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
【内容提要】
19世纪，温室成为环境关切的重要载体，其设计初衷在于培育和保存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奇植物。作为大气环境和生理实验的研究场所，以及自然生态与人工技术的交汇空间，温室园艺实践将园艺跃升为科学探索的前沿领域。园艺师试图通过在玻璃建筑内构建人工气候实现对自然界的改造与更新，这一过程创造了独特的温室文化。尽管历史学界早已注意到温室园艺与建筑实践中环境思想的兴起向联系，但对这些思想转移的具体机制和动因仍缺乏深入理解。为弥补这一学术空白，本文通过考察园艺如何将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融入建筑文化，从而影响19世纪英格兰的建筑生产。文章着重探讨园艺期刊和书籍如何成为跨学科环境科学思想的传播媒介，以及通过这类通俗读物，园艺师创造的“人工气候”概念如何被重新阐释为建筑领域关于人类健康的讨论，并转化为“医疗气候”理念。文章认为，温室通过将建筑实践与科学知识相融合，展示了机械手段如何应用于生命问题，从而在建筑环境范式的形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温室空间通过整合建造技艺与科学知识，搭建跨学科的知识桥梁，并示范了机械技术应对生命系统问题的解决路径。中国植物园的温室建设需立足科学需求、文化自觉与生态责任，避免盲目移植外来形式，而应在功能优化、本土创新与可持续实践中塑造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温室”范式。
玻璃温室作为建筑学与景观设计交汇领域的产物，历来受到两大学科领域历史学家的广泛关注。在建筑史研究中，园艺温室常被视为19世纪建筑技术革新的典范，通过模块化建造技术和玻璃铸铁材料的创新运用，展现了工业化时代的技术革新的重要标志。同时，温室因养护热带植物的特殊技术要求，亦被视为早期环境控制实践的重要场域。环境建筑研究者则强调，这类建筑实为环境控制系统的关键实验室：蒸汽供暖、水力循环与空气调节等技术在此先行研发，继而转化应用于解决人类建筑环境的舒适性与卫生问题。然而，过往研究多聚焦于温室建筑对主流建筑的启示效应，这种单维度的阐释遮蔽了19世纪上半叶建筑学与园艺学更深层的互动图景。当将视野扩展到两大学科的知识交互网络，便会发现自然科学在其中扮演着关键媒介作用。随着设计史与科学技术史交叉研究的兴起，温室文化天然的跨学科属性使其成为极具研究价值。温室建筑不仅是运用理性法则驯化自然的实验场，更是异域物种与气候在英伦土地上实现本土化移植的物质载体。在英帝国扩张与新兴环保意识交织的历史语境下，温室所承载的文化技术转移机制，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建筑实践如何在全球环境认知转型中重构自身的技术谱系与文化内涵。
1 科学园艺
在19世纪初，英国农业技术创新和产能提升的需求不断增强，园艺学成为一股推动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导致英国与法国经济对抗，刺激英国议会颁布了圈地法案，旨在通过公共用地转化为农业用地推动农业革新。随着这些重大冲突的结束，英国中产阶级掀起对园艺学和植物学研究狂热，植物爱好者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搜寻新植物，其足迹远至热带雨林、寒带苔原乃至喜马拉雅山脉的广袤地域。在随后数十年间，各类观赏植物和异域奇花异卉在英国迅速大量繁殖，不仅革新了园艺理论与实践体系，更催生出诸多项开创性种植技术
英国博物学家在喜马拉雅山的考察图（1848年）
