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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概览】
剑桥植物园始建于1760年，建园核心初衷是通过搜集全球活植物资源，服务于剑桥大学的神学研究诉求（theological interests）。埃德温·D·罗斯（Edwin D. Rose）2023年发表于《英国研究杂志》（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的研究，聚焦1762-1825年托马斯·马丁（Thomas Martyn）执掌剑桥大学植物学教席的关键时期，系统探究了植物园的营建布局体系、全球物种采集网络、信息管理范式与收藏资源开放机制，为学界重新解读剑桥植物园的创立动因与运营逻辑提供了全新研究视角。该研究证实，伴随英帝国在美洲势力收缩、逐步向亚洲与太平洋区域扩张，植物园的物种交流体系随之动态调适，园区内完成分类定植的各类植物，后续被系统性整理、收录进各类官方出版目录。研究进一步指出，18世纪盛行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思潮，将剑桥大学的学术研究与英帝国的海外扩张深度绑定，植物园的全球物种收藏体系，核心育人目标是引导学生理解神意（divine providence）对整个植物界的主宰与塑造作用。
在近代科学与神学交织、帝国扩张与知识生产共振的18至19世纪，植物园并非单纯的物种保育与科研科普载体，而是承载时代思想、殖民战略与科学范式的核心空间。1760至1825年，剑桥植物园（Cambridge Botanic Garden）在托马斯·马丁执掌教席的半个多世纪中，跳出了传统植物园药用、经济育种的实用框架，以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为核心内核，依托大英帝国（British Empire）的全球殖民网络完成物种采集与知识建构，构建起一套“神学赋能科学、帝国支撑学术”的独特发展范式，为近代植物学体系化发展留下了极具思辨价值的历史样本。
1 缘起：以植物为证，探寻神意的殿堂
1760 年，三一学院副院长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捐资 1600 英镑，在奥古斯丁修道院旧址上建立这座公立植物园（Public Botanic Garden），初衷并非医学药用或经济作物培育，而是服务于剑桥大学的神学教育（Theological Education）。沃克在奠基文献中明确：植物学研究的核心，是彰显上帝在植物界的智慧与良善，让学子直面造物的秩序、美感与无限多样性，领悟神意对植物王国的护佑。
这一理念承续约翰・雷以来的英格兰圣公宗自然神学传统 —— 自然即神之著作，观察自然便是接近神性。1762 年，托马斯・马丁（Thomas Martyn） 接任植物学教授，将这一使命推向极致。他兼具神职背景与博物学素养，坚信植物园是让学生 “亲见自然本身” 的课堂，植物的结构、适应性与规律性，皆是神性设计的明证。
与同期牛津、爱丁堡植物园侧重药用教学、邱园服务帝国经济改良不同，剑桥植物园将植物实用性（Utility of Plants） 置于次要位置，核心目标是集齐全球已知植物，以完整分类体系呈现神之创造的全貌，成为 “大英帝国全境的自然史” 展示空间。
图1 1762—1846年剑桥植物园园长任职时间表
图源：剑桥大学图书馆珍稀馆藏，清晰呈现马丁任职植物学教授期间历任园长更迭时序，佐证植物园长期稳定的运营与发展体系。
2 布局：林奈分类体系，神性秩序的物理复刻
马丁与首任馆长查尔斯・米勒做出关键抉择：以林奈分类系统（Linnaean Classification System） 重构全园布局，这让剑桥成为英国首座完全遵循林奈原则的机构植物园。
林奈体系以植物生殖器官为核心，将植物划分为纲 — 目 — 属 — 种（Class—Order—Genus—Species），以双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 统一命名。在马丁看来，这套简洁严谨的体系，恰是神性秩序的科学表达 —— 林奈本人亦以《诗篇》引文开篇，宣称分类是为更深刻理解神之创造。
