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生态安全的时代意义

 生态安全（Ecological Security）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它强调人类安全与自然环境健康的紧密互联。简单来说，生态安全是指通过保护生态系统、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应对环境威胁，来保障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它不仅仅是环境保护，更是国家安全（第30条）的一部分，它不仅包括自然生态，还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生态安全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基础保障，因为生态系统的破坏可能引发资源短缺、社会不稳定甚至全球冲突。在当今时代，随着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资源过度开发等问题日益严峻，生态安全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生态安全的核心在于认识到人类活动与自然的相互影响。传统安全观聚焦于军事和经济，而生态安全则扩展到环境维度。它挑战了以往的思维模式，强调保护生态系统的韧性，以保障当代和后代人类以及其他物种的权益。生态安全源于政治理念，并在冷战结束后迅速发展，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例如，如果生态系统崩溃，将直接威胁粮食安全、水资源供应和人类健康，导致移民潮和地缘政治紧张。

 在全球范围内，生态安全的意义在于它连接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许多目标如第13项（气候行动）和第15项（陆地生物）都与生态安全密切相关。生态安全的维护需要多方协作，包括政府、科技企业和国际组织。

 二、概念起源与全球演进

 生态安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前期，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人口原理》一文中就警告了人口增长与资源有限的冲突，这被视为生态安全思想的早期萌芽。

 真正将环境问题与安全挂钩的概念在20世纪后半叶才逐步成型。20世纪60年代，环境运动兴起。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揭示了农药对生态的破坏，引发全球环保意识觉醒。冷战时期，环境问题被视为“软安全”威胁。1980年代，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首次提出“生态安全”作为政治概念，将其纳入国际安全体系。苏联领导人强调，生态安全是人类文明生存的保障，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这与当时的环境危机如酸雨和臭氧层破坏相呼应。

 冷战结束，生态安全成为全球化议题。1990年代，联合国将环境纳入安全议程，定义为保护生态韧性以应对气候变化等威胁。从边缘话题到主流，这转变影响了国际法和政策，将生态视为国家安全的延伸——破坏环境等于削弱国家实力。

 三、标志性文献与国际协定

 生态安全的演进离不开一系列标志性事件，这些事件通过论文、政府文件和国际协定推动了全球共识。

 生态安全（Ecological Security）作为概念，其研究从早期的资源与环境担忧演变而来，逐步融入安全议题。根据历史脉络，我将代表性论文和著作分为三个时期：早期（1980年代以前），焦点在于资源限制与环境退化的基础性探讨，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为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的先驱，强调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并初步链接到安全威胁。虽未明确使用“生态安全”一词，但奠定了概念基础；中期（1990年代至2010年代），概念正式化，强调定义、评估与政策整合；近期（2020年代至今），关注气候变化、空间分析与可持续性框架。

 1.     早期的代表性论著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Ø  Thomas Malthus (1798):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论述奠定了人口与资源平衡的理论基础警告人口增长超过资源承载力，导致饥荒与不稳定，是生态安全思想的早期萌芽。

Ø  G. P. Marsh (1864): Man and Nature。使用实证证据展示人类活动（如森林砍伐）导致洪水与沙漠化，倡导限制开发以维护生态与人类安全。

Ø  E. Haeckel (1866): Generelle Morphologie der Organismen。发明“生态学”一词，描述食物链与碳循环等系统过程，将人类置于环境系统中。

Ø  S. Arrhenius (1896): On the Influence of Carbonic Acid in the Air upon the Temperature of the Ground。首次链接化石燃料排放与全球变暖，预示气候变化的安全隐患。

Ø  A. Leopold (1949): A Sand County Almanac（特别是土地伦理部分）。提出“土地健康”概念，即生态系统的自我更新能力，影响生物多样性与生态韧性讨论。

Ø  C. Tubbs (1968): The New Forest: An Ecological History。首部明确定义为“生态历史”的书籍，分析森林生态演变。

Ø  E. Pollard, M.D. Hooper & N.W. Moore (1974): Hedges。基于十年调查，探讨树篱作为生态廊道的角色。

Ø  O. Rackham (1975): Hayley Wood: Its History and Ecology。综合历史与生态分析林地演变。

Ø  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 (1988):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Arms Race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Other Aspects of Ecological Security。首次将“生态安全”作为政治概念，强调国际合作应对污染与军备威胁。

