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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1年,剑桥植物园第二任园长托马斯·马丁(Thomas Martyn, 1735–1825)教授,刚刚出版的《剑桥植物园名录》(Catalogus Horti Botanici Cantabrigiensis)面世。这本书不厚,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书页之间,夹着大量空白页。
马丁拿起鹅毛笔,蘸了蘸墨水,在一张空白页上写下一行字:
"Ixia crocata. 好望角鸢尾。温室栽培。GH。1771年6月收到。"
然后翻到下一张空白页。再写。再翻。再写。这个动作,他重复了几十年。
只是纸、笔,和一套后来被学者们称为"纸本技术"(Paper Technologies)的信息管理系统。籍此,18世纪植物学家完成了一场静悄悄的信息革命——为人类记录了历史上植物园保存的植物物种数量和林奈分类系统日臻完善。
1 一张空白页的力量
要理解"纸本技术",得先回到它的源头——18世纪中叶的瑞典乌普萨拉。
1735年,28岁的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刚从荷兰回到故乡。他带回了一个革命性的想法:给地球上每一种生物,赋予由两个拉丁词组成的名字。这就是后来改变整个生物学的双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比如月季花(Rosa chinensis)。
但名字有了,怎么管?
林奈的答案,出乎意料地朴素:他在自己出版的《乌普萨拉植物园植物名录》(Hortus Upsaliensis, 1748)里,夹入了大量空白页(blank leaves)。每得到一株新植物,就在空白页上记下它的名字、特征、采集地点。
这就是"夹页编目法"(Interleaving)的起源。
一本印好的书,因此变成了一部"活页的名录"——它不是静止的文本,而是可以不断生长的信息系统。到1758年,林奈在《自然系统》第十版(Systema Naturae, 10th ed.)中,已经记录了约7,700种植物和4,400种动物。
在没有任何电子设备的年代,支撑这一切的,不过是一叠纸,和一支笔。

上图:1731年乌普萨拉植物园平面图,林奈在教学时依据性系统(sexual system)设计花床布局
下图:性系统下各属的列表,与图2a中的花床位置对应,形成“理论地图”与“实际领土”的映射
2 剑桥——纸上的植物园
林奈的夹页法,很快传到了英国扩展。
1760年,剑桥大学植物园正式建立。捐赠者三一学院副院长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在受托人会议上宣布了一条规矩:
"园中植物应当按照林奈的系统加以排列和标注,并应印制一份名录。"
从此,剑桥植物园的命运,就和纸绑定在了一起。
真正把纸本技术推向高峰的,是第二任园长托马斯·马丁。
1771年,马丁出版了那本夹满空白页的《剑桥植物园名录》。但他做了一件林奈没有做过的事:他发明了一套位置编码系统(location code system):
编码 | 含义 |
A | 一年生(Annual) |
P | 多年生(Perennial) |
B | 二年生(Biennial) |
GH | 温室(Greenhouse) |
S | 暖房(Stove) |
Sh | 灌木区(Shrubbery) |
T | 乔木区(Trees) |
这意味着任何一个拿着这本名录的人,只需要查看编码,就能在植物园里精准找到那株活植物,以及关联的干标本、手绘图。纸本技术,成了实物世界的索引。
这不是简单的记录。这是一套完整的交叉引用系统(cross-referencing system):活植物 ↔ 干燥标本 ↔ 手绘插图 ↔ 印刷文本 ↔ 双名法名称——五者相互支撑,互为验证。
到1785年,马丁的名录中已记录约3,500–4,000种植物。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无数次在空白页上的手写增补。
3 不止剑桥——一场欧洲范围的"纸上竞赛"
剑桥不是纸本技术的唯一场域。18世纪的欧洲主要植物园,几乎都在进行同一场竞赛——以纸本技术编目植物园活植物物种。
切尔西药用植物园(Chelsea Physic Garden)园长菲利普·米勒(Philip Miller, 1691–1771),是最早将林奈双名法引入英国的人。他在自己那部厚达上千页的《园丁词典》(The Gardener's Dictionary, 1759)的页边空白处,逐一批注林奈双名法,将传统的多项式命名(polynomial nomenclature)逐步替换。到1768年,他已能在通信中熟练使用双名法描述小麦实验结果。
切尔西植物园在1760年代收藏有约5,000种植物。
邱园(Kew Gardens)的园丁威廉·艾顿(William Aiton, 1731–1793)则走了另一条路。1789年,他出版了《邱园植物名录》(第二版)(Hortus Kewensis),记录植物5,500种。到1813年第三版,小威廉·汤森·艾顿(William Townsend Aiton)在1810–1813年间编纂、扩充完成的修订扩充版,邱园收藏植物飙升至11,013种——邱园成功登顶世界第一活植物收藏,迎来其活植物收藏的学术巅峰。
值得注意的是,邱园活植物编码系统与剑桥几乎一模一样。"Sh"代表灌木,"GH"都代表温室。这不是巧合——两座植物园通过纸本技术,实现了信息互通。
让我们把这些数字放在一起:
植物园 | 主持人 | 核心纸本工具 | 物种数量演变 |
乌普萨拉 | 林奈 | Hortus Upsaliensis 夹页本 | ~1,800 → ~7,700 |
切尔西 | 菲利普·米勒 | Gardener's Dictionary 页边批注 | ~5,000 → ~6,000 |
剑桥 | 马丁→ 詹姆斯·唐恩 | 夹页名录 + 编码系统 | ~3,000 → ~6,000 |
邱园 | 艾顿父子 | Hortus Kewensis 印刷名录 | ~5,500 → ~11,013 |
从1,800到11,013,60年间物种数量增长了近 10 倍。而每一次数量级的跳跃,都催生了新的纸本工具——从手写夹页到印刷名录,从私人批注到公共出版。这不是各自为战,而是用纸本技术连接起来的全球知识网络。
4 谁在驱动这一切?
