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
我的外婆，一个典型的苏南妇女，齐到耳梢的头发，小而明亮的小而明亮的眼睛，嘴角一年到头几乎都是上扬的，总是挂着慈祥的笑容。她的脸上虽然布满皱纹，但却依稀可以看出年轻时是很漂亮的。人虽然瘦了些，但看起来还十分精神，中等个头儿，腰板儿直直的，眼不花耳不聋，具有大家闺秀的气质。
外婆出生在光绪33年，1907年，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曾中过举人，家里比较开明，她幼时上过几天私塾，识一些常用的字，可以阅读一般的家书，报纸的大标题，但没有到能写熟练地一份家信的水平。当她长到需要裹小脚时，因疼痛难忍竭力反抗，寻死觅活。当时辛亥革命已经爆发，一时民风有所变化，她的父亲因溺爱只好作罢。所以，外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脚，也不是开放天足，走起路来有点慢。这也导致她很难嫁出去，既没有旧派认同的小脚，又不是受过教育的女学生，所以在昆山陈暮镇上成为老姑娘，后来给人做了填房。
我外公是大家族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不仅才学远不及兄长（他的兄长是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西山会议派成员，南社创始人），办事能力就相差更远了。外公协助兄长打理《国民日报》的总务，在兄长去世后，回到老家周庄，置了40亩水田，盖了三进八间砖瓦房。安顿好不久，外公积劳成疾撒手人寰。遵循亡夫的意愿，外婆卖掉了全部田产，一部分做嫁妆将大女儿许配给了邻村地主的儿子，一部分作为支持小女儿上学的费用；她自己只留一进二间自住，其余出租以维持自己的日常开销。小女儿就是我的母亲。
外婆在我出生前几个月移居南京，当时我的爷爷奶奶已经相继去世，实在忙不过来，就力邀外婆来南京照顾我妈和两个孩子。原准备在我上幼儿园就回去，后来因出身问题，在周庄算是个有钱人，但在南京却是党员干部的家庭妇女，可以得到一点庇护，也不在专政、改造对象之列。所以，就一直“隐居”在南京三十二年，直到到1988年11月27日去世。
我是早产儿，出生以后一直体弱多病，营养不良。我妈妈几乎没有多少奶水，当年也订不到牛奶，几乎就是靠外婆烧饭时多加一点水，烧开后取出一些米汤补充营养，以至于我一直都喜欢喝米汤。我在幼年时，气管炎比较严重，总是咳嗽不止，不过没有到哮喘的地步。一二岁时每天都要到医院去打针止咳。当时，我们家住在南京太平南路与健康路口交叉口的中南银行（现在的交通银行）的一所公寓里，无论刮风下雨、炎阳似火，都由外婆抱着去江苏省商业职工医院（现为红十字医院），我稍大一点后时，外婆牵住我走去。那时公交很不发达，也没有出租；有马车与三轮车，应该比较贵，她舍不得。这个过程，直到上幼儿园，才逐渐转好。
在成年之前唯一一次离开南京，我幼儿园毕业的那年暑假，就是外婆带我去周庄，坐火车，换汽车，再坐船，终于来到有个双桥的古镇。脚下斑驳的石板路，头顶雕花屋檐，耳边吴侬软语，眼前粉墙黛瓦，小桥流水，风景如画，与我居住的南京熙南里的明清建筑有其曲同工之处。
我喝的第一杯牛奶是外婆带我去新街口工人文化宫看电影前买的，那时我刚上小学，我父亲单位发的两张电影票，什么内容我不记得，但牛奶的芳香沁人肺腑。
我上初中时，我带着外婆去西康路33号江苏省委招待所看电影《智取威虎山》，这是她第一次看彩色电影。回家走反了方向，在雨夜里多走了半个小时才回到家里。在当天日记里，我写下如下的几句话：
从前，你搀扶着我，步履蹒跚
今天，我们携手并肩，风雨同舟
明天，我带着你，走遍祖国河山
外婆十分重男轻女，这当然是他们那个时代旧式妇女的通病，也有自己的特殊原因。她一生没有生育过，嫁到叶家时成为两个继女的后妈，不久丈夫就去世了。大女儿结婚后，生了两个女孩；二女儿，也就是我妈，结婚后生了一儿一女，那个儿子就是我，是叶家唯一的男丁，正好我随母姓，这样我就成为她夫家正宗的传人。所以，外婆对我十分溺爱。什么好吃的都会留给我，也不怎么让我做家务，一心让我好好读书，希望能光耀门楣、传宗接代。
我婴儿时代的很多小衣服与包被都由我外婆精心保管留作备用，她认为我用过的东西比新买的好，舒适，柔软。在我妻子怀孕后，尽管很多有经验的人都认为是个女孩，外婆坚定地认为一定是个男孩。我也坚定地认为一定是男孩，有点“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的味道，我们大队的知青，无论男女，基本都是生的男孩。可是，悲催的是，外婆没有等到我儿子的出生，在他出生的前一个月，终于没有挺过病魔，含恨而去，享年81岁。
我的小学是府西街小学，位于南京著名晚清民居“九十九间半”的“甘熙故居”旁的熙南里。老城南是南京文化的发源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沉淀，积淀下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学校周边的环境蜿蜒曲折的小巷很多，有平事街、马巷、大板巷、绒庄街。我讨厌老城南话的粗鄙，也不喜欢苏州话的软弱。永远是一口纯正的吴侬软语，嗲声嗲气，外婆的乡音对我影响很大。但是，我强烈地抵制说苏州话，因为在学校里与大院里我流露出的苏州口音总是被人嘲笑，我不能在普通话、苏州话之间流畅转换，南京话我也不会说。上学后，为了克服儿时留下的痕迹，我所以不得不刻苦学习汉语拼音，坚持反复读课文，背课文，练习普通话，但我的语音语调中还是夹杂着一些原生家庭带来的苏州话与南京话。
