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长期的文化停滞与技术创新匮乏，为知识变革埋下了伏笔。受蒙古西征等欧亚交流影响，日耳曼部落的迁徙模式虽未形成稳定社会结构（Bauer, 2013, pp. 310–317），却客观上促进了不同区域间植物资源与传统知识的零星传播。这种动荡中的文化交融，为后来植物学研究的复兴提供了历史语境。

1 文艺复兴：植物科学的觉醒时代

中世纪后期，古代学者关于逻辑学、哲学与自然世界的知识通过天主教修道院的文献整理（King, 2021），以及西班牙科尔多瓦、托莱多中心的拉丁语译本传播，逐渐突破宗教思想的禁锢。在政治稳定的城市中，学者得以系统梳理古典遗产，对自然现象提出实证性追问。这场始于14世纪、延续至17世纪初的思想变革（Brinton et al., 1956, p. 418），不仅是古典文明的复兴，更标志着现代科学思维的萌芽——这一时期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为植物认知的科学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文艺复兴的科学突破离不开物质、政治与知识层面的协同推动（Brinton et al., 1956）。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东罗马学者携带古希腊文献西迁意大利，直接促成古典自然哲学的复兴；地中海贸易网络（如威尼斯城邦的跨区域贸易）与汉萨同盟的商业繁荣（Bremen、Hamburg等中心），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信息交流渠道。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等商业势力对学术的资助，使自然观察不再局限于修道院，逐渐发展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贸易扩张带来的植物资源流通（如香料、药用植物），直接刺激了学者对植物多样性的系统探索需求。

政治格局的变革为科学探索创造了制度条件。意大利城邦的务实治理模式（如威尼斯、佛罗伦萨）打破了宗教对知识生产的垄断，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更间接推动了"世俗化观察"思维的形成。西班牙的统一与地理大发现（1492年哥伦布远航）则拓展了植物采集的地理边界，大量新大陆植物标本的引入，迫使学者发展更精确的分类方法——这些政治与地理因素共同构成了草药学向植物科学转型的外部推力。

在经济与政治变革的背景下，知识生产呈现爆发式增长。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突破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桎梏，将"观察-描述-归纳"的实证方法应用于自然研究。这种思维转变的核心在于：不再满足于对古典文献的教条式解读，而是强调通过直接观察获取新知。当这种科学精神与植物资源的多样性相遇，便催生了草药学的系统性革新——这正是现代植物分类学与药用植物学的思想源头。

1454年约翰内斯·古腾堡在德国美因茨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Pettegree, 2010, pp. 22–27；King, 2021, p. 145），为植物知识的系统性传播提供了革命性工具。尽管东亚早有活字技术，但古腾堡的创新实现了书籍的规模化生产，使草药学文献突破手抄本的局限，得以在欧洲学术界广泛流通。这一技术变革直接推动了植物图谱的标准化传播——早期草药志（如后来的《植物志》）通过印刷术实现精确复制，为不同地区学者共享植物形态特征、药用记录提供了可能，奠定了植物学研究协作的物质基础。

文艺复兴末期的17世纪，科学技术开始突破中世纪桎梏。医学领域虽受宗教对人体解剖的限制，但对植物药用价值的探索成为焦点。面对频发的瘟疫与传染病，学者们逐渐摆脱盖伦理论的束缚，如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主张通过直接观察验证植物药效，为草药学研究注入实证精神（Brinton et al., 1956, p. 483）。

2 植物认知的复兴：从传统经验到科学观察

植物在人类文明中始终扮演关键角色：作为食物来源支撑农业发展，作为药用资源缓解疾病痛苦（Giesecke & Mabberley, 2022）。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实用价值与科学探索结合，推动学者从传统经验积累转向系统性研究——不仅关注植物的观赏与食用属性，更开始探究其药用成分与治疗机制的关联。

具有特殊气味或苦味的植物因其药用潜力被重点研究。植物在进化中形成的次生代谢物（如萜类、生物碱、黄酮类），通过抗菌、抗病毒及驱虫作用实现自我防御（Walters, 2010）。人类通过长期实践观察，将这些天然化合物开发为传统药物，例如将叶片水煮制成药用茶。现代研究表明，许多处方药的活性成分（如奎宁、吗啡）均源自植物（Miller, 1996; Quave, 2021），这印证了古代草药学的科学价值。

植物药用研究的历史可追溯至古希腊-罗马时期，迪奥斯科里德斯的《药物论》作为经典药典，在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仍被广泛引用。但文艺复兴学者突破了对古代权威的盲从：达·芬奇绘制的植物草图（Emboden, 1987）展现了精确的形态观察，实地考察成为研究常态（Reeds, 1976; Ogilvie, 2006）。这种"观察-记录-验证"的方法论转变，标志着草药学向科学植物学的过渡。

14世纪黑死病等瘟疫的爆发（King, 2021, p. 18），促使学者重新审视植物药用价值。当时流行的“签名学说”（Doctrine of Signatures）认为植物形态与人体器官的相似性可指导药用（Bellorini, 2016; Morgan & Hyde, 2022, p. 142），例如獐耳细辛叶片形似肝脏而被用于肝病治疗。尽管帕拉塞尔苏斯曾支持这一理论（Morton, 1981a, p. 224），但更具科学思维的学者已开始质疑这种类比推理，转而强调通过实证观察验证药效（Arber, 1938, p. 255），标志着植物研究从玄学向科学的过渡。

