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说是为了集思广益 ，实质上是为科学院对国务院要钱要编制做理论武装。“原创”与“编辑”的工作量还是有本质的差距的。科学院的新一代班子无疑从开始就放弃“原创”而倾向于“编辑”了。都说国人做研究是抄，其实做事情也是在抄。抄也是个智慧，因此镜某并不反对抄，只要能把事情办好。

顺着刘老师的帖子，看到了王老师的“征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科学院）。刘老师的一系列文章借鉴了德国人的作法，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案，其核心是说“分类”。王老师的文章里也细说了一些美国人的作法，并且充满了对科学院“赞美”的文字。如此会说话的人，日后想不高升都难。众多的“征文”都是以保留今天科学院的形态为前提的。因为这是科学院的“征文”，这样来选择文章是当然，同时也是镜某认为这种征文，在实质上是为科学院对国务院要钱要编制准备“理论武装”的判据。

议论科学院的事情太高深，不妨看看身边的事例。比如一个女博士，既要有职业的研究工作，又要当妈妈、又要当妻子，还有当女儿、媳妇的角色。这些角色是“当然”就有的，并不需要有个什么“立法”来规定。但是一个人能否把每个角色都演好呢？这是个很大的难题。比起这些个事情来，工资待遇都不算是什么问题了。作为解决这类问题的实际方法有几种：做专职主妇，（暂时）抛弃职业、专业；选择做职业、专业，但不结婚、迟结婚，或者是结婚不生育；什么角色都扮演，但是都做得比较平庸。

二十四、五的女博士生应该说是充满了理想的，她们准备扮演好未来的各种角色。科学院的新一代领导们与女博士生们的心境是相似的。但是镜某不妨把“丑话”先说出来：做不好是当然，因为那些事儿几乎没有人都能做好。因此，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个“取舍”的问题。同样的事儿，让“会说话”的人一说，就叫“定位”了。不叫瞎子、盲人，说“天不明”；不叫拐子、瘸子，而说“地不平”。

王老师的文章看起来很有些道理。比如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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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科学院一定要下决心建立正常的人才流动制度。

就很有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思。镜某以为，王老师的说法大约会出现在科学院上呈的某些文章里面。因为那些个说法实在是“太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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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科学院应该有三个主要作用：第一是在基础科学知识上进行创新，第二是在核心技术上有所突破，第三是在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上发挥集团军的尖兵作用。这三个作用同等重要、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听起来就象是对女研究生们说：既要当好博士、又要扮演好妈妈和妻子的角色。这个事情，恐怕不是给多少钱就能做到的。

用好的工具才能做出好的产品。这在加工学上叫做“母性原理”。国人的产业从近代就落后，在追赶洋人的过程中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个“母性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包括国人挂在嘴边上的“两弹一星”，都不是什么原始创新事情。因此，在镜某看来，实际上在国人那里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什么事情是“基础科学知识上进行创新”。但是，只要学生一辈能跟老师一个档次，就可以呈现出了“不新也新”的局面，因为人换代了、不一样了。对“在核心技术上有所突破”的提法，镜某以前也论过了。掌握了是一个概念，突破了又是一个概念。国人不造轿车也可以发达的概念叫做突破了，也造汽车的话，不过是掌握了这个技术，丝毫没有什么突破可言。“在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上发挥集团军的尖兵作用”指什么呢？有什么具体的可以参照的事例么？这个问题，刘老师们完全可以深入研究下去。从另外的视角来“研究”加速器，“研究”核聚变。

从概念上论，原始创新一定是来自“非母性原理”。这个原理对一般人而言，是很生疏的。因此，也不大可能认识到之所以美国人科技发达，是因为在其生态上，实践着这个“非母性原理”。或者说，这个“非母性原理”实际上是支配着美国人科技的潜流。正如王老师文中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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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NIH的预算达312亿美元，其中80%的预算以竞争性经费的方式资助NIH院外300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30多万研究人员，10%的预算用于NIH院内的6000多名联邦科学家。

。当然，NIH是个特殊的行业，与一般的“科学”还不一样。6000多名NIH院内的研究人员的作用是提供一个“参照系”、提供一个“不动点”。因为他们只占研究经费的小部分。

评论到此，科学院的问题就变得更明朗了：什么是“非母性原理”？如何在中国的体制内实践这个“非母性原理”？所谓“非母性原理”，说白了，就是靠“平庸”创造“奇迹”的原理。以“美国人”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洋人们正是在其科研当中实践着这个原理。这并不是说“美国人”就比中国人要聪明、懂得更多。不过是因为他们走在最前面，没有任何人的足迹、背影可以借鉴。因此只能是靠“平庸”创造“奇迹”。而国人的思维，则一贯是“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模式，总是想着靠“精英”去打造“精英”。

网上的“精英”们大约很少有人看到过、做过磨镜子的工程。如果说镜子就是“精英”的话，“平庸”就是那些不闪光的磨料。光有镜面、磨料还不成，还要有“磨具”的运动、而且还必须是“不规则”的运动。

镜某以为，固然看洋人的“科学院”运作很有必要，但更要紧的是看人家科研的日常、平常。从解剖一个学会的年会看起：有多少参加会议的？讨论的主题是什么？有多少企业产品的展出？有多少涉及到专业教育的、教科书的话题？

没有专业学会的发达，也就不可能有值得自豪的科学院。这也是个“非母性原理”的推论。过去的科学院也没有什么真正可以“自豪”的。很多以为可以“自豪”事情都是来自“悲壮”感——因为洋人封锁，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前辈们能排除万难做出来的事情，还是很有份量的。

说到“悲壮”，不妨给出一个北大物理系普物实验室设备的图片。那些表头都带着“公私合营”的标记。固然物理的本质不会因为表头的进化而改变，但是，现代电子学环境下的普物实验，是否应该有些进化的思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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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