自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印刷技术的革新改良，促进了科学类书籍和期刊在英伦三岛广泛传播，期刊媒体迅速崛起成为科学知识传播的核心载体，并转变为利润丰厚的文化产业，更使其发展为中产阶级与劳动阶层竞相追捧的流行消遣。园艺学、花卉栽培与植物学领域的书籍杂志尤其受欢迎，吸引了业余博物学者和专业科学家双重关注。园艺期刊与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刊物相呼应，满足了民众对阅读的旺盛需求，并将植物研究塑造成兼具科学探索与道德教养的有效途经。上至乡绅贵族庄园的沙龙雅集，下至劳工酒馆的日常闲谈，园艺艺术与植物采集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植物学知识不仅是绅士淑女的必备素养，改革家们更将园艺实践与道德自律完善及体魄强健相联结，认为园艺有助于防止劳工阶层陷入懒散恶习。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科学园丁”开始流行，指那些将植物学理论运用于景观营造的实践者。这种科学主义思潮深刻影响着景观营造的新范式，专业期刊与专著大量涌现，园艺技术趋势得到系统探讨，景观理论家致力于建立科学化园艺实践中艺术审美取向的规范体系。
苏格兰农学家及景观设计师约翰·克劳迪厄斯·劳登（John Claudius Loudon，1783–1843）是维多利亚时期园林景观领域的先驱，活跃于学术出版与景观实践双重领域。他主编了五本学术期刊，创作了30余部专著，内容广泛涉及英国本土乔木灌木研究和乡村建筑营造。劳登的著作包括1805年发表的温室建构专论、1822年风靡业界的《园艺百科全书》和1825年巨著《农业百科全书》。1826年创立了英国首个专注于园艺领域的专业期刊《园丁杂志》，1826-1843年主持《园丁杂志》期间，迅速跃升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园艺家。劳登提出以“花园式”（gardenesque）园林为核心的创新理念，主张用植物分类学方式排列花卉与灌木，将科学探究与自然形态创造性融合，重构了英国景观的审美范式。劳登的方法论突破将新兴园艺实践提炼为系统美学体系，确立了科学理性在景观营造中的核心地位。
劳登批评以威廉·吉尔平牧师为代表的风景如画派理论家忽视了“精心修饰、整洁有序、耕作技艺、建筑美学、林木栽培等更重要的美学要素，这些要素不仅对社会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更能彰显文明进程、生活与人类福祉的广泛传播，其价值远超单纯追求画境美感”。他通过《园丁杂志》强调异域植物在园林景观中的价值：“所有园林景观中最具园艺与植物学价值的元素，往往在于所蕴含的异域奇花异木”。劳登积极倡导推动园艺学与植物学的科学研究，鼓励青年和工人阶级投身于此。作为多学科综合刊物，《园丁杂志》通过报道自然科学与机械技术前沿动态，深入探讨与景观实践的关联，促进了园艺学与其他学科的紧密联结。
作为景观设计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劳登通过撰写评论文章来推广花园式园林设计思想，特别推崇贵族庄园的厨房花园，认为这是英国园艺实验的核心平台，体现了异域花卉果木与前沿科研成果的结合。他赞扬托马斯·霍普的迪普德恩庄园，以赞叹笔触记录了庄园温室文化技术：培育优质的葡萄、荷兰式养窖桃和珍稀盆栽橘树，以及好望角与新荷兰（澳大利亚旧称）的温室植物、通过进口种子培育的49种木槿及其变种。这些记述佐证了劳登对科技创新园艺的推崇。这种偏向性在其1829年对诺森伯兰公爵赛恩庄园的评述更显著：以3000余字篇幅详述庄园的厨房花园与植物催熟设施，却对主体园林只字未提。在考察波帕姆将军利特尔科特公园时，他盛赞其设施配置：玻璃温室内培育菠萝，光控罩棚中种植桃与油桃。劳登认为这种精密控制系统达到了“极少能企及的卓越管理水平”。
劳登观察到新型建筑结构温室与玻璃框架已成为展示和培育世界各地引进花卉果蔬栽培的新型科学美学核心载体。这些设施不仅承担着培育和保护园艺家梦寐以求的异域植物，还通过模拟南方气候促进热带植物生长。温室和玻璃框架体现了科学化景观营造的理念，成为科学美学的典范。19世纪园艺技术取得显著进步，异域果树种植和促成栽培技术得到广泛推广，促成栽培温室从18世纪的稀有设施发展到19世纪遍布各地，包括偏远郡县和市民菜园，在伦敦等大都市市场体系中促成栽培的农产品供应充足，种类繁多。英国在19世纪生产的水果如凤梨、葡萄和甜瓜等品质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温室暖房技术的进步使得中产阶级也能享受室内园艺，不再仅限于富足阶层，大型越冬温室和植物暖房在公共空间中逐渐普及。1829年《园丁杂志》刊登了里维埃（T. R. Rivèrè）对玻璃温室的赞美：“精妙工艺能实现自然蛮荒所不能”，赞美玻璃温室能创造出超越自然的环境，即使在冬季也能享受夏日般的温暖，全英闻名的玻璃温室群逐渐发展为社交胜地与园艺旅游地标。当植物学家威廉·胡克于1841年出任皇家植物园邱园园长后，邱园迅速成为伦敦最具影响力的园艺社交中心。1848年建成曲形铸铁玻璃棕榈温室并成为地标性建筑，使邱园年客流量显著提升（图3）带动英国贵族庄园花园等其他著名景点发展开放。查茨沃斯庄园在园艺大师约瑟夫·帕克斯顿管理下，引入铁路通和创新温室技术，于1849年在特制温室与恒温水箱中首次成功培育王莲，王莲开花查茨沃斯庄园旋即成为享誉全国的园艺旅游胜地。
