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
【核心概览】
本文探讨了16世纪欧洲最早植物标本册（herbarium）的诞生背景，指出目前已知最早的标本册约出现于1540年，而植物压干保存技术早在14世纪已被知晓。文章梳理了标本册的早期记载与现存最古老标本册的归属争议，分析了标本册从意大利向欧洲各国传播的路径，探讨了标本册发明者的争议（以卢卡·吉尼为核心的争议），并阐述了16世纪标本册的制作目的、收藏价值及在植物学研究中的早期应用。
研究认为，标本册的诞生并非单一人物的发明，而是16世纪欧洲植物学研究从“验证古典文献”向“植物物种普查”转变的时代产物，其在16世纪成为贵族、学者的珍贵藏品，也是植物分类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1526-1609年卡罗勒斯·克卢修斯（Carolus Clusius）是荷兰莱顿植物园（Leiden Botanical Garden）第一任园长，1601年他曾要求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药剂师和外科医生带回肉豆蔻（Myristica fragrans Houtt.）、黑胡椒、白胡椒、长胡椒、蒌叶、荜澄茄等植物的压干标本，还要求收集当地所有树木的枝叶与果实标本（Hunger, 1927）。这些夹在纸中的标本与现代植物标本的形态一致，而1601年时标本册的使用在欧洲已相当普遍。
图1 卡罗勒斯·克卢修斯于1601年致函荷兰东印度公司标本采集，既有标本采集清单，也明确要求将植物“夹于纸中”保存（Leiden University Library, MS BPL 1283）
核心研究问题包括（1）植物压干技术14世纪已被知晓，为何最早的植物标本册迟至1540年左右才出现？（2）最早的标本册由谁制作？能否确定单一“发明者”？（3）现存最古老的植物标本册是哪一部？其制作目的是否统一？（4）标本册技术如何从起源地向欧洲其他地区传播？本文基于16世纪现存标本册及同时代手写、印刷文献，对上述问题展开系统探讨。
2 植物标本册的术语演变与早期文献记载
（1）术语混淆：Herbarium的早期含义
数百年来，“herbarium”一词并非指目前流行的“植物标本馆”，而是指药用植物志或植物插画册，这一含义直至18世纪仍在使用（Lusitanus, 1553），导致难以从早期文献中确定其是否为真正的“标本馆”。即便文献提及“干燥植物收藏”，若无干燥方式说明，也无法认定为标本馆——如欧洲中部西里西亚医生托马斯·德·萨雷普塔（Thomas of Sarepta，1298-c.1378）的干燥植物收藏，实际上是风干药用植物（simplicia）标本收藏，和压干的标本册并不一样（Salomon, 1901）。
再者，那时的标本可指从单一植物采集的药用植物，也有复合标本（composita），是由多种植物材料采集制成的混合标本（同一份标本具有多种植物）。
（2）文献中最早的“真正标本册”：失传的约翰·福尔克纳与威廉·特纳标本册
葡萄牙医生阿马图斯·卢西塔努斯（Amatus Lusitanus，1511-1568）在1553年的《迪奥斯科里德斯评注》（Commentaries on Dioscorides）中，首次记载了真正的植物标本册：他在意大利费拉拉（Ferrara）结识了英国人约翰·福尔克纳（John Falconer），后者在旅行中收集了大量植物，并将其粘贴在书中制成标本册（Turner, 1562）。此次相遇发生在1540-1547年，阿马图斯1540年赴费拉拉任教，1547年迁居安科纳（Ancona）。
约翰·福尔克纳的好友威廉·特纳（William Turner，1508?-1568），英国新教牧师、医生，也制作过标本册，其相关记载见于1562年出版的《植物志》（第二卷）（The Second Part of Vuilliam Turners Herball）（Jackson, 1965）：
1540年，威廉·特纳因英国宗教冲突流亡意大利，在博洛尼亚跟随卢卡·吉尼（Luca Ghini）学习，在费拉拉跟随安东尼奥·穆萨·布拉萨沃拉（Antonio Musa Brasavola，1500-1555）学习医学。他在书中提及，英国的报春花科海乳草（Lysimachia maritima (L.) Galasso, Banfi & Soldano）仅在福尔克纳从意大利带回的标本册中见过（Turner, 1562）。他还记载，1540年在博洛尼亚见到的漆树科阿月浑子（Pistacia vera L.）标本，被他保存于书中长达17年，由此可推断其标本册制作时间不晚于1540年。