3 植物观察的科学化转向

文艺复兴时期的医生通过两种途径推动植物研究：一是系统整理迪奥斯科里德斯、盖伦等古典著作的译本（Sprague & Nelmes, 1931; Reeds, 1976），二是与修道院药草园的修道士合作，积累一手药用经验。为解决信息传播难题，学者开始出版含插图的草药志（herbals），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标准化植物描述——这类著作的作者被称为“草药学家”（herbalists），他们的工作为植物学研究建立了早期范式（Arber, 1938）。

德国学者奥托·布伦费尔斯（Otto Brunfels，1489–1534；图4.1A）是早期草药学的代表人物。其著作《植物活图谱》（Herbarum vivae eicones，图4.2）虽在文本上仍依赖古典权威，但其木刻版画（由汉斯·魏迪茨绘制，图4.2B）首次实现了植物形态的精确可视化：所有插图均基于新鲜标本绘制，突破了中世纪对古代手稿的机械复制，开创了“观察优先”的研究传统（Arber, 1938, p. 55）。

图1 德国草药学家及其著作插图。（A）奥托·布伦费尔斯（1489–1534）；（B）莱昂哈特·富克斯（1501–1566）

图2  奥托·布伦费尔斯《植物活图谱》（1530）。（A）第1卷标题页；

（B）汉斯·魏迪茨绘制的欧白头翁（Pulsatilla vulgaris Mill.）图版

莱昂哈特·福克斯（Leonhart Fuchs，1501–1566；图...）在植物插图标准化方面做出了里程碑式贡献。作为图宾根大学医学教授，他于1542年出版的《植物史评论》（De historia stirpium commentarii insignes，图...）首次系统整合了古典文献与原创观察：书中511幅木刻插图（由海因里希·菲尔毛勒与阿尔布雷希特·迈耶绘制，维特·鲁道夫·斯佩克尔雕刻）均基于新鲜标本，精度远超中世纪手稿（Sprague & Nelmes, 1931, p. 549）。福克斯还首创技术术语词汇表，并收录100个新物种（Sprague & Nelmes, 1931, p. 563），其德语译本《新草药书》（1543）推动了植物知识的大众化传播，为植物形态学研究奠定了可视化基础（Meyer et al., 1999）。

图3 莱昂哈特·福克斯《植物史评论》（1542）。(A)标题页；(B)欧洲刺柏（Juniperus communis）

插图，由菲尔毛勒与迈耶绘制、斯佩克尔雕刻

植物描述方法的突破同样关键：德国草药学家希罗尼穆斯·博克（Hieronymus Bock，1498–1554；图...）在《新草药书》（1537）中首创无插图精确描述体系，通过文字细节区分植物特征，被认为是植物形态描述学（phytography）的奠基人（Sprague & Nelmes, 1931, p. 564）。其1546年版加入大卫·坎德尔插图后，实现了图文互补。瓦勒留斯·科德斯（Valerius Cordus，1515–1544）则在《植物史》（1561，格斯纳整理出版）中完善描述框架，以详尽的形态特征记录502种植物，被誉为“现代植物描述之父”（Sprague & Sprague, 1939, p. 109），其方法论直接影响后世植物分类学体系。

图4  希罗尼穆斯·博克（Hieronymus Bock，1498–1554；A）及其《草药书》（1546年第二版）标题页（B）

图5 瓦勒留斯·科德斯（1515–1544；A）及其《植物史》（1561年，格斯纳编辑）

中的植物形态描述页面（B），该书奠定了现代植物描述学的基础。

布伦费尔斯、福克斯、博克和科德斯四位学者被称为“德国植物学之父”（Arber, 1938, p. 52），他们通过文献引用与学术交流形成紧密的“草药志谱系”（Schmid, 1939；Nissen, 1958修订，图...）。这一传承网络以迪奥斯科里德斯的古典著作为起点，通过原创观察与方法创新，系统性推动了植物学从经验积累向科学研究的转型。

图6 草药学家著作传承谱系（基于Schmid, 1939；Nissen, 1958修订），

展示从迪奥斯科里德斯到文艺复兴时期学者的知识传递网络。

荷兰学者在植物分类领域贡献突出，形成“荷兰三巨头”（Arber, 1938；Core, 1955）：伦伯特·多恩斯（Rembert Dodoens）的《Crŭÿdeboeck》（1554）整合图文资源，夏尔·德·埃克吕兹（Charles de l’Écluse）的《稀有植物史》（1601）拓展了植物多样性记录，马蒂亚斯·德·奥贝尔（Mathias de l’Obel）则在《新植物札记》（1570，与佩纳合作）中首创基于叶形的分类体系（Arber, 1938, pp. 177, 179），首次将形态特征而非仅药用价值作为分类依据，为现代植物分类学提供了关键思路（Anderson, 1977, p. 173）。