至19世纪中叶，园艺文化成为时代精神图景，对维多利亚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温室建筑及其培育的珍奇植物融入日常生活，充满光影气息的温室空间提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热门场所，温室茶会雅集融入园艺环境，并透过温室、窗台花箱与玻璃展柜等形态向家庭空间渗透。劳登等“花园式”园林美学理论倡导者，促进了温室文化的发展，继而引发更深远的文明变革。科学园艺将系统性思维与实验方法引入景观营造，构建了公众参与科学讨论的公共平台，更将科学实践转化为易于传播的文化范式。温室文化展示了人工手段驾驭自然的终极诉求，其封闭构造和气候调控技术体现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知，并建立了通过控制生态系统获取文化与经济利益的新范式。
调节温室内气候的方法成为当时《园丁杂志》热议话题，包括为植株区域通风换气、地暖系统配置，到测算湿度并利用蒸汽对空气增湿处理均有涉猎。劳登因设计应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供暖技术、玻璃制造及铸铁结构的温室而闻名。劳登认为，园林工作者为催熟果实做出尝试，使人们注意到“光照强度、环境温度、空气流动、水分供给及其他植物生长要素的复合作用”。在菠萝催熟方案中，详细描述了通过玻璃覆盖的坡顶砖砌结构，利用碎石层下方的砖砌烟道网络，为温室整体加热。可通过直接释放冷热空气对建筑内部进行精准温控，亦可在植株下方配备蒸汽释放口的垂直管道系统实现土壤加温保湿。更将精巧的帆布遮阳系统置于玻璃顶棚下，通过滑轮结构控制遮阳帘开合：白天遮挡过量阳光，夜间则形成额外隔热层。
为优化温室建筑的供暖与通风技术，园艺学者必须详细记录温室内的气候变量，理解人造大气的化学与物理特性，并汲取工程师、化学家与物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园丁杂志》作为跨学科交流的平台，发表了土木工程师特雷德戈德关于热、湿与蒸发关系的论文，强调大气构成对植物生长的重要性。特雷德戈德（1788-1829）的论文，分析了空气温度对水汽凝结与蒸发的影响，推导出饱和空气含水量及其蒸发温度的计算方法，向园丁强调：“大气构成对植物生长具有根本性影响”，精确调控湿度和观察植物蒸腾作用的重要性。同年晚些时候，劳登在杂志上评述了英国化学家约翰·弗雷德里克·丹尼尔（1790-1845）在伦敦园艺学会宣读的论文，指出园艺的特殊性在于创造人工气候。劳登将这些科学见解应用于实践，在《郊区园艺家》中系统阐释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精确调控湿度水平并观察植物蒸腾作用，可构建“接近自然机理”的理想小气候，系统阐释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实践。这种学界与业界的知识流动，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温室技术的科学化进程。
在19世纪初期，随着大众园艺刊物的蓬勃发展，科学理念与实践逐渐渗透至英国的大众文化与审美体系。园艺活动逐渐突显出人工干预的特征，从业者通过在室内模拟异域气候环境以促进外来植物生长的做法逐渐成为常态。随着园艺学文献的迅速增长，温室不仅成为展示科技驯服自然力量的最佳场所，更转变为新型环境技术研发与测试的重要实验室。
然而，气候问题仅揭示了挑战的一部分。为了更全面地掌握自然规律，园艺学家必须深化对植物生命本质及其气候适应机制的理解。这种研究导向促使他们将研究视野扩展至气候与大气环境对有机生命体的综合影响领域。颇具启示意义的是，此类探索迅速引起了公共卫生改革者的关注——这些同样关注气候对人体影响的先驱者们，巧妙地将有关植物生长的知识重新引入到了关于人类健康的公共讨论之中。
2 园艺活动的医学化转型
