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6日至8日，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为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跨越建立了新的方向。此届大会主题为“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旨在从古典文明的研究视域出发，回溯人类思想之源、总结人类历史智慧、发掘人类文明传统，为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夯实学理根基，为解决现代世界问题提供智慧启示，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思想动能，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回溯人类思想之源”，中国“圣王之道”可追溯至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时代，其中儒家学说在汉代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确立为正统的文化地位，开始了训诂和解义的时代。宋代学者为抵抗佛、老挑战，二程认为汉代经师的训诂之学和文士的文章之学均不如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朱熹则主张“格物致知”作圣人“穷天理”。叶适批判汉代说：“自经术讲于师传而训诂之说行，《书》以义，《诗》以物，《周官》以名数，《易》以象，《春秋》以事、以例，大抵训诂之类也。口授指画，以浅传浅，而《春秋》必欲因事明义，故其浮妄尤甚，害义实大。然则所谓口说流行者，乃是书之蠧也，至汉为学官，后世相师，空张虚义，虽有聪明之士，终不能仿佛，而以科举腐余之说为圣人作经之极致矣，哀哉！”清代并未在整体上动摇宋代基于天理的宇宙—政治秩序，逐渐演变为基于西学义理的现代史学。现代王朝秩序的崩溃、经学的瓦解意味着“汉宋之争”中宋代的“成圣”与“性与天道”被历史抽离了。近代和现代哲学的发展则提供了将其置于西方与东方思想的古典学命题进行实践再发展的可能。

“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思想动能”，重言实践“圣王之道”是在其科学价值上用以实现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教育观。

从中国学术界的历史争议和现代发展两个角度，“圣王之道”的实践价值远远超出了历史赋予以其本身的“神圣”涵义。实践的目的决不是为“泥古不化”的礼法道德观或者“灵知主义”的精神救赎观提供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

现代考古学中战国及汉代诸多古籍先后出土，为重新探讨儒家“圣王之道”的源头提供了有宝贵价值的资料。一般认为，中国文明为感性文明，因此借用康德的先验感性论来分析儒家早期文本之中涉及的感性要素就提供了有别于汉儒、宋儒局限的根性“工具”。

中国历来有“四书五经”之说，《诗经》位于五经之首，且子思学派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道者，群物之道。凡道，心术为主。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其三术者，道之而已。《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明确指出“有为”与《诗经》的关系是“为之”且“道”在其前有先导作用，这就直接将中国感性文明的起源明确定义在了《诗经》之上。

近代，王国维虽研习西哲，但其关于诗词的“境界论”文本内容尚不涉及康德的先验感性论。王国维的诗歌创作中，延续了自《诗经》以来的抒情传统，其词论《人间词话》中所述文本“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和“不隔”等，主要延续了中国古典诗论中的“意境论”。

上博简《孔子诗论》对诗的阐述：“《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曷？曰：‘童而皆賢於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於礼。’……《关雎》之攺，则其思溢矣。《樛木》之时，则以其禄也。《汉广》之智，则知不可得也。《鹊巢》之归，则离者好，反纳於礼，不亦能改乎？《樛木》，福斯在君子，不［不求不］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知艰乎？《鹊巢》出以百两，不亦有离乎？《甘［棠]》及其人，敬爱其树，其报厚矣！《甘棠》之爱，以召公……召公也。《绿衣》之忧，思故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笃也。孔子曰：“吾以《葛蕈》得是初之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返其本，夫葛之见歌也，则……”其中“汉广”与思之长“智”的物思的空间关系、“鹊巢”物的想象空间与新娘出嫁如归家的反向思辨、《樛木》君子因樛木季节变化之“时”行“变”而得福的自然时间易变关系、《燕燕》的孤独感与“慎独”之说的来源关系，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是否已经被历代训诂学和阐释学注意到并被后世诗人按照中国哲学整体性思维的方法论进行再实践了呢？

提出以上疑问，是因为在郭店楚简《五行》中子思学派对“思之长”、“君子之行”和文王的德性空间和西周开国史诗的德性时间俱有具体《诗经》诗作的引用。简书《五行》中针对仁、义、礼、智、圣的归纳与论述是层层递进且有明确的逻辑发展关系的。

先秦时代使用竹简作为文字记录载体，其原始性限制了当时学人对自己独特的实践经验进行详细的文本记录。后来，中国儒家文化在秦代经焚书坑儒同时损失了一批儒学文本和以“圣王之道”为使命的核心人才。

现代，“圣王之道”虽有其毫无争议的历史地位，但是其原本的文化核心地位在西学的冲击下早已饱经风霜。现代脑科学研究为其重建提供了信心，2025年3月19日《Nature》杂志发表突破性研究“Rapid emergence of latent knowledge in the sensory cortex drives learning”,文中指出听觉皮层具备高阶认知的功能组织，这就为“闻道”方法的科学性提供了关键的初始依据。

针对人类的感性认知，康德的先验感性论明确提出：“凡一切表象其中绝无属于感觉之成分者，我名之为纯粹的（此就先验的意义而言）。普泛所谓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直观中之切杂多皆以某种关系在此方式中被直观者）必须先天的存于心中此种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亦可名之为纯粹直观。今如在物体表象中，取去悟性关于物体所思维者，如实体、力、可分性，等等，又取去其属于感觉者，如不可入性、坚、色，等等，顾自此经验的直观尚有留存之事物，即延形体此延扩与形体二者属于纯粹直观。纯粹直观者即无感官或感觉之现实对象而先天的存于心中为感性之纯然方式者也。……在此种研究途程中，将发现有两种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用为先天的知识原理，即空间与时间。吾人今将进而考虑空间与时间。”

未将感性进行理性分割之前，将“物体所思维者”的实体、力、可分性和“感觉者”的不可入性、坚、色的“延扩”与“形体”二者，与“空间”和“时间”进行复合使用，以实现《诗经》思维形式的综合性再实践，是不是能弥补历史中中国诗论的缺陷进而实现“圣王之道”呢？叶适指的“《书》以义，《诗》以物，《周官》以名数，《易》以象，《春秋》以事、以例”能否重新汇通呢？朱熹的“格物”是否不用再被王阳明质疑呢？

再实践将提供新的科学内涵和思想启示，以助形成新的中国古典学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