图2 海乳草与阿月浑子
威廉·特纳的标本册在其1568年去世后下落不明，推测由其子彼得·特纳（Peter Turner，c.1542-1614，后成为医生）继承，彼得也曾向约翰·鲍欣（Johann Bauhin，1541-1612）寄送英国植物标本。
3 现存最古老植物标本册的归属争议
目前被称作“现存最古老”的植物标本册均存在制作者与制作年代的争议，核心争议对象为罗马天使图书馆的标本册、佛罗伦萨的梅里尼标本册，具体如下：
（1）罗马天使图书馆（Biblioteca Angelica，意大利）的Erbario A与Erbario B
早期认定源于20世纪初，两部标本册均被归属于意大利业余植物学家、植物插画师格拉尔多·奇博（Gherardo Cibo，1512-1600），其中Erbario A被定年为1530-1532年，Erbario B为1543-1550年（Moggi, 2012）。
争议与新认定：目前学界认为Erbario B由弗朗西斯科·彼得罗利尼（Francesco Petrollini，活跃于1550年） 制作。彼得罗利尼为科蒂尼奥拉医生，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Ulisse Aldrovandi）的植物学导师[22-24]，且Erbario A的制作者也疑似为彼得罗利尼，新认定修正为1550-1553年（奇博的归属与早期定年已被广泛质疑）[25-26]。
图3 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标本册第六卷，1553年，博洛尼亚大学图书馆（Bologna University Library）藏。该标本册是16世纪意大利植物学研究的重要实物例证。阿尔德罗万迪是博洛尼亚大学自然史教授，其标本册是16世纪保存最完善的意大利植物学研究系统性文献。
（2）佛罗伦萨的米歇尔·梅里尼标本册
早期认定源于斯塔夫勒（F.A. Stafleu），认为这部约1545年的标本册由卢卡的牧师、业余植物学家米歇尔·梅里尼（Michele Merini） 制作，后者曾在博洛尼亚跟随卢卡·吉尼学习，标本册系为记录植物学课程而作[27]。
争议与新认定：目前梅里尼的归属已被推翻[28]，该标本册含约200种植物，推测采自比萨植物园[29]，制作者至今未知。
4 1540年前是否存在更早的标本册？技术与思想的双重阻碍
植物压干保存技术早在14世纪已被知晓，如理查德·德·伯里主教（Richard de Bury，1287-1345）曾抱怨学生将花夹在书中干燥作纪念品[32]），且1400年左右的意大利《卡拉雷塞草本书》（Erbario Carrarese）曾用压干植物作为插画参考[33]，但1540年前并未出现真正的标本册，核心原因分为技术阻碍与思想阻碍两方面：
图4 《卡拉雷塞草本书》（Erbario Carrarese）中的植物插画与压干植物对照图，约1400年，意大利国家图书馆藏。图中可见压干植物作为插画绘制参考的痕迹
（1）技术阻碍：无合适的吸水材料
学生用于压花的书籍为羊皮纸（parchment） 材质，无吸水性，无法用于植物压干保存。纸张虽于13世纪传入西方，但直至14世纪末才成为羊皮纸的廉价替代品，1450年印刷术发明后纸张才大量生产、价格降低[34]——吸水纸张的普及是标本册制作的技术前提。
（2）思想阻碍：植物学研究的“古典文献本位”
15世纪下半叶，欧洲植物学家认为古典作家已描述了上帝创造的所有植物，因此植物学研究仅需研读古典文献，如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 371-287 BCE）、迪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 c.40-90 CE）的著作，无需实地考察植物[35]。这一思想直至15世纪末才发生转变：泰奥弗拉斯托斯与迪奥斯科里德斯的完整著作首次出版，尤其是迪奥斯科里德斯的《药物学》（De Materia Medica），激发学者实地寻找古典文献中记载真实植物[35]。
（3）过渡阶段：压干植物的早期应用（非标本册）
即便纸张普及后，压干植物也未立即被制成标本册，而是仅作为插画参考或学术通信的辅助材料：