19世纪二三十年代，医学领域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医学专著、人体图谱和医学期刊大量出版，成为医学专业人士和科学爱好者的阅读材料。自17世纪开始的自然世界体系重构工程，在19世纪通过印刷媒介得到进一步发展，博物学家深入研究有机生命的内部机制。博物学家发现植物、动物与人类在对环境的敏感性、营养代谢、气体交换和环境适应等方面具有相似性。英国博物学家致力于揭示生物间的深层有机统一性，而健康改革者、植物学家和工程师等跨界群体则利用这些理论来阐释日益互联的世界图景。
劳登改进的松树种植园，约1811年
医学界人士对园艺和园艺学活动产生兴趣有多种缘由。除了异域植物在花园中承载的文化与审美价值外，植物采集者带回的奇异物种还具备研发新药的潜力。
用于记录玻璃温室内部温度的登记表样本，1822年
19世纪植物迁徙加速了医学和经济价值植物的探索，英国议会1815年颁布《药剂师法案》要求医疗从业者掌握药用植物知识，并将植物学列为医学院校正式学科。威廉·胡克作为格拉斯哥大学植物学教授，通过使用彩色植物解剖图提升教学吸引力，激发医学生兴趣，并强调植物学的严谨性。胡克的图解遵循约翰·林德利的新分类法，强调植物生理结构，平版印刷技术的应用使彩色图谱广泛传播，推动植物学知识在科学界的研究和传播。林德利创办的《植物学记录》和胡克主编的《植物学杂志》通过彩色图谱促进了植物学知识的普及。胡克利用邱园皇家植物园样本和杂志中的彩色解剖图，使王莲在英国声名鹊起。
《园丁杂志》利用文字和插图展示了学界对植物生理和实验研究的浓厚兴趣。《葡萄藤解剖研究》系列论文强调了通过植物解剖研究理解自然运作的重要性。论文详细记录了葡萄藤的解剖结构，并通过插图精确展示了从表皮到微观细胞的各个层级。研究中使用的手术刀等工具也在插图中得到了细致的描绘。
植物学家采用医学范式和视觉图示来阐释植物解剖结构，增强了植物研究的科学严谨性。嫁接技术是园艺中运用医学术语和隐喻的典型例子，它通过接穗植入新宿主来缩短植物生长周期、提高产量，并增殖优良性状的植株。园艺师通过机械方式将新接穗嵌入成熟植株并用粘性物质封合，使宿主植株愈合并启动营养输送系统。《园丁杂志》中的植物操作论述常借鉴医学实践，如外科医生威廉·汤姆详细描述了使用特制刀具进行植物外科操作的过程。植物学家韦伯记录了1839年的一项嫁接实验，其中不相容的物种在柠檬砧木上共生，揭示了植物嫁接的复杂性和争议性。
《论葡萄的解剖学》插图，1830年
不同阶段的接穗嫁接（William Smith, 1842）
在园艺师和医学从业者的推动下，植物科学与人类科学之间的类比暗示通过相似的手法与意象逐渐强化。约翰·林德利强调植物学对医学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其对农业和药物研发有显著贡献。林德利提醒人们不要混淆动植物间想象的相似性与实际关联，但支持通过类比方法深化解剖学研究。《园丁杂志》的文章指出动植物生命维系依赖相同的环境要素，并通过类比说明植物与动物生理构造的相似性。19世纪40年代末，随着物种迁徙增多，学界开始深入研究生物如何通过生理构造适应环境，林德利的讲演预示了这一研究方向。林德利认为植物学揭示了植物生长的有机规律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为生态适应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正因如此，园艺温室及其所营造的人造气候环境在英国卫生改革者中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些温室不仅是观测气候对有机生命影响的实验室，其存在本身更是科技进步突破地理与气象限制的重要实证。
气候与人类健康相关的理念在19世纪得到强势复兴。随着城市污染和人口密集化问题的加剧，卫生改革者开始重视恶劣环境对公共卫生的影响。英国预防医学强调清新空气和阳光的重要性，认为温暖稳定的气候对健康有显著的疗愈作用。安德鲁·科姆医生在其著作中提出气候剧变对健康有害，并指出气候环境直接影响疾病的发展与传播。科姆通过分析航海日志发现极端气候条件对人体健康有显著危害，并建议迁移到气候温和稳定的地区以改善健康。《柳叶刀》杂志成为探讨气候与健康议题的重要平台，同时推广植物医学成果，肺结核等肺部疾病因环境因素受到特别关注。
