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范长存，忠厚学者-----一代宗师范存忠

       叶明

我国著名英语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专家，范存忠（1903年5月10日-1987年8月2日），字雪桥、雪樵，出生在上海市崇明县一位私塾先生的家庭，

范存忠教授在中美两国的名牌高校学习，经历严格的科班训练与众多的名师指点，由一个在旧中国高校有相当学术成就和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转变到为社会主义大学呕心沥血，并作出卓越贡献的教育领导者。他在自己终生从事的英国语言文学与比较文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自强不息、勇于追求真理，为祖国教育事业的繁荣昌盛而鞠躬尽瘁。不愧“一代宗师”的名号，受到中外学者的尊仰。

英国文学的“恩科”出身

童年，范存忠就读于崇明庙镇小学，喜读古诗，酷爱文学。

1918 年，范存忠考入江苏省太仓县太仓中学。中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席卷全国。范存忠积极参加与组织学生游行、宜传，担任了学生代表，反对校方压制运动，被校方勒令退学。

1920年，范存忠考入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南洋公学”（即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附属中学。在该校三年学习期间， 范存忠曾任学生会书记、《南洋周刊》主编等职。

1923年初， 因起草反对校长渎职的宣言，组织学生罢课等，范存忠与大学部八名学生同时被交通部下令开除学籍。后由知名校友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1965年12月21日）等出面调停，经过许多周折，撤换了校长，才得以恢复学籍。

9月，范存忠升入“南洋公学”大学部。在“ 科学与民主”的感召下，范存忠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所以，选择了工科。但是，繁重的工科课程使范存忠无暇兼顾喜爱的文学。随着新文化、新思潮影响的日益深入，范存忠开始感到外语在学习和传播进步思想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性。范存忠通过阅读许多英美作品如美国文学之父Washington Irving的《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Edgar Allan Po和O.Henry的短篇小说，以及莎士比亚的戏剧等， 对英美国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响往，激发了他对文学和语言的极大兴趣，从而动摇了他学习工科的决心。

终于经过一年的思想斗争，范存忠决心舍工学文，于1924年夏以优异的成绩考人东南大学（原国立中央大学前 ）外国语言文学系，成为该系唯一的一位本科插班生。从此，范存忠在专业方面不再产生动摇，立志要在英国语言文学领域内作出贡献。

在东南大学读书时，范存忠曾受过中国古代文学的滋养，“国学大师”、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李审言(1859-1931)讲解的《楚辞》，给范存忠留下很深的印象。在课堂上，凡是书上有的都不讲，只讲书上没有的。遇到关键性处则尽量发挥，一堂课只讲六、七十句，但句句都是心得体会，引人入胜。范存忠把当年的《楚辞》笔记视为至宝，保存达数十年之久，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

研读英国文学的人应熟悉一些欧洲文化传统，范存忠选修了《西洋哲学史》课程。任课教授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家、佛学家汤用彤（1893年8月4日—1964年5月2日）。留学哈佛期间，他与吴宓、陈寅恪被誉为“哈佛三杰”。

 1921年，“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吴宓（1894年8月20日—1978年1月17日），回国受聘在东南大学文学院。吴宓赴美国留学，先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在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英国文学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教授，攻读比较文学、英国文学与哲学，获得硕士学位（1921年）。

1924年，吴宓在东南大学开设的“中西诗之比较”是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他是第一个把比较文学引进高校的中国学者。

在东南大学，范存忠选的课不少，听的课更多。在各种课程之中给他启发最深的是张韵海（1898-1972）讲授的课程，一是《浪漫主义文学》， 一是《法国文学概论》。1919年，张韵海时张幼仪的哥哥，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文学学士，1920年和1923年分别获哈佛大学硕士和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张韵海回国后任东南大学英国文学系系主任。他每次上堂，不论谈文学背景，或文学流派，或作家作品的特色，总是从头到尾 ，洋洋洒洒，全神贯注，气顺言宜，都是一篇精彩的演说。

在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 范存忠照例要读四年才能毕业。范存忠入学时通过考试，有些课程可以免读，学分照给。此外， 因为范存忠成绩很好，每个学期可以多选四至五个学分。再有，每到夏天，还去读暑期学校。因此，到了1926年年底，范存忠已读到120个学分。那时国民革命军到达南京，学校停顿，范存忠提前毕业，获得东南大学外国文学文学士学位。