1506年，布雷西亚奎里尼图书馆（Biblioteca Queriniana，意大利）的一份手稿中，为阐释文本粘贴了2株压干植物，为目前已知最早的“压干植物与文本结合”案例[37]。1493年，潘多菲奥·科莱努乔（Pandolfo Collenucio，1444-1504）向安杰洛·波利齐亚诺（Angiolo Poliziano，1454-1494）寄送2株压干植物，以考证普劳图斯作品中的“湿鼠曲草属”（Gnaphalium）与“沼垫草属”（Nardus）[38]，但当时学者仍更倾向于通过绘图与文本传递信息[38]。16世纪中期，学者间开始通过信件寄送压干植物如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与雅克·达莱尚普（Jacques Daléchamps）[39]，但这些植物均为零散标本，未被整理为标本册。
图5 劳沃尔夫（Leonhart Rauwolff）标本册第四卷扉页（1573-1575年），莱顿大学图书馆（Leiden University Library）藏。扉页上方为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下方为进入耶路撒冷的场景，左侧持铲园丁象征亚当照料伊甸园，右侧持植物医生可能为劳沃尔夫本人，体现16世纪植物学与宗教、医学的关联。
5 标本册诞生的时代背景：16世纪植物学研究的转型
16世纪植物学研究从“验证古典文献的植物鉴定”向“全球植物物种普查”的转型，是标本册诞生的核心时代动因。
古典文献的局限性：迪奥斯科里德斯记载的植物为地中海植物，与欧洲其他地区的植物差异显著，学者实地寻找的结果往往“无法匹配”，这促使学者开始记录本地未知植物[36]。
地理大发现的影响：新航路开辟后，大量美洲、东方的未知植物传入欧洲，植物学家的研究目标从“鉴定古典植物”转变为“普查所有植物物种”[43]。
研究方法的需求：物种普查需要对比大量植物标本的形态特征，并与已鉴定标本对照，而压干保存的标本册成为这一研究的核心工具[43]。
这一转型体现在16世纪中期的植物学著作中：1542年莱昂哈特·富克斯（Leonhart Fuchs，1501-1566）出版《植物史》（Historia Stirpium），1544年彼得罗·安德烈亚·马蒂奥利（Pietro Andrea Mattioli, 1501-1577）出版《评注》（Discorsi），两部著作均基于实地考察，而非单纯的古典文献解读[36]。
图6 基于实地考察莱昂哈特·富克斯出版的《植物史》和彼得罗·安德烈亚·马蒂奥利出版的《评注》
6 植物标本册的“发明者”争议：卢卡·吉尼还是英国学者？
目前学界最主流的观点认为卢卡·吉尼（Luca Ghini，1490-1556）是标本册技术的发明者，这一观点由德国植物学家恩斯特·迈耶（Ernst Meyer，1791-1858）提出，但该观点存在大量争议，核心争议分为“吉尼发明说”与“英国学者独立发明说”两派：
（1）卢卡·吉尼发明说（Ernst Meyer, 1857）
核心依据：迈耶基于巴托洛梅奥·马兰塔（Bartolomeo Maranta，1500-1571）致马蒂奥利的信件，推测吉尼在1548年马蒂奥利《迪奥斯科里德斯评注》意大利版出版后，寄送了粘贴在纸上的植物标本与注释，由此认为吉尼在此之前已为自身研究制作了标本册[44]；
补充依据：吉尼的众多学生（如格拉尔多·奇博、威廉·特纳、米歇尔·梅里尼）均制作过标本册，推测技术由吉尼传授[49]；且迈耶认为16世纪英国植物学知识落后，福尔克纳不可能独立发明标本册技术，推测其在意大利跟随吉尼学习时习得[45]。
（2）吉尼发明说的质疑
无直接证据：吉尼去世后，阿尔德罗万迪（Ulisse Aldrovandi）受马蒂奥利（Pietro Andrea Mattioli）委托整理其遗物，未发现任何标本册[46]；吉尼在1553年致阿尔德罗万迪的信中提及的“600余种干植物收藏”，也可能是风干单味药（simplicia）收藏，而非压干标本册[48]；
技术记载晚：吉尼使用标本册技术的最早直接证据为1551年——他致马蒂奥利的信中提及寄送了2株粘贴在纸上的南欧丹参（Salvia sclarea L.）标本[52]，远晚于福尔克纳与特纳1540年左右制作的标本册；
教学内容不符：本文作者Thijsse认为吉尼1528年赴博洛尼亚任教时，教授的是实用医学，直至1537/1538学年才开始教授药用植物学[49]，而格拉尔多·奇博1529年在博洛尼亚时，仅可能跟随吉尼学习实用医学，无植物学教学记录[49]。
（3）英国学者独立发明说