医学论述中，病患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常被比作温室植物。库姆等医师认为人体需通过环境暴露来增强适应力，避免体质脆弱。亨利·西尔指出，过度保护结核病康复者会导致其变得敏感，易受环境变化影响。库姆在其著作中使用植物生理学来阐释光照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
医学界对园艺师利用技术手段构建人工气候的技艺表示关注，这种技术使温室成为与远方地域交流的平台。19世纪植物园通过收集域外植物展示了英帝国的疆域，而园艺温室则将异域气候引入英国本土，象征着英国对自然地理限制的征服。温室通过改变内部环境，如光线、温度、湿度和生物群落，创造出仿佛置身异国的体验，体现了园艺师对异邦气候的精确模拟。1840年邱园皇家植物园的10座特色温室展示了全球不同地域的气候特征，而劳登设计的三层锥形温室能再现四种气候带，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温室工程学的先进水平。
温室技术展示了人工气候在保护植物和人类健康方面的潜力。在伦敦，园艺技术和卫生改革者共同关注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危害，并推崇暖热环境的疗愈作用。医学界和园艺师共同认识到人工气候消除地理差异的重要性，并努力将其应用于临床。工程师通过建立供热通风系统，结合医学和园艺知识，强调了健康人工气候的必要性。建筑环境控制技术的发展源于维多利亚时期温室的生态示范，体现了对生命维持环境的人为重构。
早在1826年，土木工程师特雷德戈德在《园丁杂志》中提出，人类和植物一样，会受到干燥或潮湿气候的影响。特雷德戈德在1824年出版的《公共建筑供暖与通风原理》中强调了适当通风的重要性，并以植物对气候的反应作为例证。该著作被视为供暖技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总结了早期工业和公共建筑供暖的经验，并借鉴了温室设计技术。特雷德戈德为不同类型的建筑提供了供暖和通风的具体建议，并专门探讨了植物温室的设计原则。他提出通过在建筑内创造适宜的气候环境，可以避免跨国旅行的不便，这一创新观点在后续的论著中得到传播。
19世纪40年代，建筑师开始将南方气候的健康益处融入英式建筑，以适应肺部疾病患者。伦敦出现了“马德拉式疗养居所”，模拟葡萄牙马德拉群岛的疗愈微气候，以阳光、海洋和沙滩著称。1843年，《笨拙》杂志讽刺这些疗养居所为“社会温房”，批评其容纳了众多病弱的仆人。1845年，工程师瓦尔特·伯南在其著作中提出“医疗气候”章节，主张使用人工采暖和通风技术改善居住环境。伯南预言技术创新将使北极圈居民也能享受纯净空气和温暖和风，达到南方乐土居民的生活标准。
到19世纪中叶，环境医学和园艺疗法在维多利亚时代受到重视。1848年，《笨拙》杂志以幽默方式讽刺了园艺疗法，通过插图描绘了荒诞的“冻土疗法”。杂志内容暗示园艺疗法能让人恢复青春，但同时质疑将自然神力作为治疗手段的合理性。文章通过双关语嘲笑了人们对园艺疗法的不切实际幻想和对自然力量的盲目崇拜。
“冻土疗法”（《Punch》杂志第15期，1848年）
3 建筑实践中的环境调控
人们越来越关注气候对健康的影响，导致科学园艺师在室内构建人工气候的实验受到重视。温室技术的改造和应用有助于解决城市化和建筑问题。1817年劳登提出了一项结合燃气照明和蒸汽供暖的防火型多户住宅方案。19世纪中叶，创建健康室内环境的理念已在工程师和医师的建筑论著中得到体现，并在园艺学与医学的交汇领域中占据重要位置。这些建筑论著借鉴自然科学与园艺学的知识，通过理论创新和技术改良促进了建筑实践的转型。
工程师们推动温室技术在建筑领域的标准化，并认识到这在解决其他建筑问题中的潜力。《园艺者杂志》作为公共讨论平台，对科技知识的普及和工程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关键作用。威廉·阿特金森和托马斯·特雷德戈德的实验成果，通过金属管道循环热水供暖，引发了技术革新浪潮。威廉·安德森改进了壁炉嵌入装置，成功回收余热用于花卉栽培，拓展了热能利用。安吉尔·珀金斯研发的密封管道热水循环系统获得专利，标志着首个热水辐射供暖系统的诞生，并在《园艺者杂志》上发表。《建筑热水供暖实践专论》系统梳理了热水供暖技术的发展，为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奠定了基础。
