丁堡皇家植物园 三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是近代植物学从医学附庸走向独立基础学科的典型缩影。依托经典史料，以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席历代教授更迭为线索，系统梳理植物园的选址迭代、功能升级、学术转型全过程，剖析教席人才、教学理念、学科改革与植物园建设的共生耦合关系，为现代植物园建设、植物学学科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与学术启示。

1 医学附庸下的植物园雏形（17世纪中后期）

近代欧洲植物学的诞生，根植于医学应用需求，早期植物园的核心定位并非科研科普，而是生药学教学的实操场地，爱丁堡植物学体系的起步也遵循这一历史规律。

1681年，爱丁堡皇家医师学院正式成立，苏格兰医学教育迈入规范化阶段。彼时执业医师高度依赖草药商贩获取药用原料，药材真伪、功效辨识缺乏科学依据，医学学徒的药用植物教学存在极大短板。为破解这一困境，知名医师罗伯特·西巴尔德爵士（Sir Robert Sibbald） 与安德鲁·巴尔弗爵士（Sir Andrew Balfour） 牵头，租赁霍利鲁德宫周边土地，打造小型药用植物栽培园地，并聘请精通植物辨识的詹姆斯·萨瑟兰（James Sutherland）负责园务与教学工作，这是爱丁堡植物园的最初源头。

后续王室划拨皇家花园土地，园地搬迁升级并命名为医药园（Physick Garden）。得益于萨瑟兰出色的教学与栽培工作，爱丁堡市议会设立专属植物学教授讲席，萨瑟兰成为爱丁堡大学首位植物学教授。为适配不同教学场景，短短数年间，爱丁堡陆续建成霍利鲁德皇家医药园、城市植物园（今韦弗利火车站原址）、柯克奥菲尔德草药园三座园地，形成“多园支撑、服务医学”的早期格局。

1683年，萨瑟兰出版《医药园植物目录》（Catalogue of the plants in the Physical Garden），是苏格兰首部系统的栽培植物名录，具备极高的科研与史料价值。但其晚年研究兴趣转向钱币学，疏于植物教学与园务管理。1706年，萨瑟兰被迫辞去大学植物学教席，仅保留皇家植物园园长与苏格兰国王御用植物学家头衔，直至1715年退休。

自此1706—1739年，爱丁堡形成双轨植物教学体系：大学管控的城市植物园、王室管辖的皇家医药园，两套体系并行竞争，造成教学资源分散、学科发展碎片化的局面。

2 教席更迭与园所体系整合（18世纪上半叶）

萨瑟兰卸任后，大学植物学教席由查尔斯·普雷斯顿（Charles Preston）、乔治·普雷斯顿（George Preston）兄弟相继接任，二人的研究与教学核心均聚焦药用植物应用，延续了植物学服务医学的传统。而王室植物园继任者威廉·阿瑟（William Arthur）无专业植物学背景，因卷入1715年詹姆斯党叛乱流亡海外，王室植物园发展陷入停滞。

1739年成为关键转折点，查尔斯·阿尔斯顿（Charles Alston） 同时执掌王室植物园与大学植物学、生药学教席，彻底终结双轨并行乱象，确立王室-大学共管植物园的长效机制，该合作模式沿用至今。

阿尔斯顿曾求学于莱顿大学，师从著名学者布尔哈夫。其学术生涯极具争议与开创性：教学上始终以生药学为核心，深耕植物园植物定植规划与药用植物药理研究；学术争议上，他是欧洲学界反对林奈分类系统的核心学者，通过大量实验质疑植物有性生殖理论，无意中观测记录下无融合生殖现象，为后世植物生殖生物学研究埋下伏笔。但整体而言，阿尔斯顿时期的植物学仍未摆脱医学附庸的定位，植物园的科研价值未得到充分挖掘。

3 学科独立与植物园功能升级（18世纪中后期）

约翰·霍普（John Hope，1725—1786） 接任教席，标志着爱丁堡植物学正式开启独立发展进程，也是植物园从“药用圃”向“综合科研园地”转型的核心节点。

霍普是英国林奈分类系统 的核心推广者，突破了传统生药学的局限，深耕植物生理学，开展多项原创性实验，研究成果领先时代百年之久，可惜核心手稿未正式出版，导致其学术贡献长期被低估。

在学科与园所建设层面，霍普完成两项颠覆性改革：第一，学科拆分独立，将植物学与生药学教席剥离，彻底打破植物学完全依附医学的格局，确立植物学独立的学科地位；第二，园所整合升级，争取王室专项资助，整合三座老旧植物园的植物种质资源，规划建设全新植物园，同时推动植物园纳入政府公益科研体系，获得长期财政支撑。

此外，霍普高度重视本土植物资源调查，设立标本采集专项奖章，鼓励学生深耕苏格兰植物区系研究，培育了爱丁堡植物学“野外实操+科研探索”的教学传统。

霍普之后，丹尼尔·卢瑟福（Daniel Rutherford，1749—1819） 执掌教席。作为氮气发现者，卢瑟福深耕化学领域，对植物生物学研究投入有限。但其任职期间，首席园丁威廉·麦克纳布（William McNab）、植物学者约翰·麦凯（John Mackay）、乔治·唐（George Don） 持续完善植物园种质收藏与本土植物区系调查，植物园硬件规模大幅提升，为后续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仅教学模式未出现创新突破。