核心依据：匈牙利植物学家卡尔·弗拉特·冯·阿尔福尔德（Carl Flatt von Alföld）认为，福尔克纳曾向阿马图斯寄送大量英国本土植物标本，这证明其标本册技术为本土发明，而非从意大利习得[63]；且威廉·特纳在其著作中仅提及福尔克纳的标本册，未提及其导师吉尼的标本册，推测其技术并非来自吉尼[63]；
补充依据：威廉·特纳在剑桥大学学习时（1526-1533），英国医生虽缺乏植物学知识，但特纳提及英国存在“未出版著作的植物学学者”，福尔克纳即为其中之一[58]，证明英国并非无植物学研究基础。
本文的核心观点认为，植物标本册并非单一人物的发明，而是16世纪欧洲多地学者（意大利、英国）独立探索的结果，其技术原理简单，在植物学研究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多地同时出现该技术具有必然性。
除意、英外，挪威主教格耶布莱·佩德森（Gjeble Pederssøn，1490-1556/1557）也可能在1537年左右制作过标本册——他在植物志中为插画搭配压干植物，只是无法确定植物是粘贴还是松散夹在书中[66]。
7 植物标本册技术在欧洲的传播路径
标本技术的起源地为意大利（博洛尼亚为核心），后逐步向西班牙、法国、德国、瑞士、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传播，核心传播路径与关键人物如下：
（1）意大利：标本册技术的核心发源地
意大利是16世纪标本册制作的中心，除上述的吉尼、彼得罗利尼、奇博外，核心制作者与标本册包括：
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Ulisse Aldrovandi，1522-1605）：制作了16世纪最庞大的标本册（15卷，1551-1586年制作，含约4800种植物），现藏于博洛尼亚大学植物园标本馆，部分标本曾被法国革命军掠走，1815年归还[77-79]；
图7 卢卡·吉尼发明植物标本制作技术（黄宏文，2018）。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标本册第6卷内页（1553年），博洛尼亚大学图书馆藏。该标本册包含4800余种植物，是16世纪规模最大的植物学文献之一。
安德烈亚·塞萨尔皮诺（Andrea Cesalpino，1519-1603）：吉尼的学生，1555年开始制作标本册，首次根据植物形态特征而非药用价值对植物分类，是植物分类学的重要先驱，其标本册现藏于佛罗伦萨自然历史博物馆（Florence Natural History Museum）[83-85]；
En Tibi标本册（En Tibi Perpetuis Ridentem Floribus Hortum）：标题意为“为你奉上永恒繁花的微笑花园”，现藏于莱顿自然生物多样性中心（Naturalis Biodiversity Center, Leiden），疑似由彼得罗利尼制作，定年约1558年，含番茄（Solanum lycopersicumL.）等美洲植物，是最早收录新大陆植物的标本册之一[88-89]；
图8 En Tibi 标本册中的番茄（Solanum lycopersicumL.）标本（1558年），莱顿自然生物多样性中心藏，为16世纪美洲植物传入欧洲的重要物证[89]
埃斯特公爵标本册（Erbario Ducale Estense）：现藏于摩德纳埃斯特大学图书馆（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na and Reggio Emilia），特点为标注意大利本土植物名，部分内容可追溯至1560年前[90-91]。
（2）西班牙：由安德烈斯·拉古纳引入
安德烈斯·拉古纳（Andrés Laguna，1499-1559）为西班牙医生，1545年赴意大利博洛尼亚、帕多瓦、罗马学习，在此习得标本册技术，制作了大量压干标本（其标本册现已失传）[67-70]。拉古纳是拉古纳为查理五世（Charles V）、教皇保罗三世（Pope Paul III）与尤利乌斯三世（Pope Julius III）的私人医生，其技术通过西班牙贵族圈传播，如迭戈·乌尔塔多·德·门多萨（Diego Hurtado de Mendoza，c.1503-1575）的4卷标本册，推测由拉古纳参与制作[73-76]。