Ø  N. Myers (1989):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明确链接环境退化与国家/国际安全，焦点在资源冲突。

Ø  P. M. Mische (1989):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the Need to Reconceptualize Sovereignty.主张重新定义主权以应对跨界生态威胁，呼吁全球合作。

Ø  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的共同未来》，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将生态安全与经济增长相结合。

 2.     中期（1990年代至2010年代）：概念的正式化与评估方法的发展

 这一时期，生态安全从边缘转向主流，定义多样化（自然中心、人类中心、折中），评估方法如生态足迹兴起，研究出版量激增。

Ø  A.S. Timoshenko （1990）. Ecological Security: Global Change Paradigm (生态安全：全球变化范式）. 探讨了生态安全作为国际法原则的可能性。

Ø  W.A. Cherry (1995): Comments: What is Ecological Security?（发表于Peace Research）。从哲学角度定义：自然中心（物种和谐）、人类中心与折中，强调环境伦理。

Ø  Guofan Yu (1996): Security Patterns and Surface Model in 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引入景观生态安全格局（LESP）.

Ø  K.S. Rogers (1997):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Project Report. 扩展利益相关者至生态“居民”，批判企业角色.

Ø  G. Marten (2001): Human Ecology: Basic Concept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讨论人类对生态依赖与安全阈值。

Ø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2003):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A Framework for Assessment。定义生态安全为支持生态服务的生态存量最小水平。

Ø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2005):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Synthesis. 扩展环境安全至人类-生态动态，包括恢复以防冲突。

Ø  S. E. Jørgensen (2010): Ecosystem Services, Sustainability and Thermodynamic Indicators. 探讨自然的内在价值.

Ø  E. W. Sanderson (2012): Intrinsic Value in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讨论非人类利益。

Ø  L.Y. Xu et al. (2014): Land Ecological Security Evaluation of Guangzhou, China。定义为生态资源供给满足人类安全需求程度，分为物质与精神需求。

Ø  S.N. Nielsen & S.E. Jørgensen (2015): Sustainability Analysis Based on Exergy Studies。案例研究生态系统盈余。

Ø  X. Chu et al. (2017): Ecological Security Assessment Based on Ecological Footprint Approach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China。人类中心，焦点在福祉与社会经济支持。

Ø  Q. Yang et al. (2018):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Dynamic Changes of Ecological Security in the Provinces of China Through Energy-Ecological Footprint Hybrid Indicators。折中视角，整合多因素。

Ø  M. McDonald (2018): Climate Change and Security: Towards Ecological Security? 主张生态安全话语，导向生态系统韧性与脆弱群体权益。

Ø  M.M. Hu et al. (2019):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定义为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不受威胁，提供足够服务；阈值为供给>需求。

Ø  L.B. Ma et al. (2019): Identifying Key Landscape Pattern Indices Influencing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of Inland River Bas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Shule River Basin as an Example。自然中心，强调非人类内在价值。    

3.     近期（2020年代至今）：前沿扩展，整合气候变化与空间管理

 这一时期研究指数增长，焦点在阈值、景观格局与非人类中心视角，结合全球变化与政策应用。部分代表性论著包括：

Ø  J.A. Vucetich et al. (2021): A Minimally Nonanthropocentric Economics。提出人类与非人类效用的效率前沿。

Ø  Y.N. Zhang et al. (2023): Navigating Ecological Security Research Over the Last 30 Years: A Scoping Review。综述过去30年定义、评估与措施，识别热点与局限。

Ø  E.P. Rosa & J. Ramos-Martín (eds., 2023): Elgar Encyclopedia of Ecological Economics。生态经济学百科，涵盖生态安全相关条目。

Ø  S. Villamayor-Tomas & R. Muradian (eds., 2023): The Barcelona School of Ecological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logy: A Companion in Honour of Joan Martinez-Alier。纪念Joan Martinez-Alier，讨论生态与安全。

Ø  M.Z. Zhu et al. (2024):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Land Ecological Security Eval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Change。回顾2004-2024土地生态安全评估趋势，强调气候变化影响。