1927年春，清华大学按照庚款办学条例，招考男女学生各五名，赴美留学，女的可以是中学毕业，男的必须是大学毕业。范存忠正好刚已毕业才有机会报考。7月19日，吴宓在清华学校主持庚款留学美国的学生考试，“西洋文学”门类考生中入选的两人是郭斌龢和范存忠。郭斌龢（1900年6月20日-1987年9月14日），字洽周。17岁那年，他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两年后考入香港大学。1927年9月入美国哈佛大学，1930年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郭斌龢研究欧洲古典哲学、历史，尤长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之学。郭斌龢和范存忠后来都是中央大学与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

8月中旬，范存忠和140多公费自费同学同乘“杰克逊总统号”赴美。在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生要去美国留学，大多只能坐邮船出洋。从中国的上海出发，经过日本的横滨和神户，跨过浩瀚的太平洋，到达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

范存忠本当直接入哈佛大学攻读，因患病初愈改在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先学习一年，取得文学硕士学位。伊利诺伊大学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关系，就是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斯(Edmund J. James)致信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建议将庚子赔款用于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后来发展为庚子赔款奖学金，诸多的中国学生藉此得以留美深造。1911-1920年间，伊利诺伊大学收留和培养了多达三成的留美中国学生，是对中国学生最友好的美国大学之一。范存忠获得硕士学位后，进入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学习暑期课程，专攻英国古典文学。

范存忠在伊利诺伊大学已初步接触了外国文学的研究方法，但是系统的训练则在芝加哥大学暑期课程《目录学和文学史研究方法》上。任课教授克兰(R S.Crane)是后来“新批评派” (NewCriticism)倡导人之一。在芝加哥批评学派核心人物R.S.克兰的领导下，以建立作为独立人文学科的文学批评为目标，融合实用主义哲学中的工具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想，开拓了一种具有多元论视野的批评理论。克兰的批评理论则延续了实用主义的传统，与时俱进，直面时代的问题。克兰没有在个人学术名声的积累上花费过多精力，而是将气力花在了学科专业的需要上。克兰讲文学研究的时候，既讲正面的，也讲反面的，具体指出为什么某些文章能够持久而某些文章一驳就倒。克兰着意培养学生的鉴别能力，往往把新近发表的书评在堂上散发，要求大家提出自己的意见。工作量是不小的：首先要细读原著，细读以前与原著有关的材料，然后考虑它的书评，提出自己的看法。范存忠认为，克兰老师实际上是在锻炼我们的思想。他不仅要我们读几本书，也要我们知道应该怎样读才好；同时，不仅要我们写几篇文章，也要我们知道文章应当怎样写才好。

1928年秋，范存忠作为博士研究生，进入哈佛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那里规模大，专家教授多，课程也多，真是“建章宫殿，千门万户”。按照学校简章规定，既要读语言，也要读文学。读语言课程主要是为了能更好地研究文学；读文学课程，更可以积累研究语言的资料。但是，这里所谓“语言”主要是古代语言。范存忠在伊利诺时读过“古英语”和《贝尔武甫》，它被称为英国人民的民族史诗，是现存古代英国诗歌中最长最好的一篇；在哈佛须读“中古英语”一年，但是这还不够，要读4世纪乌尔菲拉斯主教(Bishop Ulfilas)用哥特语翻译的圣经。此外，还有《英国语言史》和《历史英语语法》——这类课程太多了，爱好文学的人觉得没有多少时间去学习文学了。范存忠认为十分必要。研究语言文学，有时需要探本求源，好比“国学”研究总得先通“小学”（语言文字之学）。

《历史英语语法》的任课教授鲁滨孙(Fred Robinson)是乔叟专家，他编的《乔叟全集》直到现在仍然是一部标准书。鲁滨孙用大部分时间讲述他自己的材料，即词的后缀(suffix)。他每次上堂，总是写黑板，学生就抄黑板。鲁滨孙的材料是他自己的材料，条理十分清楚；讲的虽是古老的东西，但是最后总是归结到现代英语。有时讲得出神人化，令人豁然开朗。作为旁听生之一，范存忠是从未缺过鲁滨孙的课。