答案可能出乎现代人的意料。不是好奇心,不是帝国野心,虽然两者都有。最深层的驱动力,是一种信仰——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1763年,剑桥植物园的沃克说了一段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
"植物学研究的对象是上帝的智慧与善德,这在植物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这一思想传统,可以追溯到英国博物学家约翰·雷(John Ray, 1626–1705)。雷在其巨著《造物中展现的上帝智慧》(The Wisdom of God Manifested in the Works of Creation, 1691)中提出:自然界的秩序,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据。整理自然,就是认识上帝。
林奈本人在《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序言中亦声明:分类学的终极目的,是理解上帝的创造。
所以,当马丁在空白页上写下一个新种的名字时,他做的不仅仅是科学记录,他是在纸本上书写创世记——每一个条目,都是对上帝创造之丰饶的一次致敬。
正是这种近乎宗教性的热情,使得这套缺乏经济回报的纸本系统,在剑桥持续运转了六十余年。
5 从纸本到达尔文
1812年,马丁的学生詹姆斯·唐恩(James Donn, 1758–1813)出版了第七版《剑桥植物园植物名录》(Hortus Cantabrigiensis)。此时记录的物种已达约6,000种。
唐恩做了一件马丁没有做过的事:他把这本书拿去销售卖。而且卖得很好。好到"上一版迅速售罄,需求极为旺盛,不得不重印"。纸本技术,从私人教学工具,变成了可商业流通的公共知识产品。
1825年,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 1796–1861)继任,转向德堪多自然分类系统(De Candolle’s Natural System),更侧重地理分布与综合形态特征,探索物种变异极限。他最著名的学生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于1829至1831年间在剑桥修读了亨斯洛的植物学课程。他亲身体验了纸本技术——夹页名录、编码系统、标本标签、批注本。
多年后,达尔文在自传中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
"亨斯洛的教导对我职业生涯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其他人。"
1831年,达尔文登上"贝格尔号"(HMS Beagle)。他随身携带的采集标签、夹页式野外考察笔记和物种名录——其操作逻辑,与马丁在1771年建立的纸本技术体系,一脉相承。
从乌普萨拉的夹页本,到剑桥的空白页,到邱园的印刷名录,到达尔文的野外笔记——一条用纸铺成的路,从18世纪,一直延伸到了进化论的门口。
6 尾声:纸本的遗产
2023年,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埃德温·罗斯(Edwin D. Rose)在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上发表长文,重新审视了这段历史。他将这套实践命名为"纸本技术",并指出:"这些标签是一组复合图像与具体实例,用以支撑物种的分类。"回视纸本技术的核心逻辑,与今天的数据库完全一致:
纸本技术(18世纪) | 数据库技术(21世纪) |
双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 | 统一数据格式 |
交叉引用(Cross-referencing) | 超链接(Hyperlink) |
夹页增补(Interleaving) | 版本迭代(Version Control) |
通信网络(Correspondence Network) | API接口 |
编码系统(Location Code) | 索引(Index) |
我们今天用SQL管理的东西,马丁用一支鹅毛笔和一叠空白页就做到了。
所以,当我们在数据库里给物种名录加一列、在Excel里写一条交叉引用的时候,不妨想一想——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托马斯·马丁在1771年就已经做过了。
只不过,他的"服务器",是一叠纸。
而他的"信仰",是上帝。

今天的实验观察中依然在使用标签,这其实沿袭了18世纪的“纸本技术”
扩展阅读
Rose, E. D. (2023). Empire and the theology of nature in the Cambridge Botanic Garden, 1760–1825.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62(1), 1–32.
Blair, A. (2010). Too Much to Know: Managing 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 Modern Age. Yale University Press.
Müller-Wille, S. (2018). Linnaean paper tools. In H. Curry et al. (Eds.), Worlds of Natural History (pp. 205–22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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