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有没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呢？这似乎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高等教育学学科创始人潘懋元教授早就说过，大学发展既要满足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也要满足其外在的发展规律。剑桥大学原副校长阿什比（Eric Ashby）在明确“每所大学都是独立的有机体，各按其内在规律去吸收营养和发育成长”的同时，也进一步指出，“在将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所称为内在逻辑的力量，也就是大学的传统力量，必将有所改变，以便适应日益增长的其他两种社会环境力量。”[1]事实证明西方大学在进步，其内在的逻辑在改变，在进化，但有一点还是明确的，那就是西方大学仍然在保持着大学的独特个性，大学的内在逻辑没有大的变异。但反观中国大学，大学内部的发展逻辑基本异化殆尽。

第一，重“求和”，轻“求真”。

大学的核心要义是“求真”，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地方，追求真理的基本方式是实证、实践、实验、辩论、批判、反思等。前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认为大学“具有一种强烈而严肃的使命，这就是思考。大学是独立思想的中心，既然它是一个思想中心，一个独立思想的中心，那么它也是一个批判的中心”。没有求真，就没有大学存在的价值。而今天中国大学中，“求真”逐步为“求和”所代替。我们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和谐”：分配工作要注重和谐；安排职位要注重和谐；科研、教学安排注重和谐；科研评价、科研评奖也是注重和谐。“真”的要素在中国大学中占有份量越来越轻。也正是因此，在中国大学中，人们更注重搞好关系，而不是做好工作，不是搞好教学、科研。

第二，重“数量”，轻“质量”。

中国大学在近十多年的时间里，越来越浮澡了，这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重“数量”轻“质量”。在学生培养上，不下力气抓质量，却下力气抓规模；在学科建设上，不注重培育优势学科，却注重综合发展；在学术上，注重拿了多少奖，多少项目，不注重项目的实际研究和推广；在学者队伍建设上，注重引进多少大师，多少院士，而不注重发挥这些人的作用；在学风建设上，注重积累一些所谓的量化指标，却忽视基本的软硬件建设。总之，各个大学在自己的首页上，基本上介绍的是一大堆反应其“量”的数量指标，而对质的规定性则少有涉及。

第三，重“大楼”，轻“大爱”。

大学先有大爱，才会有大楼，大成就。已故著名华裔克隆技术专家杨向中教授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时，向其校长申请建设克隆实验室，校长在问清其费用约需2000万美元时，只说了一句“让我考虑一下。”完全出乎杨向中教授的意料之外，这位校长在24小时不到的时间内，对身患癌症的科学家给予了全力支持！在与校董事会研究后，第二天一早，校长以电子邮件，电话录音，请秘书送亲笔信三种不同方式在第一时间向杨向中作出了肯定的承诺。在普林斯顿大学，安德鲁•怀尔斯教授9年不发1篇论文，却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360余年的一大难题____费马大定理；患有精神病的天才数学家约翰•纳什可以在与疾病搏斗30年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大学的大爱，收到了丰硕的成果。在中国大学里，校长第一考虑的是大楼，大爱基本没有太多体现。教师的生活没有人过问，因为教师生活管理社会化了；教师上下班的车上经常拥挤不堪，但无人过问；教师没有办公室，没有科研经费更是无人过问；教师有时想见校长还得提前预约！在没有爱的校园里，教师的积极性如何能够调动起来；在没有爱的校园里，大学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又何以能发挥？

第四，重“官员”，轻“教师”。

如果让人说，大学里谁最重要，恐怕都会说教师最重要。但在中国大学实践中，最为重要的恐怕是官员。这方面本人已有多篇博文论述，此不再赘。

第五，重“自上而下”，轻“自下而上”。

大学是一个学术性组织，学术共同体的“自下而上”协商决策模式应该是大学的主要决策模式，各级委员会应该在大学各项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实践中，中国大学更为依重的是“自上而上”的官僚决策模式。而且，这种模式愈演愈烈。现在不仅是行政事务、后勤管理事务强调“自上而下”的“领导说了算”模式，在学术事务中，现在也是越来越依重这种模式。学术上的项目评审、评价、评优；教学上的学时分配、教学评价也是领导说了算。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使大学越来越像官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