植物园依此严格分区：南向温室专门培育各类热带物种，对应全球不同气候带的植被特征；高大乔木与各类灌木统一布置在园区边缘区域，规整园区整体格局；园区核心区域按照林奈纲目层级排布整齐苗床，实现系统化分类展示；园区同步配套专属图书馆、标本馆与授课讲堂，构建起活体植物—腊叶标本—文献图谱相互印证、闭环参照的完整科研教学体系。
这种布局让每一株植物都有精准坐标，既是教学工具，更是神性秩序的物理复刻。
图2 1771年马丁发布的剑桥植物园林奈分类系统布局规划图
图源：剑桥大学图书馆科里珍稀藏书，严格依照林奈《植物哲学》（Philosophia Botanica）规范划分园区功能分区，是英国首个林奈体系植物园的官方布局蓝本。
图3 1815年剑桥植物园全景版画
图源：剑桥大学科学史博物馆馆藏，直观展示植物园温室、苗木区整体风貌，背景可见国王学院与圣贝内特教堂，还原19世纪初园区实景。
3 拓殖：帝国网络，全球植物的神学征集
要呈现神之创造的全域，必须打通帝国植物采集网络（Imperial Plant-collecting Network）。剑桥植物园的植物来源，随大英帝国版图扩张而转移，成为帝国扩张的神学镜像。
18世纪60年代为美洲采集核心时期，七年战争后英国大力扩张北美殖民地版图，剑桥植物园随之将美洲植物列为首要收集对象。马丁在授课讲义中明确提及，大英帝国在美洲的疆域拓展，为自然史研究开辟了全新探索领域，依托海外贸易体系，不列颠得以汇聚全球各地的自然宝藏。彼时，知名收藏家彼得·科林森、爱丁堡植物园学者约翰·霍普等人，持续为剑桥输送魁北克等北美地区的植物种子与标本，这批植物资源也精准适配了当时大量奔赴北美传教的剑桥学子的学习研究需求。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后，英国海外战略重心转移，植物园的植物采集方向也顺势转向亚洲与太平洋区域。植物园首任馆长查尔斯·米勒远赴苏门答腊，协助东印度公司筹建海外植物园，长期为剑桥寄回肉桂等东南亚特色物种，同时细致记录当地原住民的植物认知与利用经验。马丁也积极拓展顶尖学术资源，结识约瑟夫·班克斯与丹尼尔·索兰德，获取了库克船长首次环球航行带回的巴塔哥尼亚植物标本。进入19世纪，植物园的物种来源进一步拓宽，加尔各答植物园、塔斯马尼亚、新南威尔士等区域的植物资源，经由查尔斯·弗雷泽、艾伦·坎宁安等殖民地专业植物学家持续输送至剑桥。
这些采集不以发现新种、开发经济价值为首要，而是集齐已命名、可分类的物种，填充林奈体系的每一个空位，完成 “神之植物王国” 的全景拼图。
4 治理：纸张技术，信息与神性的双重编码
全球植物持续涌入，催生精密的信息管理系统（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以纸张技术（Paper Technologies） 为核心 —— 书信、印刷目录、标本标签、批注典籍，构成连接活体、标本、文献的知识链条。
植物园的信息治理依托三大核心实践落地落地，首先是典籍批注优化工作。米勒与马丁深耕林奈经典著作，在《自然系统》《植物种志》的空白页面持续增补植物性状描述、修订物种分类标准，将园区活体植物的实地观察结果与权威学术文本精准对齐。同时，二人针对性批注菲利普·米勒的经典著作《园丁词典》，逐一替换书中老旧的多项式植物名称，统一适配林奈双名法规范，兼顾植物分类的学术严谨性与园区栽培养护的实操性。
图4 查尔斯·米勒批注版《自然系统》（1758）内页
图源：剑桥大学图书馆珍稀馆藏，页面留存米勒对婆婆纳属植物的性状修订批注，是植物园典籍批注、分类优化的核心实物佐证。
其次是标准化园圃目录的迭代更新。1771年，马丁正式出版《剑桥植物园目录》，全书严格遵循林奈分类体系编排，为园区物种管理奠定规范基础。后续为适配持续新增的海量物种，园区启用插页目录（Interleaved Catalogue）动态更新模式，统一标注植物生长习性（A/P/B）、越冬方式（GH/S/H）、园区位置等核心信息，实现所有物种的快速定位与精准管理。此后萨尔顿、唐恩历任馆长持续修订完善目录体系，其中唐恩编撰的《剑桥园卉志》历经七次再版，让这份原本仅限校内教学使用的手册，逐步成为面向大众的植物科普公共指南。