4 教学体系现代化与植物园定型（19世纪上半叶）

1820年，罗伯特·格雷厄姆（Robert Graham，1786—1845） 从格拉斯哥大学 调任爱丁堡大学，开启植物园定型与植物教学体系革新的新阶段。

格雷厄姆的核心贡献在于园址定型与实践教学体系固化。他主导完成植物园整体搬迁，将园地固定至如今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核心区位，终结了植物园频繁迁徙的历史。同时，他开创性将野外植物考察 纳入必修课程，在交通闭塞的年代，带领学生走遍苏格兰全域，调研野生植物资源。此外，他推行课程论文制度，鼓励学生开展自主科研探索，著名植物地理学学者休伊特·沃森的核心学术思想，最早便诞生于课程作业。

格雷厄姆毕生致力于编撰《苏格兰植物志》，遗憾未能完稿便病逝，约瑟夫·道尔顿·胡克爵士（Sir Joseph Dalton Hooker） 曾短期代理其教学工作，延续了其实践教学理念。

5 多元学科融合与科研体系成熟（19世纪中后期）

约翰·赫顿·巴尔弗（John Hutton Balfour，1808—1879） 执掌教席期间，爱丁堡植物学教学、科研与植物园建设达到历史鼎盛，完成了从传统描述性植物学向现代实验、生态植物学的全面转型。

巴尔弗早年学医，1836年牵头创立爱丁堡植物学会，搭建专业植物学图书馆与标本馆，其馆藏资源成为如今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核心馆藏根基。调任爱丁堡大学后，他身兼植物学教授与植物园园长，全面主导学科与园所发展。

在教学革新层面，巴尔弗实现两大突破：其一，升级野外教学体系，固定每周研学、学期长途考察制度，足迹覆盖苏格兰全域及瑞士 等欧洲地区；其二，首创显微实验室教学，在显微镜、染色技术尚未普及的时代，搭建专属显微观测空间，开设植物结构解剖实操课程，形成“野外调研+实验室观测”的双向实操教学模式。其野外教学不再局限于物种识别，而是聚焦植被垂直分布、生境适配性、物种分布机制等核心问题，孕育了植物生态学雏形。

在园所建设与学科发展上，巴尔弗主导植物园大规模扩建，新增树木园适配林业研究，搭建植物园博物馆，汇聚全球植物标本资源。1860年达尔文进化论问世后，受个人宗教信仰影响，巴尔弗审慎对待达尔文主义，在课堂客观讲授相关理论但未完全接纳，体现了时代学术转型的复杂性。1879年巴尔弗退休，植物学教席彻底剔除“医学”前缀，标志着植物学完全独立为一级学科。

继任者亚历山大·迪克森 为这段两百年发展史画上圆满句号。迪克森拥有医学学位，却深耕纯粹植物学研究，主攻植物器官学，聚焦花发育、植物胚胎学、畸形学、叶序等前沿领域，科研成果精度极高。他擅长科学手绘解剖图谱，深耕教学细节，在任期间完成植物园报告厅升级改造，完善科研硬件配套，代表着爱丁堡植物学独立后

6 教席与植物园的共生发展逻辑

梳理1670—1887年两百余年的发展历程，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席与皇家植物园并非单向支撑关系，而是双向赋能、共生迭代、相互约束的有机整体，核心逻辑可总结为三点：

（1）植物园是教席教学科研的实体载体。近代植物学无独立实验室体系，植物园的种质资源、场地空间、栽培条件，是教席教学、物种观测、生理实验、野外实践的唯一落地场景。教授的学术理念直接决定植物园的建设方向：生药学时代聚焦药用植物引种，生理学时代扩充实验种质，生态学时代侧重本土植被与生境研究。反之，教席人才懈怠会直接导致园所发展停滞，萨瑟兰晚年园务荒废便是典型案例。

（2）植物园倒逼教席制度与学科改革。园所发展的现实痛点，成为学科迭代的核心驱动力。双园并行的资源内耗，倒逼王室与大学整合教席体系；多场景教学的需求，推动植物学与医学、生药学学科拆分；种质观测与实验需求，催生显微教学、野外生态调研等新型教学模式。同时，植物园的经费、场地诉求，推动教授参与学术治理与公共游说，助力学科获得官方长效扶持。

（3）学科独立是植物园价值升华的核心前提。植物园的定位升级，完全匹配植物学的学科地位演变：从17世纪“医学教学附属草药圃”，到18世纪“独立植物学教学园地”，再到19世纪“集种质保存、科研创新、人才培养、生态调研于一体的国家级科研平台”，学科的独立与多元发展，彻底释放了植物园的科研价值与社会价值。同时，学者个人认知、时代学术思潮，也深刻影响园所与学科的发展走向，体现了科学发展的人文属性。

7 结语

三百余年的发展历程证明，现代化植物园绝非单纯的景观园林，而是高校植物学科人才培养、科研创新、资源保育的核心阵地；而高校教席制度与学术人才梯队，是植物园持续迭代、突破发展瓶颈的核心内核。教席赋能园所、园所承载学科、学科反哺行业，这一共生模式，不仅成就了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世界地位，也为全球高校植物园与基础学科协同发展提供了经典范式，对当代植物学建设、植物园规划运营具备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Balfour I B. A Sketch of the Professors of Botany in Edinburgh from 1670 until 1887. In Oliver, F. W. (Ed.). (1913). Makers Of British Botany: A Collection of Biographies by Living Botanis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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