当时哈佛大学在文学方面名家很多，各有建树。其中有的老师,如白璧德讲授《卢梭与浪漫主义》，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明是非，辨善恶，议论风生，滔滔不绝;有的老师，如洛斯教授(John  Livingston Lowes),喜欢抓住要点,着重阐发。范存忠曾经旁听过他的《16世纪文学》;还有的老师，如佩里教授(Bliss Perry)讲歌德、卡莱尔、艾默生，总是心平气和，娓娓而谈，使人听了如坐春风。

1931年5月，范存忠撰写题为《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的博士论文。该博士论文主要是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角度,以英国学院派的观点向英美语言学界系统介绍中国文化对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影响及其源流。该博士论文为中国比较文学奠定了基础并指明了方向，不论从语言文学的角度还是从研究史的角度,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31年范存忠获得哈佛大学英国文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

2016年，译林出版社首次出版了范存忠的博士论文《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原稿，取名《中国文化在英国》，原汁原味，从中可以了解和研究范存忠学术成果的源头和精髓。

             外国文学重镇的掌舵人

从1931年回国起至年1949年解放前夕为止， 范存忠一直在中央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

抗战争时期，中央大学西迁到重庆沙坪坝。当时的生活是艰苦的，办学件很差，还婴躲避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但在范存忠主持下的中央大学文学院和外文系却群贤聚集。范存忠利用了当时人材集中大西南的有利条件，从各方面罗致专家、学者，使得当时的院系保持了相当的规模。

对于聘请教师，范存忠一向主张选贤任能，不搞宗派，兼收并蓄，不拘一格，有蔡元培的作风。一时之间，在中央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校任教的教授有楼光来（哈佛大学硕士）、商承祖（汉堡大学博士）、柳无忌（耶鲁大学博士）、徐仲年（里昂大学博士）、初大告、李茂祥、俞大絪（牛津大学硕士）、俞大缜、陈嘉（耶鲁大学博士）、杨宪益、戴乃迭、沈同洽、孙晋三、丁乃通、吕天石、华林一和阮萧达等，有的是原在中大的，如楼光来、商承祖和徐仲年；有的是在重庆新聘请的，如柳无忌、初大告、俞大絪和孙晋三等。

孙晋三还是集结诸多现代作家和翻译家的大本营的《时与潮文艺》主编。《时与潮文艺》是抗战后期的大型文学期刊，刊登了大量翻译、创作和理论批评作品，不仅成为中外沟通与交流的窗口，也是不同风格的创作对话的空间。它虽然由“ 时与潮社”发行，可真正影响它的却是当时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的教师们， 包括孙晋三、范存忠、柳无忌、赵瑞麒、盛澄华、方重等人。

范存忠非常爱惜人才，十分重视选拔有学问的年轻人充实师资队伍。青年教师不仅有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大多数是外校外文系毕业的，如西南联大的许孟雄、赵瑞蕻、沈长铖、叶柽等。吴景荣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和研究院，1944年，范存忠聘他为副教授。1948年，范存忠为他写推荐书给当时设立在南京的“英国文化委员会”，得到批准，到英国留学进修。解放后他任北京外国语言学院英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后又调任北京外交学院任副院长。吕天石在英语语言学研究和译介英国文学（如翻译了（Thomas Hardy的小说《苔丝》、《无名的裘德》等）方面作出了可喜的贡献。赵瑞蕻的《红与黑》译本是在这中央大学完成的。

范存忠为各位教学、写作、翻译和研究提供了一个安静的环境与良好条件。高瞻远瞩的气魄，博大宽容的胸怀，体现了范存忠的人格力量。他主持下的中央大学文学院一直保持了强大的师资阵容，外文系教授之多，几为全校之冠。

在这段时期内，范存忠先后开过阅读，写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史、语言史、专题研究等理论与实践课程，教学效果较好，受到师生欢迎。同时，范存忠也编过各种教材。其中由范存忠主编的大学一年级英语一、二、三册，着重选择范文，附以注释， 曾为当时其他各校采用。

范存忠与柳无忌合编的《近代英国散文选》第一集，包括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最典范的散文，附有详细注释，在1942年初版之后，曾于1944年再版，1946 年三版，行销很广。

1940年，范存忠应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社之约，写了一套关于英语学习的文字，共十二篇。这十二篇文章集中起来出了单行本，书名《英语学习讲座》，列入中国文化服务社所出的“青年文库”， 在1944-1946年间连印了三版。