英国草药学研究同样成果显著：威廉·特纳（William Turner）的《新草药志》（1551）被视为“英国植物学之父”的奠基作（Rohde, 1922, p. 75；Stearn, 1965a）；约翰·杰拉德（John Gerard）的《植物通志》（1597）虽插图多借鉴福克斯作品（Rohde, 1922, p. 82），但其结构已具现代植物志雏形——按单子叶植物、药用草本、木本植物等类群划分，系统记录植物描述、生境、名称及药效。约翰·帕金森（John Parkinson）的《植物剧场》（1640）则收录3800余种植物，成为当时最全面的植物资源汇编（Henrey, 1975）。

其他文明中心也在探索植物药用价值。墨西哥1552年的《克鲁兹-巴迪亚诺法典》（Codex Cruz-Badiano）是原住民植物知识的珍贵记录：特拉斯卡拉圣克鲁斯印第安皇家学院的马丁·德·拉·克鲁兹与胡安·巴迪亚诺合作，以纳瓦特尔语-拉丁语双语编写，收录118幅彩色植物图及药用说明（Reyes-Chilpa et al., 2021）。这部手稿虽按药效而非形态分类，却首次系统记录了阿兹特克文化的植物药用智慧，现藏于梵蒂冈图书馆，其摹本与译本（Gates, 1939a,b）为跨文化植物学研究提供了关键素材。

中国对药用植物的研究同样历史悠久。明代《本草纲目》（1578年，李时珍编撰）是古代药物学的集大成者，收录1892种植物，附图1109幅，系统记录了植物形态、炮制方法及药效（Fazzioli, 2000）。中国早在11世纪便已应用植物木刻版画辅助识别（Needham, 1986, p. xxv），这种图文结合的传统与欧洲草药志形成跨文明呼应。

4 分类学与命名法的早期探索

草药学家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准确识别植物缓解疾病痛苦，其知识传递依赖三种途径：（1）师徒实地教学（修道院花园或野外）；（2）精确插图展示关键特征；（3）文字描述与专业术语体系。尽管个人指导最直接，但印刷术普及后，含插图与描述的草药志成为标准化知识载体，推动植物识别从经验传承向系统化研究转变。

文艺复兴草药志的信息来源具有多元性。斯普拉格和内尔姆斯（Sprague & Nelmes, 1931, pp. 565–566）对福克斯1542年草药志的分析显示：487种植物中，59%（289种）源自古希腊-罗马文献，13%（64种）为中世纪新增，6%（31种）参考布伦费尔斯，其余21%（103种）为同期新记录（含博克1537年已描述种类），反映了古典传承与当代观察的融合。

受实用主义导向影响，文艺复兴时期分类学进展有限：草药志多按名称字母顺序或药效排列，仅博克（1537）和德·奥贝尔（1570）尝试基于形态相似性分组（Arber, 1938, pp. 91, 166；Ogilvie, 2006, p. 215）。福克斯1542年草药志虽按“属”（chapters）划分章节，但属概念宽泛（含不同科植物），物种仅标记为primum/alterum等，体现亚里士多德逻辑分类法（属-种层级）的早期实践——这种“精确插图与混乱分类”的矛盾，恰为18世纪林奈分类系统的诞生埋下伏笔。

文艺复兴草药志的植物命名法呈现显著复杂性，反映了传统权威与科学创新的张力。以福克斯1542年草药志为例（Sprague & Nelmes, 1931），其植物名称体系包含希腊文、拉丁文及德文多语言标注，插图命名涵盖单名法（182种）、双名法（265种）、三名法（62种）及四名法（5种），显示双名法使用趋势的萌芽（Hünemörder, 1983, p. 66）。需注意的是，这些拉丁名称实为16世纪药剂师的实用名称（Sprague & Nelmes, 1931），尚未形成标准化科学命名——如“Quercus alba”（白栎）仅为拉丁语描述而非现代分类学命名（Sprague & Nelmes, 1931, p. 561）。直至17-18世纪，拉丁语作为学术语言的固化推动了国际植物命名统一化需求（Celenza, 2018, p. 199），最终催生19世纪末《藻类、菌物和植物国际命名法规》（Turland et al., 2018），并于1935年实现国际认可（Briquet, 1935）。

15-16世纪草药学家的工作为现代植物学奠定了关键基础。他们突破古典权威束缚，通过精确观察推动植物描述学革新：奥吉尔维（Ogilvie, 2003, 2006）指出，草药学家不仅发展了植物结构描述的专业术语体系，更建立了跨区域的植物区系认知网络。尽管未能解析植物化学成分，但其“观察-记录-分类”的科研范式，为18世纪林奈分类系统提供了核心框架——这种既能容纳已知物种、又可拓展新发现的分类思维（Ogilvie, 2006），标志着植物学从经验积累向科学体系化的质变。

 欧白头翁（Pulsatilla vulgaris Mill.）

欧洲刺柏（Juniperus communis）

延伸阅读

Stuessy, T. F. (2025). Utility of plants for humans: The herbalists. In Organizing the green world: A conceptual history of botanical classification (pp. 33-48).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