Ø  Y. N. Li et al. (2024): Ecological Security Assessment, Prediction, and Zoning Management: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提出整合评估、预测与分区管理的框架。

Ø  X. Wu et al. (2024): Identifying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s Considering the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ources in Ecologically Fragile Areas. 焦点在生态源稳定性与优先保护区识别。

 4.     国际协定

国际协定是生态安全的关键推动力，这些事件不仅形成了法律约束，还促进了全球科技合作。

    Ø  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标志着国际环保合作的开端，发布了《斯德哥尔摩宣言》，强调环境与人类福祉的联系。

    Ø  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成功修复臭氧层，是生态安全的经典案例。

    Ø  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奠定了现代生态安全的框架。

    Ø  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针对温室气体减排。

    Ø  2015年的《巴黎协定》则要求各国设定减排目标，旨在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内。

四、生态安全的核心内容

根据《国家安全法》和生态文明思想，生态安全重点涵盖以下核心方面，包括环境要素（大气、水、土壤）、生态系统（森林、海洋）、空间布局（红线区）、风险防控。 生态安全的核心是守住“绿水青山”的底线，确保自然条件不被破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大气环境安全：防治大气污染，应对雾霾、臭氧等威胁，确保空气质量达标。

    2.        水环境与水资源安全：保护江河湖泊、水源地，防治水污染、水生态破坏，确保饮用水安全。

    3.        土壤环境安全：防治土壤污染、重金属污染，保障耕地质量和农产品安全。

    4.        生物多样性与物种安全：保护珍稀濒危物种，防止外来物种入侵，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

    5.        生态系统整体稳定性：维护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的功能，防止沙漠化、水土流失等。

    6.        生态保护红线与重要生态空间安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国家公园等底线，防止开发侵占。    

    7.        生态风险预警与突发事件处置：建立监测预警体系，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气候变化风险。

    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障：通过绿色发展、污染防治攻坚，实现生态基础保障。

五、碳中和与生态安全的深度耦合

我们可从几个关键维度系统阐述二者的紧密关联。

1.     缓解气候灾害风险，降低生态系统脆弱性

 碳中和通过源头控制和汇增强并举，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有效遏制全球及区域气候变暖。这直接削减极端天气事件（高温热浪、超强台风、持续干旱、暴雨洪涝）、海平面上升、冰川冻土退化、永冻层融化等引发的连锁生态灾难，显著降低生态系统临界点跨越与不可逆退化的风险，从根本上维护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稳定。

2.     依托生态保护修复，大幅提升自然碳汇能力

 森林、草原、湿地、湖泊、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是陆地和海洋最主要的碳库（“蓝碳”“绿碳”）。实现碳中和的“后半程”高度依赖自然碳汇的增量贡献。因此，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湿地保护恢复、海洋生态保育等工程，既是巩固生态安全屏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与稳定性的本质要求，也是扩大碳汇容量、实现“双碳”目标最经济、最可持续的关键路径。保护生态 = 增加碳汇，修复生态 = 扩大碳汇。

3.     推动能源绿色转型，从源头减轻生态环境压力

 碳中和要求加速由化石能源主导向非化石能源主体的深刻变革。这一过程从源头大幅削减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与燃烧带来的大气污染（PM₂.₅、SO₂、NOₓ）、酸雨、水体富营养化、重金属污染、水土流失、采空区地质灾害等复合环境问题，显著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土壤环境质量，协同提升生态系统健康水平与环境承载力。

4.     融入生态文明系统布局，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低碳治理

 “碳达峰碳中和”已被全面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框架与“五位一体”布局。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将低碳发展、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与生态安全屏障构建深度融合，通过国土空间规划优化、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生态功能区划、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GEP）等手段，实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真正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5.     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维护资源与生态双重安全

碳中和倡导的资源循环高效利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式，能够大幅提高能源、矿产、水、土地等资源的利用效率，显著降低对自然资源的粗放消耗与生态破坏压力。这不仅有助于缓解资源短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硬约束，更从根本上维护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与再生能力，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与资源安全。

