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
进入21世纪，科学研究有3点引人注目：
一是纵向上，研究深度与专业水平密切相关。一方面，经历了19世纪、20世纪那二百年的知识构建，前人已经解决了大量基础性问题，学科基础理论日臻完善，留下的等待填补的大面积空白就相对较少；另一方面，随着知识总量剧增，学科分科也越来越细，科学研究在专业固有领域有从主干走向细枝末节的趋势。主干知识体系越来越完善、简单而又显见的待解决问题越来越少、同业竞争等因素都在迫使研究人员走向深度研究，研究越深入，则往往要求专业水平越高，以至于突破性的进展要么与时间正相关，要么与百年不遇的天才有关。在知识体系庞大的情况下，有些所谓的“天才”，可能是在自己专注的一个狭小的领域取得突破，加之媒体的渲染、公众的追捧，而被奉为神人，但其本人却未必具有整个学科深厚的功底。
二是横向上，持续出现跨学科与学科交叉融合新需求。一方面，专业化的深度研究有窄化研究领域的趋向，越窄的路越难走。窄到一定程度，与其艰难刻苦、忍辱负重走窄路，不如选择横向走向另一条新路，甚至是想办法飞起来而不需要走路；另一方面，在本学科、专业以外，其他学科、专业的发展为本领域带来新的灵感。比较典型的案例是智能领域，集合了机械、电气、通信、数据等多学科内容，与传统学科合作后，助推传统产业升级。
三是时代背景的转变，其中与教育有关的内容是不能忽视的，包括但不限于平等的受教育权、义务教育的普及、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增加、学习资源容易获取、社会存在求知需求等。平等的受教育权极大的保障了人人皆可学习，这一点区别于17、18、19乃至20世纪时男女受教育权不平等、受教育权存在阶层性门槛或被区分对待等，我国女子学堂到了清末才开始显著发展，美国耶鲁大学在本科生中招收女学生始于1969年的秋天。今天的我们早已习惯了男女同校共同接受教育，殊不知这一平凡的场景，竟然并不久远。义务教育本身带有法定强制的性质，义务教育的普及对于减少文盲、提升国民基础素养功不可没。但事实上，我国首次以宪法形式确定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是在1982年，1985年中央决定“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1986年九年制义务教育被写入《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在我国的发展不过40年左右，但恰恰是义务教育的普及，让我国多少农村的孩子，从村里小学升入镇上中学，从原本放牛、打草、打工的出生设定走上了改变命运的道路。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增加，意味着高深之学问可以被更多人接触到。根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理论，把适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介于15%~50%、大于50%分别界定为精英、大众化、普及化阶段。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60.2%，已处于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而同时，网络的发展、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也使得学习资源的获取更加容易。当我们的社会存在如此之多的高等教育受众，学习资源又是可以容易的获取，不仅终身学习不再是一纸空谈，而且参与科研的门槛也在降低，这意味着有更多人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参与到科研实践、科研评论中来。炒菜放不放辣椒是个人习惯问题，但有些自媒体博主已经进化到用实验来解释炒菜原理、用专业器材来测定食物成分、拆卸原装设备后重组为新型设备……所有这些都在提醒我们：科研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发表论文不是科研的唯一目的，要用更包容的心态来接受时代的转变。
当然，大部分事物都有相对性，对于绝对的事物要保持警醒。
通常而言，各个领域纵深方向的突破是最难的。要取得纵深方向的突破，不仅要对这个领域有较为全面的认识，还需要长期的坚持。那些看似偶然的灵感，如果不和长期坚持耦合，恐怕很难在纵深领域迸射出创新的火花。
某种程度上，横向联通比纵向贯通更容易，但各个领域的纵向深度发展是横向顺畅发展的重要基础。比如用手机拍照识别植物，需要有成熟的植物分类学为识别依据，还需要有信息处理、图像识别等技术做支撑。要实现通过手机拍照来识别植物，就需要把植物分类学、信息处理、图像识别等聚合到一起。应用层面，这一功能确实是新的，但各个学科深层的原理层面，很可能是早已具备的。当然，横向跨界合作也可能反过来促使纵向研究走向更深。比如手机拍摄植物的精准识别问题，既有可能从图像识别准确度方面予以提升，也可以从植物分类学角度推动植物分类学朝着更精细发展，从而可以通过拍摄不同角度、不同细节来予以解决。类似的技术还可以被应用到农产品及花卉的自动分类、自动分运、真假识别等领域。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门外汉凭什么对我们领域指手画脚？
当我们已经处于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学习资源又较容易获取的时候，我们不能否认，一些不在科研岗位的人完全有可能通过自学来进行一定的科学研究，这里自然会想到两组概念：民科和官科、科研与科普。
在分析这两组概念之前，我们需要首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操作性定义。
美国物理学家布里奇曼认为，科学上的名词或概念，如果要想避免模糊不清，最好能以一定测量方法来界定。
操作性定义至少表明两点：一是，一个定义本身是被研究者定义的，或者可以说是被研究者“操作”的。如果两个人对一个概念的操作性定义本身就不同，二者存在分歧再正常不过了；二是，这个操作性定义可以被测量，而且测量应有足够高的信度和效度。
关于民科和官科，从词义而言，二者有所区别。但是从科学研究而言，应该从因果关系、证据、合理性等角度去评价，用事实说话，并让时间来检验真理。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出身，就直接否定了他的研究或观点。如果要否定，应该有合理的、可被广泛认可的理由。同样的道理，对待科班出身的研究人员的作品，也要用同等的标准去评价，而不能因为身份是科研人员就假定其所有研究都是可信的、合理的。
再来说科研与科普。通常而言，科普和科研的操作性定义本来就不在一个位置。科普主要是在兴趣吸引、优化公众理解等方面发挥作用，科研主要是解决未知问题、提出新发现等。既然二者不在一个位置，自然是科普有科普之道，科研有科研之道，虽然二者有联系之处，但终究还是“术业有专攻”。
我们的科研需要什么？
需要严谨的态度，不管你出身如何；
需要平等的对话，不管你是初学者还是从业多年；
需要包容不同的观点，以便听见不同的声音；
需要争论，以便揭示真理、捍卫真理；
还需要耐心，以便通过时间的检验留下公正的判断！
备注：本文初稿完成于2025年2月21日，因内容中可能有“不当”之处，今天修改后重新发出。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杜学领科学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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