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发生过程中，经历了几大论述：（1）“诗言志”，“诗以言志”（《左传》）、“诗以道志”（《庄子》）等；（2）诗缘情，“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西晋陆机《文赋》）；（3）情志统一，“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现代一般人认为，诗是文字的最高形式，应该有更高的使命，就是“诗言志”。

        笔者不认同以上二者，在宏大叙事被普遍进行舆论分析并被解构的现代社会，“言志”与“言情”的二元分割性不应持续下去。

       诗的出路不在于其本身被AI解构，而在于诗本身如何从“言志”与“言情”脱身出来，而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场境中寻找其人文修养的具体发生过程，并使用现代脑科学的研究办法证实其大脑训练功能的实在性。    

       胡塞尔在现象学的论述中指出，纯粹意识本质上是一种意向性意识，它具有意向性和构造性两个关键特征。

若使用哲学“意象性”的普遍性来将“诗言志”的高层级性定位纾解，且同时使用“构造性”降低中国古代诗学对文学专业外其他学科的限制，就目前看来是可以通行的办法。

      结合笔者之前博文中对人类视觉天性的描述，将诗进行图形抽象化以适应视觉认知的特点，将诗所述内容进行空间时间的定位结构化，是降低作诗难度的可行路径之一（韦特海默《创造性思维》一书中的图像思维与中国山水艺术中的图像思维）。      

   神经学家G·布扎基提出论断“语言的节律就是大脑的节律”：“脑振荡器的选择性和放大特性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它们对语言的响应。人类语言的节奏在所有的口语语种中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并且我们的大脑非常适应高效地发现和解析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任何语言中地口吃或是其他语言表述的缺陷，因为语言节奏发生了变化。……大脑振荡有两个重要特征可以促进有层级组织的连续语言信息的提取。第一是语言和脑节律频率之间的对应关系。它们的频率间相位耦合能够放大声音的特征，协助语言成分的分割。第二，神经元振荡器重置相位的能力可以有效追踪口语中半节奏化的时间特征。……脑节律可能会限制我们的运动系统控制发出声音的方式。反过来，口语中的‘语音句法’，即声音序列，能够影响大脑的振荡信号。”

      语言的节律就是大脑的节律，从科学角度来讲，这一论断即是诗歌何去何从的正确答案。训练人类自身通过自然进化而来的大脑，并使用诗这一文化的最高形式来理解其不同于AI作为思维辅助工具的另一作用，并普及性的提高人类自身的认知水平，这才是AI时代不再采取如亚里士多德时代“自由而无用”的历史命题，并因此导致将诗置于“无用之用”地位的理性答案。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中从来没有这一命题，而孔子将《诗》、《书》、《礼》和《乐》放于四经之一的首位，自有其深刻的内涵，现代学人不可不重视。

       郭店楚简《五行》和帛书《五行》相比而言，“圣，智礼乐之所由生也，五行之所和也。”（郭店楚简《五行》），而帛书《五行》中将其改为“仁，义礼乐之所由生也”这一重大改动导致在历史中可能已遗失的“圣智”信息还没有被科学证实并被研究以用于现代的认知发展，现代学人不可不重视。

      而诗的韵律感从音乐发展成熟而来，因此诗在大脑训练中的综合性特质是不言而喻的。诗在基础教育阶段已发展成熟，就其综合应用的普及成本之低，也不应是高等教育领域应当忽视的。

      中国古代诗词，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分支，其文化的壁垒性不应被科学界忽视，其特色的空间容纳性、心理适应性以及中国文化融通性成果的特有性，使得它成为最具魅力的学术样本，不应被局限于文科、且仅被诗学领域的人疾声高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