1985，广西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了该书。2010年，译林出版社将该书更名为《范存忠英语学习十二讲》出版。范存忠在有限的篇幅里，站在语言学和心理学的高度，剖析了英语学习的方方面面，从最基础的技巧训练到词义的玩味、语言和语法方面的比较以及文学的修养等等。他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以丰富有趣的实例，详尽地阐述了英语学习中常见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了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书中不仅语言生动活泼，说理也深入浅出，把枯燥无味的语言学、心理学的理论讲得有声有色。

在1931至1949年这段时期中， 范存忠集中研究了十七、十八世纪，特别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文学及中英文化关系问题，并于1944年应邀赴英国，在牛津大学讲学一年，提出论文多篇，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哲学、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对西方的影响。范存忠在留英期间及其前后所发表的讲演词和主要论述文章有以下各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戏》（《青年中国》一卷一期）和《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思想》上、下两篇（《文史哲季刊》，1941年第1-2 期），论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戏剧对欧洲的影响和诸子百家等所代表的中国思想对欧洲的影响。《维多利亚女王传》（1943年）和《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1943年）是两篇评论传记的文章，“约翰逊传”堪称欧洲近代传记的鼻祖，《维多利亚女王传》则是20世纪初曾经风行过一时的新体传记。《约翰逊博士与中国文化》（1944年）是范存忠在伦敦中国学会的演讲词，发表后曾由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以及《札记与问题》介绍评论。

此外，范存忠先后在牛津《英国语文学评论》发表论文有：《威廉· 琼斯爵士与中国文化》（1946年10月号），《<好述传>的英译本评论》（1947年4月号）《中国的寓言与十八世纪初期反对沃尔波的报章文学》（1949年4月号）。范存忠在这些论著中，探讨中英两国文化交流和互相影响的历史时，力图作出明确而具体的阐述。

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

1956年高等教育部实行教授级别遴选，范存忠被评为中国英语文学界的唯一一位一级教授。同年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并曾任图书馆馆长、文科学术委员会主任、文科学报编委会主任，文科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可以称为之为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

范存忠1952年加人了中国民主同盟，1958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曾任民盟江苏省副主任委员、民盟南京市主任委员；1958年后，任南京市政协委员，多次连任副主席；1964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革”后，继续被选为第四、五、六届代表并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87 当选为中央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范存忠虽身居高位，长期担任各种领导工作，可却丝毫没有一般人心目中那种领导人特有的架子。范存忠虚怀若谷， 关心和尊重他人，很多同事都钦佩他，学生都对他充满着敬畏之情。

范存忠涉猎的范围十分广博，中、外语言、文学，哲学、历史，以至目录学、心理学等，他不仅均有所研究，而且紧跟这些学科的最新发展。因此，南京大学文科各系的人无论就哪方面的问题去向他请教，或校外任何人为了学习上的问题去找他，他都能帮助他们拨正航向。范存忠注重启发诱导，引起兴趣，往往首先从对方的需要和可能出发，先确定学习的重心，然后介绍有关书籍。他介绍书籍，从书名、作家、出版者、年代，直到书的主要优缺点，作者背景和思想局限，均能脱口而出，了如指掌。

1.英国文学史的教学

1952年，范存忠编成了南京大学解放后第一部为英语专业学生用的《英国史提纲》和《英国文学史提纲》，同时开出了这两门课程。《英国史提纲》（英文稿， 约十万字， 1954 年）从诺曼征服到慕尼黑协定，共分为十一章。《英国文学史提纲》（英文稿，约十五万字， 1955-56年）从《贝尔武甫》到萧伯纳，分为上、下两册， 共十二章。

范存忠认为这类书有两种编法：作为专著，应是科学研究的成果， 可以不拘篇幅，象剑桥出版的多卷本《世界近代史》和牛津出版的多卷本《英国文学史》那样;作为教材，则必须少而精，富有启发性，切忌繁琐。他的两份提纲就是根据这个精神编写的，其共同特点是：简明扼要，条理清晰，文字明快，论点精辟。这两份教材后来为许多院校的英语专业所采用，深受师生欢迎。

《英国文学史提纲》是范存忠用英文写的，其英文非常简洁、流畅、优美、富有表现力。 “一方面对于并行的《英国文学选读》提供必要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扩大文学视野，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这两个意图贯串了全书。