19世纪建筑师们借鉴动植物类比，强调建筑科学性原则的重要性。胡德在1837年通过植物健康论证热水供暖的优势，认为建筑规范不可违背。大卫·博斯韦尔·里德在1844年著作中引用园艺成功案例，强调热水供暖在温室中的应用。里德提出建筑的核心价值在于创造人工气候调控系统，与人类呼吸机能同等重要。建筑评论家劳登在其晚年著作中引用气候医学理论，强调科学供暖与通风对健康的影响。
19世纪的建筑师们将建筑风格的优美视为设计的首要原则，对环境诉求可能影响建筑美学的观点持保留态度。《柳叶刀》杂志在评论里德的建筑论著时，预见了关于建筑与环境科学应用的争议，并为双方立场设定了基调。该书评首先高度评价了里德的建筑论著，认为它是相关领域中最具启发性和实用价值的作品。然而，书评随后批评建筑师们对通风科学的无知，指出他们未能认识到污浊空气对人体健康的潜在致命危害。
劳登设计的“工人学院”，1817年
约翰·巴罗 （John Barrow）插图，威廉·阿特金森实验说明热水加热温室，1828 年
玻璃材料在园艺和室内气候调节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对建筑实践构成重大挑战。英国议会废除玻璃消费税后，皇冠平板玻璃价格下降，激发了行业内的广泛讨论。建筑行业期刊《建造者》预测新型玻璃将开启多种创新应用，包括精密计时器、管道构件等。尽管前景看好，但《建造者》认为园艺产业将是税制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在建筑领域的应用讨论中，《建造者》未给出明确结论，而是引用了《柳叶刀》杂志的相关论述作为支持。
《柳叶刀》指出建筑界存在一种偏见，认为模仿古建筑就能达到美学效果。这种古建筑设计主要是为了适应南欧强烈的光照，忽略了南欧古建筑适应其特定气候，而北欧气候条件不同，需要不同的建筑设计。该刊批评建筑师在北欧地区不考虑当地独特气候，盲目仿古的做法导致了争议。在北欧，建筑师避免设计过多开窗，以免影响建筑的美学，但这种做法与当地气候不适应。文章强调，建筑美学应与气候适应性相结合，开窗通风的健康效益应优先考虑。
园艺界批评建筑师在设计玻璃温室时过分追求外观美学，忽略了实用功能。1838年，温室设计师JW 汤普森警告同行，建筑师的完美设计图可能掩盖了温室建设中的实际技术需求。维多利亚中期，建筑师与科学家之间因建筑与科学的结合问题产生了分歧。英国建筑师阿尔弗雷德·巴塞洛缪在《实用建筑规范》中指出建筑与科学之间的鸿沟，并批评科学家将科学应用于建筑时忽略了自然规律。当代建筑因结构破碎和悖离理性，同时遭到建筑师和科学家的批评。
巴塞洛缪的评论是对1840年后英国建筑界"科学与建筑之争"的回应。论战起因于查尔斯·巴里和大卫·波斯维尔·里德共同负责议会大厦重建项目。1834年伦敦大火后，议会建筑的重建工程启动。巴里和里德在媒体上激烈争论，互相指责对方破坏性行为。施工过程中，双方理念冲突升级为实际的工程对抗。
劳登创办《建筑杂志》以促进建筑师与科学界的交流，内容涉及广泛建筑领域。杂志采用专业策展式编辑方针，融合古典建筑哲学与技术创新。劳登推荐《生理学原理》，强调医学科学对建筑实践的重要性。杂志报道了国会大厦通风系统设计实验，展示了环境调控对建筑优化的影响。沃克的《实用通风指南》结合哥特复兴审美与技术革新，影响了后续建筑风格的发展。
在1851年，约瑟夫·帕克斯顿设计的海德公园万国博览会展馆方案在众多设计中胜出，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尽管帕克斯顿的设计获得成功，但建筑界对此仍存在争议，特别是哥特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对帕克斯顿的设计进行了严厉批评。斯科特认为帕克斯顿的建筑是拙劣的模仿，并质疑其建筑风格是否属于希腊神庙或哥特主教堂的范畴。斯科特之前就批评过类似热带温室式的建筑风格，认为它们荒诞不经。
尽管帕克斯顿的建筑在科学与建筑领域间未立即消除分歧，但大型公共玻璃温室在促进建筑师与科学界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建筑的建造不仅突破了传统技术，还通过创新工程实践和跨领域合作促进了知识的融合。园艺师、工程师、建筑师、科学家和建造者在空间实验中形成了紧密的合作网络，共同推进了玻璃温室的发展。伦敦的奇西克皇家园艺学会温室和摄政公园皇家植物学会冬园是早期公共玻璃温室的代表，展示了跨界合作的力量。伯顿与特纳在邱园棕榈屋项目中的合作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与物理学家罗伯特·亨特合作开发了光照调节系统，并成功应用了铜元素着色玻璃配方，这一技术突破和相关实验数据成为科研焦点。