西班牙另一重要标本册为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Francisco Hernández，1517-1578）的墨西哥植物标本册，其随西班牙远征队赴墨西哥收集了大量新大陆植物，标本册与38卷笔记/插画现藏于埃斯科里亚尔皇家图书馆（Royal Library of El Escorial），但疑似在1671年大火中被毁[93-96]。
（3）法国：由纪尧姆·龙德莱引入
纪尧姆·龙德莱（Guillaume Rondelet，1506-1566）为法国医生，1549-1550年随红衣主教弗朗索瓦·德·图尔农（François de Tournon）游历意大利，结识吉尼、阿尔德罗万迪等学者，习得标本技术并带回法国蒙彼利埃（Montpellier）[97]。
法国现存唯一的16世纪标本册由让·吉罗（Jehan Girault，1538?-1608）制作（1558年），为里昂（Lyon）外科学生的教学用标本册，特点为植物不仅粘贴还缝在纸上，现藏于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Paris）[135-137]；此外，巴黎药剂师皮埃尔·屈特（Pierre Quthe, 1519-1590）的1562年肖像中，可见打开的标本册，证明标本册在法国药剂师群体中已被使用[138]。
图9 巴黎药剂师皮埃尔·屈特1562年肖像，可见打开的标本册
（4）德国与瑞士：由龙德莱的学生与威廉·特纳共同传播
标本册技术从法国蒙彼利埃传入德瑞，核心传播者为龙德莱的外国学生，且威廉·特纳在1553-1557年流亡德国维滕贝格（Wittenberg）期间，也可能向当地学者传授了技术[104]，核心制作者与标本册包括：莱昂哈特·劳沃尔夫（Leonhart Rauwolff，1535-1596）：制作4卷标本册，其中第四卷为16世纪现存最早的欧洲以外植物标本册（1573-1575年赴黎凡特收集），含雪绒花（Leontopodium alpinumCass.）等植物，现藏于莱顿自然生物多样性中心[108-111]。
卡斯帕尔·拉岑贝格尔（Caspar Ratzenberger，1533-1603）：制作两部标本册，现藏于卡塞尔自然历史博物馆与哥达公爵图书馆，其标本册为医学教学专用，声称“学生可在8天内学会数百种植物识别，而其本人花费了10-12年”[112]；
希罗尼穆斯·哈德（Hieronymus Harder，1523-1607）：16世纪最多产的标本制作者，40年间制作了12部标本册，特点为将难以干燥的球茎/肉质果实替换为水彩插画，并按季节排列植物[120-128]；
图10 哈德标本册中的辣椒（Capsicum annuum L.）标本（1576-1600年），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Bavarian State Library, Munich）藏。哈德将难以干燥的球茎和肉质果实替换为水彩插画，此标本展示了16世纪欧洲对新大陆作物的记录。
卡斯帕尔·鲍欣（Caspar Bauhin，1560-1624）：制作的标本册为世界上第一部地区植物志（巴塞尔地区）的基础，含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L.）等新大陆植物的最早标本，现藏于巴塞尔大学植物园（University of Basel Botanical Garden）[115]。
（5）低地国家：现存唯一标本册为彼得鲁斯·卡德之作
低地国家现存的16世纪唯一标本册由彼得鲁斯·卡德（Petrus Cadé）制作（1566年），含荷兰本土植物与少量地中海植物，植物名称参考了雷姆贝特·多东斯（Rembert Dodoens）1554年的《草本书》（Cruijdeboeck），现藏于莱顿自然生物多样性中心[140-141]。该标本册曾流落英国，1979年由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捐赠回荷兰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后转藏莱顿[141]。
8 16世纪植物标本册的价值：珍贵藏品与研究工具
16世纪的植物标本册并非单纯的科学研究工具，而是兼具“科学价值”与“收藏价值”的珍贵物品，成为贵族“珍奇柜”（Wunderkammern）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播与保存也与贵族收藏密切相关。
（1）作为贵族的珍贵藏品
大量标本册被制作并捐赠给贵族/高级神职人员，制作者往往借此获得。