文革初期，虽然我家没有被“抄家”，但也吓得不轻。外婆从周庄老家带来很多以前定制的餐具，碗、盘、蝶、汤匙上面刻有仕女图案，落款处是我外公的印章，像一部绣像《红楼梦》。外婆怕被抄家发现这些“封资修”的东西，全部都打碎了，每天晚上将部分碎片乘夜深人静扔进宿舍大院的化粪池里，前后大约一个月。每天不能扔得太多，以免浮出被人发现。
在停课闹革命的时期，不能上课学习，也不允许读书，外婆就鼓励我强体健身，例如，举石担，撂石锁，到节制闸河水里游泳。尽管被人视为“小流氓”的行为，外婆坚持为我自己的安全、自卫提供身体基础。外婆一点一滴地对我言传身教行为规范，什么东西可以碰，什么东西不可以碰，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大都是外婆具体演示，手把手教，必要时还给予说明与解释。以至于我后来养育儿子时，也是这么自然娴熟地使用这种方式。这样当然很好地培养了良好的习惯，遵守规则与规矩，但也束缚了自由发展。苏南人的保守，瞻前顾后，不冲动，不激进，客观上避免了很多失误。我与我儿子的童年，几乎没有摔伤过，也没有什么冒险，说好一点就是安全意识比较强，说差一点就是敢闯的精神严重缺乏。
我的父母比一般人的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差很多，他们几乎不关心我的学业，尽管会原则性提要求，从未给予实际性的关心与帮助。外婆很关注我的学业，虽然不辅导功课，也不督促作业，但是每到期末拿到成绩单都会仔细研究一番，看一看比上学期是进步了，进步多少，还是退步了。主要做纵向比较，当然无法做横向比较。她还十分重视我得到的每一份奖状，以及作业本与试卷，她不能做出分析。每当学期结束，我每份成绩报告单与奖状，都是外婆帮我收好。大学之前，我的学业资料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由此也培养了我的资料档案意识。
不记得我的父母曾经出席过家长会，应该都是外婆出席。老师的表扬与提醒的话，外婆都会强行记在脑子里，经常会反复念叨。小学三年级时，我做算术作业，省略了一些步骤，被老师勒令重做，我当场拒绝了。年轻气盛的老师直接把我驱逐出教室。我不敢提前回家，只好在在外面流浪。走到出府西街向南，路过大板巷，来到升州路上，在一个收废品的店里，一边看摊如何经营，一边捡出收来的旧书翻看。后来还是外婆发现我放学迟迟没有回家，到学校找我才知道被老师赶出校园，最后在马路上找到我，把我领回家。她严厉批评我对老师的不尊重：就是老师批评错了，都应该想想自己那里没有做好。在她那里，师道尊严是天经地义的。中学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再叮嘱我，绝不可以参加批判老师的任何言论与行动。
她比较认同民国时期的求职规范：写一首好字，作一篇好文章。从小外婆对我写字很是关注，很是讲究，写好了赞不绝口，写差了，立即修改订正。所以，我在上学之前，字写得十分工整。上大学后，课堂记录要求快，字才潦草起来。用电脑后，几乎很少写了。能写一篇好文章，是在外婆不断地敦促下逐步训练出来的。她经常看我的作文，称赞写得好的，批评写的不好，但从不要求我修改哪里。估计是她也不知道如何改，留给我自己修改。就是在这样的敦促下，我的写作能力不断有所进步，到中学后就成为学校写作组的学生成员，在学校办的大字报专栏（新街口广场的东南角）上有过多篇议论文章与调查报告。现在还能记得的在大字报栏登出的有两篇，一篇是关于读书学习的文章，经过校教务处周老师的精心修改，还刊登在油印的校刊（《教育革命战报》1971年4月27日，第四期）上，后来做为鼓楼区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主题发言报告，以后还在几个中学做过汇报。另一篇是一个调查报告，关于曙光机械厂改造冲天炉的事迹。曙光机械厂是进驻我们中学的工宣队单位，也是我们中学学工的主要基地。我和几个同学经过十多天的采访，最后由我执笔完成。几十年后工科转向从事学术理论研究，并有一口饭吃，全靠这点“童子功”。
我们大家都读过小说《高玉宝》《播火记》，我们这些儿童对周扒皮的刻薄叼钻气愤不已。可是，外婆提醒却我，那时绝大多数的地主基本自己也干活，通常还比较热衷于办学校、建祠堂等社会公益事业。这原本是提供了从另一个角度看世界，但我以为她是瞎说，抗拒接受。插队后，在生产劳动中，与地主有一定的交往，开始慢慢接受了外婆的观点。关于种田的知识，基本是我经常提问，地主给予解释说明；有些是地主一边做的时候，一边跟我解释的，他十分耐心，条理也很清楚；贫农只知道干，并不能解释。我发现，地主是农村中善于动脑筋、善于学习与总结的那一部分人。优势积累是他们最好的品质。他们原先也是比较精明的农民，往往在收成好的年份，将盈余的收成拿出来设法买一点地，扩大再生产，这样就成了地主。尽管巧取豪夺的地主恶霸也有，但只是少数的。大多数地主都是因勤劳与节俭，经过几代的传承与努力，逐步由普通农民演化而来的。外婆幸好在解放前把土地卖了，才称为一个“漏网”地主。