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的水晶宫设计中，约瑟夫·帕克斯顿与土木工程师查尔斯·福克斯合作，后者是铸铁结构领域的专家。帕克斯顿不仅在玻璃温室技术创新上有所贡献，其平屋顶波纹构造系统和滑框式玻璃镶嵌技术在行业中具有革命性意义。帕克斯顿将科学化的园艺实践提升为系统性环境思维，但其在园艺学领域的广泛贡献长期被忽视。帕克斯顿的职业生涯始于1823年，他在奇斯维克皇家园艺学会任职，并在查茨沃斯庄园担任首席园艺师，培育出多项园艺成就。帕克斯顿在出版领域也有贡献，创立了《园艺学报》和《植物学杂志》，并与约翰·林德利合作创办了《园丁纪事》。
劳登与贝利合作设计的皇家园艺学会奇斯威克温室，1840年
伦敦摄政公园冬季花园，设计者迪凯姆斯·伯顿和理查德·特纳，1842-1846年
帕克斯顿在设计查茨沃斯庄园园艺温室时，实验并完善了多项技术，这些技术后来被用于水晶宫项目。水晶宫采用了创新的通风系统、光照调节、玻璃幕墙工艺和结露控制技术，尽管没有供暖系统，但通过铁木结构天窗和帆布遮阳帘实现了空气循环和日光控制。锅炉房为工业机械提供蒸汽动力，地下管网同时负责喷泉供水和消防系统功能。水晶宫的设计与园艺温室高度相似，其内部微气候环境是策展方和参观者关注的焦点，建筑师通过调整围护结构改善夏日观展体验。水晶宫内模拟了生态场景，展示了来自大英帝国各地的珍稀植物和喷泉水景，营造了近乎完美的生态氛围。
约瑟夫·帕克斯顿1851年设计的伦敦海德公园水晶宫，脊谷式玻璃系统与收集冷凝水的槽形木制檐槽细节图
约瑟夫·帕克斯顿设计的水晶宫，伦敦海德公园1851年大博览会，内部景观
公共温室在医学论述中流行，吸引了寻求健康疗养的人群。温室和冬园为人们提供了温暖的人造气候环境，用于康养。1852年，《园丁小屋》的撰稿人批评了当时建造大型温室的做法。过去的温室建造策略被指本末倒置，未能营造出适合体弱者休养的自然环境。现有的温室过于炎热，反而对健康人不利，仿佛将健康人变成了病患。
约瑟夫·帕克斯顿为伦敦市胸部疾病医院设计的疗养院温室（伦敦维多利亚公园），建于1851年
帕克斯顿的水晶宫因其建筑和室内气候控制技术受到医学界的重视。《柳叶刀》杂志文章认为水晶宫将引领公共卫生建筑的创新，特别是其"水晶屏障"能有效隔离恶劣天气。水晶宫通过调节室内温度、自然通风和采光系统，为病人提供了一个类似冬季花园的疗愈环境。水晶宫每周六上午对体弱者开放，与棕榈屋的访问政策不同。帕克斯顿为伦敦胸科医院设计的"水晶疗养院"采用温室穹顶结构和先进的气候调控系统，为患者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康复环境。
万国博览会结束后，关于水晶宫的未来用途引发了激烈讨论。医学界和园艺学家支持保留水晶宫，强调其对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建筑设计师帕克斯顿提出将水晶宫改建为永久性冬季花园，以便市民体验类似意大利南部的气候。医学界对帕克斯顿的构想表示支持，认为这将使人们在不旅行的情况下享受温暖气候的好处。内科医师斯蒂芬·沃德认为，重建后的水晶宫应以维护健康为宗旨，实际上成为一座疗养院。
在19世纪中期，园艺和环境理念开始影响建筑师、艺术家和评论家的实践。英国建筑师约翰·索恩的贯通式内部空间设计理念受到农业技术发展的启发。索恩通过温室设计积累了经验，并在博物馆设计中解决了复杂空间的温控问题，采用了高压热水循环系统。索恩早期设计了多座温室和园林建筑，并在1815年提出热水供暖系统适用于多种建筑类型。索恩的学生查尔斯·理查森在《建筑供暖与通风通论》中证实了索恩博物馆的热水系统高效运行，并列举了采用该技术的建筑名录。德西默斯·伯顿是另一位将建筑与园艺结合的建筑师，参与了查茨沃斯庄园大温室和邱园棕榈温室的设计，并为皇家植物学会规划了园林。
环境思想对建筑实践的影响并非仅由技术决定，维多利亚时代的住宅变革也起到了关键作用。科学原则被融入家居经济体系，并通过外部自然景观装置提升了人们对适宜起居环境的认知。画家特纳和评论家罗斯金通过反向创新实践，拒绝现代性方案，强调环境思想的重要性。特纳选择在露天工作室创作，而罗斯金则利用气候作为批判工具，推动英国哥特式建筑的道德化改良。