《英国文学史提纲》实际上是一本浓缩的英国文学史精华，包括了历史、评论和原著三个方面。在《英国文学史提纲》里，范存忠对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都作了概括的介绍。在叙述作家生平时往往联系当时英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从中分析作家的思想变化和作品的社会意义，给读者提供了一幅英国文学史完整的概貌；在评述作家的语言风格时往往与作品的思想倾向结合起来。

《英国文学史提纲》以比较文学的大视角来审视英国文学，将英国文学放在欧洲文学的大格局中来考察，使读者大大扩大了文学视野。同时，该书自始至终贯串了英语发展史，使学生既学习了英国文学，又了解了英语的演变。

2.英国语言文学研究

在科学研究方面， 范存忠的重点研究范围从十七、十八世纪扩大到十九世纪英国文学。

在作品评论方面，以《菲尔丁的“阿美丽亚”》（1956年）和《狄福的<鲁滨逊飘流记>》（1960年）为代表。范存忠通过小说的写作背景，作者创作时的生活实际， 作品内容，及其所提出的问题和存在缺点， 从内容到艺术形式，都作了详细的分析，证明这部小说是菲尔丁的现实主义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而不是如中外学者所说的走下坡路的表现；范存忠提出了鲁滨逊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个人企业家的典型，从而发挥了思格斯的“ 鲁滨逊是个资产者“的精辟论断。通过这类论述， 范存忠体会到要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切忌盲从。

在作家评论方面，以《苏格兰诗人罗伯特· 彭斯》（1959年）和《英国浪漫主义的先驱—威廉·布莱克》（1960年）为代表。范存忠对这类作家将其作品按年代排比， 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与作者的思想倾向加以考虑，通过其创作发展的道路，以期对作家作出较为全面正确的评价。范存忠认为我们评价历史人物， 明确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必须详尽地占有材料，做到史论结合。

在文学问题方面，以《论拜伦与雪莱创作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1962年），《狄更斯与美国问题》（1962年）， 《约翰逊论莎士比亚戏剧》（1964年）为代表。范存忠在《论拜伦与雪莱创作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一文中， 探索了两位诗人全部作品中具体的两结合，谈拜伦以《堂·琼》为重点， 谈雪莱以《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为重点。同时， 范存忠企图阐明这两位英国诗人的进步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资产阶级局限性。拜伦和雪莱不能更深刻地认识和反映时代的真实， 也不可能科学地预见走向理想社会的道路， 所以和我们所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相结合是不能等量齐观的。《狄更斯与美国问题》以狄更斯两度游美前后所写的《美国札记》和《马丁·朱述尔维特》两书为素材， 从作者的描绘与言论看其所反映的十九世纪中叶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以及作者的思想面貌。《约翰逊论莎士比亚戏剧》阐述了约翰逊对莎剧评论与其前辈和同辈对莎剧评论的批判与继承关系，探讨了约翰逊对莎剧评沦的特点及其时代局限性。

《英国语言文学论集》（1979年，南京大学学出版社），收录了十二篇讨论作品、作家、社会问题、翻译问题和中英文化关系的论文，其中绝大部分是在三十年代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的论文。《英国语言文学论集》属厚积薄发、立论精当之作。

