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古代事物的爱护并不一定是为“保存国粹”，乃是为知识，为知道自己的过去，和激发我们对于民族的爱情。 

我看中国“学术界无创辟新路之志趣与勇气”的原因，是自古以来我们就没有真学术。退一步讲，只有真学术的起头，而无真学术的成就。所谓“通经致用”只是“做官技术”的另一个说法，除了学做官以外，没有学问。做事人才与为学人才未尝被分别出来，“学而优则仕”，显然是鼓励为士大夫之学。这只是“治人”之学，谈不到是“治事”之学，更谈不到是“治物”之学。

许多为学者写的传记或墓志，如果那文中的主人是未尝出仕的，作者必会做“可惜他未做官，不然必定是个廊庙之器”的感叹，好像一个人生平若没做过官就不算做过人似地。这是“学而优则仕”的理想的恶果。

如不从“治物”与“治事”之学做起，则“治人”之学必贵因循，仍旧贯，法先王。因循比变法维新来得更有把握，代表高度发展的祖先崇拜的儒家思想，尤其要鼓励这一层。

“为学人才”与“做事人才”的分不开，弄到学与事都做不好。“做事人才”只须其人对于所事有基本学识，在操业的进程上随着经验去求改进，从那里也有达到高深学识的可能，但不必个个人都需要如此的。“为学人才”注重在一般事业上所不能解决或无暇解决的问题的探究，譬（如）电子的探究，数理的追寻，乃至人类与宇宙的来源，是一般事业所谈不到的，若没有为学人才去做工夫，我们的知识是不完备的。 

在学问的认识上，中国人还是倾向道家的。道家不重知与行，也不信进步，改革自然是谈不到的。我想乾嘉以后，中国学术纵然会变，也不会变到自己能站得住而能分别迎拒与蓄泄西洋学 潮的地步，纵然会，也许会把人家的好处扔掉，把人家的坏处留起来。 

要知道中国现在的境遇的真相和寻求解决中国目前的种种问题，归根还是要从中国历史与其社会组织、经济制度的研究入手。不过研究者必要有世界学术的常识，审慎择别，不可抱着“叫花子吃死蟹——只只好”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