经济支持：如希罗尼穆斯·哈德（Hieronymus Harder）将多部标本册捐赠给巴伐利亚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五世（Albrecht V, 1528-1579）、莱茵选帝侯腓特烈四世（Frederick IV, 1574-1610）[144-149]；卡斯帕尔·拉岑贝格尔（Caspar Ratzenberger）1592年向黑森-卡塞尔伯爵莫里茨（Moritz, 1572-1632）捐赠标本册，获赠镀金酒杯与100枚金弗罗林[153]。
标本册成为贵族“珍奇柜”的核心藏品，与艺术品、古董、自然奇观并列，如鲁道夫二世（Rudolf II, 1552-1612）的布拉格珍奇柜收藏了劳沃尔夫的4卷标本册与En Tibi标本册，后者以昂贵的胭脂红皮革装订，疑似为献给贵族女性的定制藏品[154-159]。
图11 鲁道夫二世珍奇柜复原图（含劳沃尔夫标本册与En Tibi标本册），布拉格国家博物馆藏。16世纪贵族通过收藏标本册彰显学术品味与财富地位。
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1618-1648）中，大量标本册成为战争战利品，如哈德捐赠给莱茵选帝侯的标本册被掠至罗马，劳沃尔夫的标本册被瑞典军队掠走，后归入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Christina of Sweden）的收藏[157-160]。
（2）作为植物学研究的工具
16世纪标本册的制作目的随使用者不同而差异显著，核心用途包括：
学生教学：如米歇尔·梅里尼（疑似）的标本册为记录植物学课程，让·吉罗（Jehan Girault）的标本册为外科学生教学用[27,136]；
旅行记录：如威廉·特纳、莱昂哈特·劳沃尔夫的标本册，用于记录旅行中所见的植物，便于后续研究[12,109]；
医药鉴定：医生与药剂师将标本册与印刷本草本志配合，用于识别药用植物，避免误认[140]；
植物分类：塞萨尔皮诺（Andrea Cesalpino）的标本册为最早按形态特征分类的标本册，成为植物分类学的先驱[84]；而大部分标本册则按字母顺序、植物习性（乔木/灌木/草本）或药用价值排列[164]。
16世纪末，标本册已成为植物分类学研究的核心工具，其使用推动了欧洲植物学知识的爆炸式增长——迪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的著作仅记载约600种植物，而16世纪末欧洲已知植物物种已达6000种，增长十倍。
9 结论
现存最古老的植物标本册并非罗马天使图书馆的Erbario A（原定年1530-1532），其定年已被修正为1550-1553年，制作者疑似为弗朗西斯科·彼得罗利尼（Francesco Petrollini）；而真正最早的标本册为1540年左右英国约翰·福尔克纳（John Falconer）与威廉·特纳（William Turner）制作的失传标本册，佛罗伦萨的梅里尼标本册（约1545年）为现存最早的标本册候选。
植物标本册的诞生是技术条件（吸水纸张的普及）与时代背景（植物学研究从“验证古典文献”向“物种普查”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单一人物的发明，意大利与英国学者可能独立发展出该技术。
卢卡·吉尼（Luca Ghini）虽并非标本册的发明者，但作为博洛尼亚大学的植物学教授，其通过教学培养了大量标本册制作者，是标本册技术在欧洲传播的核心推动者。
标本册技术从意大利博洛尼亚出发，经西班牙、法国、德国、瑞士传播至低地国家，核心传播者为各国的医生、药剂师、植物学学者，且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新大陆植物，进一步推动了标本册的制作与使用。
16世纪的标本册兼具科学价值与收藏价值，既是植物学研究与教学的工具，也是贵族珍奇柜的珍贵藏品，其保存与传播与欧洲贵族的收藏文化密切相关，而三十年战争则成为标本册藏品流转的重要节点。
标本册的出现推动了16世纪欧洲植物学的快速发展，成为植物分类学研究的核心工具，为近代植物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核心参考文献
Bauhin, J. (1650). Historia Plantarum Universalis. Ebroduni: [Publisher not recorded].