图5 马丁批注版插页目录（1771）内页
图源：剑桥植物园科里图书馆馆藏，空白插页记录了温室建成后新增的热带物种信息，附带植物生长习性、培育环境专属编码标注。
最后是标本标签的规范化编码管理。园区为每一份腊叶标本定制专属标签，同步标注林奈双名法名称、权威文献出处、野外采集地、入园收录日期等关键信息，让每一份标本都承载分类—信仰—帝国三重核心信息，构建起可追溯、可核验、可传播的标准化植物知识体系。
这套体系不仅是博物学管理工具，更是以人类理性复刻神性秩序的信仰实践，每一次标注、分类、修订，都是对神意的趋近。
图6 火焰鸢尾（Ixia crocata）典籍插画与馆藏标本对照图
图源：左图剑桥大学图书馆珍稀馆藏、右图剑桥大学植物标本馆馆藏，直观呈现典籍插画、腊叶标本、活体植株、文献记载的四维参照体系。
5 教学与准入：从精英密室到公共课堂
剑桥植物园长期半封闭准入（Restricted Access）：仅限大学成员、听课学生、持推荐信访客，由教授或馆长陪同导览，早期目录仅分发予弟子与密友，近乎私人收藏格局。
这一封闭的精英化格局在19世纪初逐步松动、开放。马丁通过欧洲游学考察，收集带回大量珍稀植物标本，同步开设博物馆固定开放日，让校内师生有更多接触馆藏资源的机会。1784年，园区新建植物学与化学专用讲堂，标志着剑桥植物学教学走向体系化、正式化。唐恩担任馆长期间，进一步推进园区公共化，面向普通游客开放园区核心展区，同时在官方指南书中重点介绍面包树、茶树、咖啡树等特色明星物种。随着《剑桥园卉志》持续热销、广泛传播，植物园彻底打破精英圈层壁垒，从专属校内的神学研究空间，转型为面向市民大众的公共知识场所（Public Knowledge Space）。
教学始终以自然神学为内核：马丁的课程以林奈体系为框架，引导学生从植物结构、适应性、多样性中体悟神性设计；这种教学传统延续至继任者亨斯洛，深刻影响青年达尔文的自然观塑造。
6 落幕与遗产：从林奈秩序到自然体系
1825 年马丁离世，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接任，转向德堪多自然分类系统（De Candolle’s Natural System），更侧重地理分布与综合形态特征；1846 年，植物园迁至现址，林奈式整齐苗床被新布局取代，神学驱动的时代落幕。
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特殊发展历程，为近代植物学发展留下三重不可替代的核心遗产。其一，它清晰界定了剑桥植物园的独特核心使命，区别于英国其他植物园的实用导向，始终坚持以植物学证成自然神学的核心定位，不以药用研发、经济作物培育为主要发展目标。其二，它直观呈现了大英帝国海外扩张与近代植物学知识生产的深度联动，植物园的全球植物采集网络随帝国势力版图迭代迁移，神学研究需求进一步重塑了近代帝国植物采集的核心逻辑与价值取向。其三，它奠定了近代植物学信息标准化的发展基础，双名法普及应用、插页动态目录、标本规范化标签等一系列创新实践，成为现代植物标本馆、植物园标准化管理体系的核心雏形。
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株草木，都曾是帝国触角延伸的印记，更是人类以科学追寻神性的无声证言。
扩展阅读
Rose, E. D. (2023). Empire and the theology of nature in the Cambridge Botanic Garden, 1760–1825.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1–32. https://doi.org/10.1017/jbr.2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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