2000年以后，读到金观涛关于中国地主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才在理论上有所认识，最终在史诗巨著《白鹿原》通过白嘉轩与鹿三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终于得出与《半夜鸡叫》《白毛女》《收租院》中地主完全不同的形象，才比较全面地认识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阶层---地主或也可以称为为乡绅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在20时间60年代中苏论战中，家里有两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与九评（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的9篇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的单行本，那时我的年纪比较小，基本看不懂。但是觉得奇怪，昨天还在歌颂苏联老大哥，今天怎么就变成修正主义？。外婆坚持说苏俄一直对我们国家有企图，主要指的是苏俄支持中国革命，包括支持国民党北伐都是出于私利，抗战也是苏俄鼓动东北抗联，拖住日本不让他北进。外婆的这些看法明显受国民党右派立场的影响很大，也为我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中国历史提供了思路。当时，我几乎是将信将疑。几十年后在读到沈志华等人的学术研究才逐步得到验证这些质疑。正是这些“反骨”的培育，所以，我以后被封建余孽腐蚀拉拢埋下了伏笔。
我上山下乡时，外婆以自己仅有的农村生活经验，一再叮咛我注意防止掉进水里，以为我在江北丘陵地带也是沟壑纵横，外出都要划船，不知道我们那里水域很少，主要农活是上山划柴，摘棉花，坡地种西瓜、种山芋与花生。我们家好像只有她为我的农村生活担惊受怕。下水田插秧时，外婆告诫我的防备蚂蟥偷袭，以及被咬伤后的急救处理，我实际都用上了。她的生活经验还是派上用处。
当我插队时，我刚洗晒的衣服，无论是内衣还是外衣，都要叠好归置好，隔一段时间再穿。室友觉得十分奇怪。因为在农村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又大，男女知青都是自己洗衣服，在外面拉根绳子晾晒，需要穿时直接上身，暂时不穿就一直挂在那里。我总是受到他们的嘲笑，被视为没有改造好。 其实，这是我从小看外婆都是这么做的。
她的节俭，包括精打细算，谨慎购物，经常被北方人指责为小气， “遗传”给我的，成为我渗透到骨子里的东西。大学毕业后，我外出吃饭，总是将剩余的食物打包带回来，无论是我付钱还是别人付钱，也无论我的经济收入处于何种水平。外出住酒店，无论公费还是自费，也是主要是住快捷酒店，基本不去星级酒店。
我的高考是在千辛万苦从农村招工上调后完成就业之后进行的。我进入的是冶金部所属的一个地质研究所，事业单位。自从插队以来，一切重要的决策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的父母通常不过问，我也不会主动汇报。我参加高考他们都不知道，我也探过口气，他们不赞同再去折腾，希望我安安稳稳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我的复习迎考是在“地下隐蔽”秘密条件下进行的，既要瞒着单位领导，又要避开我的父母。在高考前几天，外婆观察到我的反常，忍不住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告诉她，我要参加高考，但不要告诉我的父母。如果考不上会被他们讥讽我不知天高地厚。外婆以她自己的方式，支持与鼓励我，当然她不会去送考，也没有能力辅导与指点，主要是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而在我参加高那天，外婆特地为我准备了一块发糕与几粒粽子糖，作为我高考两天中午的干粮，就着冰冷的自来水充饥，在寒冷的初冬里，抓紧时间晒一会太阳取暖休息一会，精神饱满地投入下午的考试。在我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外婆才解读了为我准备干粮的深明大义：发糕（高）加上粽（中）子糖，预祝高考中第，金榜题名。 外婆是唯一支持我考大学的亲人。
我的外婆，既不是前清遗老，也不是民国闺秀；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也没有谨言策动的文字；“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只是大时代中的一个普通平凡的家庭妇女。她将自己的全部爱心与关怀都给了我，以至于她去世30多年，好像时时刻刻仍在在我的身边喋喋不休地叮咛与嘱咐，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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