Druce, G. C. (1923). Herbaria.The Botanical Society and Exchange Club of the British Isles,6(5), 756.
Hunger, F. W. T. (1927).Charles de l’Escluse (Carolus Clusius). Nederlandsch kruidkundige (1526-1609). ‘s-Gravenhage: [Publisher not recorded].
Jackson, B. D. (1965). A Life of William Turner. In W. Turner, Libellus de Re Herbaria 1538; The Names of Herbes 1548 (pp. ix). London: [Facsimile Publisher not recorde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77)
Lusitanus, A. (1553).In Dioscuridis Anazarbei de medica materia libros quinque enarrationes eruditissimae. Venetia: [Publisher not recorded].
Salomon, M. (1901).Amatus Lusitanus und seine zeit: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medicin im 16. Jahrhundert. Berlin: [Publisher not recorded].
Soldano, A. (2002). L’erbario di Ulisse Aldrovandi. Atti dell’instituto Veneto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 160, 211-216.
Stafleu, F. A. (1987). Die Geschichte der Herbarien. Botanische Jahrbücher für Systematik, Pflanzengeschichte und Pflanzengeographie, 108(2/3), 156-157.
Stefanaki, A., et al. (2019). Breaking the Silence of the 500-year-old Smiling Garden of Everlasting Flowers: The En Tibi Book Herbarium. PLoS ONE, 14(6), 1-18.
Thomas of Wroclaw. (n.d.). InBiographical Encyclopedia of Medieval Scholar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medievalscholars.com/thomas-of-wroclaw
Turner, W. (1562).The Second Part of Vuilliam Turners Herball. Cologne
de Bury, R. (2009).The Love of Books: The Philobiblion of Richard de Bury(E. C. Thomas, Trans.). New York: [Publisher not recorde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345)
Chiovenda, E. (1930). Un antichissimo erbario anonimo del museo botanico di Firenze. Annali di Botanica, 19(1), 143-144.
Cristofolini, G., & Nepi, C. (2021). La paternità del cosiddetto “Erbario Merini” conservato presso il Museo di Storia Naturale dell’Università di Firenze: una questione aperta. Notiziario della Società Botanica Italiana, 5, 1-4.
Flatt von Alföld, C. (1902). Zur Geschichte der Herbare. Ungarische botanische Blätter, 1, 147-149.
Greene, E. L. (1983). Landmarks of Botanical History (F. N. Egerton, Ed., Vol. 2, p. 70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Ogilvie, B. W. (2003). The Many Books of Nature: Renaissance Naturalists and Information Overloa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4(1), 29-45.
Pavord, A. (2005).The Naming of Names: The Search for Order in the World of Plants (p. 225). London: Bloomsbury. https://doi.org/10.5040/9781472510938
Saint-Lager, V. (1885). Histoire des herbiers. Annales de la Société botanique de Lyon, 13, 1-60.
Schmitt, C. B. (1977). The Correspondence of Jacques Daléchamps (1513-1588). Viator, 8, 389-413.
Thijsse, G. (2023). Everlasting gardens: Origin, distribution and purpose of the first herbaria viva. In C. Chavannes-Mazel & L. IJpelaar (Eds.), The green middle ages: The depiction and use of plants in the Western world 600–1600 (pp. 75–92).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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