玻璃温室作为园艺学、医学与技术交汇的产物，促进了建筑学与科学的交流。尽管部分建筑师对技术革新持谨慎态度，园艺学和医学在环境控制与建筑实践的结合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工程师利用科学理论开发了供暖通风系统，这些系统将建筑学与人居环境研究相结合，促进了人造气候的研究。园艺文献在推广科学观念和环境意识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它不仅将科学思维融入建筑美学，还促进了结合科学理念的设计方法论的发展。
结论 Conclusion
本文从历史视角探讨了19世纪英国温室建筑的社会、技术与文化根源，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玻璃温室的兴起并非单纯建筑技术进步的结果，其核心驱动力源自园艺需求的扩张与殖民全球化背景下的植物迁徙热潮。首先，揭示了温室设计与植物学发展的共生关系。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殖民地扩张引入了大量热带植物，激发了英国对人工气候控制技术的需求。温室因此成为园艺实验与科学探索的媒介，其建筑形式（如玻璃斜顶角度、通风系统）直接回应了植物栽培的生物学要求。其次，强调工业革命的技术赋能。铸铁结构和平板玻璃生产技术的革新，使大型温室建造成为可能，而蒸汽加热系统则突破气候限制。这种技术突破与园艺家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等专业人才的介入，推动了温室从贵族温室向公共植物园的转型。最后，剖析了温室的文化象征意义。它不仅是科学理性与帝国殖民野心的物质体现，还通过水晶宫等建筑符号，重构了自然与人造环境的互动关系。温室空间逐渐演化为权力展示与社会身份构建的场域，折射出维多利亚时代科技崇拜与控制自然的乌托邦理想。研究通过整合建筑史、技术史与植物学史，阐明温室文化的多维度起源，揭示了温室建筑类型如何成为维多利亚社会现代化的缩影。
结语
当前我国植物园流行温室建筑的普及以及现代曲线风格的盛行，尽管反映了对国际设计潮流的追随，但也引发了对本土文化特色与功能需求的深层思考。Valen D（2016）的研究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温室文化的园艺起源，强调其与当时科学技术、社会需求的紧密关联。这一历史视角为中国植物园的温室设计提供了重要启示：
（1）功能性应优先于形式模仿。维多利亚时期的温室以服务植物研究和公众教育为核心，其结构与材料创新（如铸铁框架与玻璃覆盖）直接回应了培育热带植物的技术需求。相比之下，当代中国部分温室过于注重“现代曲线”的视觉符号，可能弱化了科学传播、物种保护等核心功能。设计师需避免陷入形式主义的误区，优先确保温室的实用性，应注重在温控、光照、湿度等系统上体现技术创新。
（2）文化表达需植根本土语境。维多利亚温室是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全球扩张与植物采集热潮的产物，其宏伟风格象征着英帝国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制。而中国植物园的设计应避免简单复制此类文化隐喻，需探索与本土生态哲学（如“天人合一”）相契合的表达方式。可借鉴传统园林中对自然山水的写意手法，或通过材料选择实现现代技术与传统美学的融合。
（3）生态可持续性是当代温室的核心价值。维多利亚温室依赖高能耗的温控系统，与其历史条件局限有关。当前全球气候危机下，中国温室设计须超越单纯展示功能，积极采用被动式节能技术（如自然通风、太阳能利用）和低碳材料，将生态效益作为评价设计成败的关键指标。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超越，也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务实回应。
延伸阅读
Valen D (2016) On the Horticultural Origins of Victorian Glasshouse Cultur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75, 40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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