范存忠勤于修改自己的论著，孜孜以求，务使精益求精，力改前说，或对旧说加以补直。范存忠不断反复梳理和思考的，尤其强调学有创见。

3.比较文学研究

范存忠中西文学的学养深厚， 他在三四十年代就注意比较文学的研究， 是我国几位颇有影响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也是最成功的一个。他在美留学期间，着重研究了中国的思想文物列对西方的影响。抗日战争前后．他集中研究了17、18世纪的中国戏剧和诸子百家等所代表的中国思想对欧洲的影响，特别是启蒙时期的英国文学及中英文化关系问题。解放后，范存忠写出《赵氏孤儿力杂剧和启蒙时期的英国》（1957年）和《中国的思想文物与哥尔斯密斯的“世界公民”》（1964年）两篇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新的材料，并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思想倾向，作出比较完整而具体的综合性论述。前者涉及中西文学关系问题， 后者着重阐明中英两国的文化思想交流。范存忠的学术论文植根于长期的深入钻研，注重以事实立论， 绝不捕风捉影和妄下断语，即使在极“ 左” 思潮泛滥的五、六十年代， 范存忠亦持论公允，所以他的论著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范存忠逝世后才在公开出版了凝聚范存忠毕生心血的巨著《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范存忠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是我国比较文学界一部划时代的学术著作。范存忠独辟蹊径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对英国的影响，以弘扬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范存忠旁征博引，以事实立论，就中国思想文化对18世纪英国社会的影响，作出了“比较完整而具体的综合性论述”。 他在专著中详细探讨了英国古典作家乔叟、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笔下的中国、孔子学说对英法两国哲学家和作家的影响、元曲《赵氏孤儿》与英法戏剧家的关系等。他还提到女王安妮、诗人蒲伯、作家约翰逊等人对中国名茶和古瓷的喜爱、坦普尔和钱伯斯对中国园林的推崇、小说家笛福对中国的偏见、哥尔斯密斯《世界公民》对中国文化的钟爱、珀西对《好逑传》的翻译、以及威廉·琼斯翻译《诗经》，向英国人推荐中国文化等。 专著内容极其丰富，涉及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引证有关的中外文资料三百多条，文字简洁生动，深受海内外学者的好评。1994年，该书荣获国家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斯人已逝数十年，长者容貌时浮现。在70年代与80年代，我曾与范存忠有过一些接触，还闹了很多误会。

 范家宁----范存忠的独子，1972年从青岛路中学初中毕业后，升学到我们南京十中，我们在一个班。当时，范家宁住在带我南秀村7号，与黄正中等教授合住的一座楼。据说是加拿大人100多年前设计建造：房子南北朝向的窗户小，东西朝向的窗户大。这样的窗户，适合加拿大的气候，并不适合南京。加拿大气候干冷，南京气候湿热。室内，夏天闷热，冬天阴冷。我去范家，目的是听一听胶木唱片，英国语言研究学院（Linguaphone Institute）的《灵格风英语》---英国伦敦50公里范围内的贵族英语，其语调充满了浓厚的贵族气氛 ，感受到英文的魅力。一进门，我看见坐在书桌旁看书写作的一位长者。头顶上已经几乎没有头发，穿着深色中山装，戴副老花眼镜，手里一只钢笔，十分和蔼可亲；他热忱地接待了我，给了我非常深刻生动的印象。他与范家宁长的几乎一模一样，我简单寒暄了几句，感觉他反应木讷迟钝。跟其林凤藻夫人相比，思维敏捷程度差的太远了。我曾在我们班的家长会上，代表班主任接待过林凤藻（参见叶明.求学南航（五）：枯燥、凋零、僵化的社会科学课[DB]. 民间口述史 , 2022-08-25）。我后来才知道，范存忠1964年以来即患有冠心病，72年前后情况恶化，其实他正在大病中。还有就是，范存忠这样的大学者应该不知如何与我等无知小儿对话。

1980年5月19日，范存忠在南京大学校庆纪念做学术报告，《关于英美词典以及词典学的几个问题》。在报告中，范存忠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约翰逊以来至今的几部主要大词典作出评论， 指出它们所属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以及描写主义的类型，各种类型的优缺点和现在的趋向等。这篇报告后译成汉语《英美词典及其有关问题》，并在《外国语》（1981年第1期，1-11）杂志上发表，当时《光明日报》曾对这篇文章有过专题报导。在报告中，范存忠在阐明科学研究的困难艰巨时说的一句话：“教授不会写文章”，令我大为惊讶，困惑不解。几年以后，当我还是讲师开始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我几乎每年有10篇以上的论文发表。所以，我一直觉得范存忠的论断“荒谬”。直到我自己做教授30多年后，才慢慢体会范存忠论断的深明大义。

范家宁是南京大学外文系77级学生。毕业后，1982-83年，在南京中医药学院任教，后调进南京大学图书馆。我有时去看另外一位中学同学，也常常见到范家宁，还去过他家在平仓巷的花园洋房，这里解放前是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的府邸。

再次见到范存忠时，我毕恭毕敬、发自内心地称呼一声：“范先生好！”

主要参考文献

[1]范存忠. 我的自述[J].文献, 1981,(4):130-134

[2]范存忠.学然后知不足[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86,(5):1-8

[3]林风藻 、范家宁.范存忠教授大事年表[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89,(1): 119-125  

[4]解楚兰.纪念范存忠先生逝世一周年[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89,(1):126-129

[5]杨仁敬.《英国文学史提纲》给我们的启示[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8,(1):71-75

[6]王守仁 . 范存忠先生对英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贡献 南京大学校友网[DB]2004-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