综上所述，碳中和是生态安全的“减压阀”与“加速器”——它通过降低气候风险、协同减少污染、倒逼绿色转型，为生态系统松绑并注入新的活力；生态安全则是碳中和的“蓄水池”与“压舱石”——它提供庞大的自然碳汇底座、生态承载底线与系统韧性保障。没有稳固的生态安全，碳中和就失去了根基与可持续性。二者高度耦合、互促共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相统一、建设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六、绿色引擎·万亿跃升：生态安全相关产业发展

“十四五”期间生态安全相关产业迎来爆发式跃升，成为绿色转型最强劲的“绿色引擎”。以环保治理、生态修复、绿色能源、循环经济为四大支柱，这些产业在“双碳”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牵引下，规模突破万亿级门槛，技术迭代加速，市场活力迸发，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支撑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环保产业作为生态安全最直接的“防护盾”，2025年营业收入已突破2.2万亿元，较“十四五”初期实现大幅跃升。大气超低排放、水环境综合治理、土壤修复、危险废物全过程管理、新污染物治理等领域技术全面升级，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环保产业集群效应显著，第三方治理与智慧监测成为主流模式，高附加值环节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绿色能源产业则扮演“压舱石”角色。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接近20%，风电光伏总装机超过14亿千瓦，提前锁定2030年目标。“沙戈荒”大型基地建设与生态修复深度融合，新能源“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组件）出口全球领先，氢能、储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速，构筑起全球最完整的绿色低碳产业链。

生态修复产业聚焦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十四五”累计修复面积超1.2亿亩，红树林面积净增近四成，森林覆盖率达25.09%，林草碳汇贡献超12亿吨CO₂当量。生态环境导向（EOD）模式、“肥瘦搭配”项目创新涌现，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碳汇交易、特许经营等市场化路径加速成熟，蓝碳、湿地修复等领域迎来新增长点。

循环经济产业则以资源高效闭环为核心，固废资源化利用率显著提升，磷石膏、退役电池、农业废弃物全链条治理体系日趋完善。绿色工厂超6400家，绿色园区近500个，“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经济占GDP比重突破18%，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充分显现。

七、人才需求与培养路径（以广东为例）

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气候变化应对等领域。随着“双碳”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中国生态安全人才需求呈现增长的势头。生态修复、绿色能源等产业需数十万复合型人才，高层次领军人才缺失突出。  

高校是生态安全人才供给主阵地，应加快构建高质量培养体系。优化学科布局，超常设置与生态修复、海洋蓝碳等相关的专业，加强基础、新兴、交叉学科建设。 深化产学研融合，建立联合培养模式，增设实验课程、科普活动，提升实践能力。创新教育模式，将生态教育融入课程、校园文化、社会实践，推行“订单式”培养，强化师资国际合作。

广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应结合“三屏五江多廊道”生态安全格局，制定针对性策略。《广东省培育安全应急与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3-2025年）》提出，加快环保产业集群发展，包括健全法规资金机制，统筹财政支持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美丽海湾建设；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探索水环境标准，推动陆海统筹科技创新；实施“订单式”培养，组建联合平台，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将分区管控纳入考核，完善生态补偿。通过这些举措，广东可筑牢生态安全格局，实现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统一。

八、结语

生态安全是指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持续支撑人类社会与国家安全的底线状态，已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超越传统环保，关乎资源供给、生物多样性、气候稳定与人类永续发展。

概念起源于19世纪资源限制警示，经20世纪环境运动与冷战后期政治化，逐步融入全球安全议程。标志性里程碑包括《寂静的春天》、里约峰会、《巴黎协定》等，推动生态安全从边缘议题走向国际主流。

核心内容涵盖大气、水、土壤、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稳定性、保护红线与风险预警。碳中和与生态安全深度耦合：碳中和降低气候风险、提升碳汇、推动绿色转型；生态安全则为碳中和提供底座与韧性保障，二者互促共进。

“十四五”以来，生态安全相关产业爆发式增长，2025年环保产业营收超2.2万亿元，绿色能源装机领先，生态修复面积超1.2亿亩，成为绿色转型“万亿引擎”。人才需求强劲，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缺口大。高校应优化学科、深化产教融合；广东则聚焦湾区特色，完善机制、强化培养，助力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统一。

生态安全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命线，正加速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

袁国栋，广东省城郊生态环境与低碳农业重点实验室主任、肇庆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