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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White, M., Canning, E.A. Examining active help-seeking behavior in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Soc Psychol Educ 26, 1369–1390 (2023). https://doi.org/10.1007/s11218-023-09794-y
摘译:邝宏达(注册心理师)
[摘要]第一代(First-generation,FG)大学生(指父母均未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通常与教师的互动较少,并且与教师通过电子邮件或面对面沟通的频率也低于继续教育代(continuing-generation ,CG)学生。定性研究表明,与CG学生相比,FG学生在需要帮助时不太可能主动寻求帮助,并且当他们寻求帮助时,他们更有可能采取被动求助行为(例如,静静等待帮助),而不是积极求助行为(例如,通过多种方法及时请求帮助)。本研究为学生提供了寻求学术和非学术帮助的实验机会,并测量了学生是否参与了积极求助行为。我们还测试了与帮助提供者共享身份是否可以增加FG学生中的积极求助行为。结果显示,FG学生不太可能寻求学术帮助。在寻求学术帮助的FG和CG学生中,干预对积极求助行为没有显著影响。然而,在寻求非学术帮助的学生中,被分配一个显示FG身份的帮助提供者的FG大学生的积极求助行为显著增加。换句话说,与帮助提供者共享身份导致寻求非学术帮助的FG大学生中更积极的求助行为。这提醒我们,为FG提供非学术帮助时,辅导员和导师等可能需要考虑自我标识为FG(译者注:为之树立榜样,类似善意的谎言,如说自己也是农村的、爸妈都是农民),以增加在大学环境中努力奋斗的FG学生的求助行为。
引言
超过三分之一的大学生是他们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大约50%的第一代(FG)大学生来自低收入背景,许多人上大学的目的是实现经济稳定。不幸的是,这些学生面临许多障碍和挑战,可能会阻碍他们成功的道路,导致FG大学生的辍学率更高,成绩比他们的继续教育代(CG)同龄人更低。由于大多数社会流动的途径都依赖于大学学位(美国劳工部,2019),这种教育代际传递的差距有可能加剧现有的经济不平等。
这些公平差距有许多经济和社会原因。FG的身份和经济社会地位(SES)其中重要的因素,平均而言,FG学生的家庭能够提供的经济支持比CG学生少。与CG学生相比,FG学生必须承担更多的债务,不太可能住在校园宿舍,并且在上大学时每周更多的兼职时数。FG学生还必须面对在没有父母或监护人指导的情况下,独自摸索应对大学中的挑战。因此,许多FG学生必须更加努力地学习,他们对教育系统的认识与CG也存在差距。在本文中,我们考察了一个对FG学生可能特别重要的因素:求助行为。我们使用调查和实验室中的行为观察,研究了FG和CG学生求助行为的比率差异,并探索了当帮助提供者自我标识为FG时这些行为如何变化。
研究假设
假设1:复制以前的相关研究,我们假设FG参与者比CG参与者更不可能参与一般的学术求助行为。
假设2:与以前的定性研究一致,我们假设FG参与者比CG学生更不可能参与积极求助行为(例如,通过电子邮件、短信、电话来获得关注)。
假设3:与共享身份和求助行为的文献一致,与没有FG帮助提供者相比,我们假设FG帮助提供者的存在会增加FG参与者的积极求助行为,并改善测试时的表现。
研究方法
为了测试这些假设,我们为参与者提供了参与一般学术求助的机会,然后提供了使用积极求助的机会。为了确定FG帮助提供者的存在是否影响FG参与者的求助行为和测试表现,我们操纵了实验者是否口头自我标识为第一代学生。
实验操纵
参与者通过Zoom单独与本科研究助理互动。研究助理自我介绍为“主要实验者”,并提供了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在Zoom聊天中输入),以防“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断开连接或出现其他问题”。
要求参与者通过Qualtrics链接参加定时的GRE风格的数学测试。测试包含10个多项选择题(有难度)。在此期间,实验者关闭了声音和摄像头,看起来不像是在观察。10分钟后,测试自动结束,参与者被指示通过Zoom聊天联系他们的实验者,此时实验者打开他们的摄像头和音频,并询问参与者数学测试进行得如何。然后实验者开始与参与者进行部分脚本化的对话。根据随机分配到条件,实验者在对话中背诵以下脚本之一(本处略,具体参考原文)。
研究结果
进行了二元逻辑回归分析,以确定是否可以使用参与者的FG身份(FG与CG)、条件(FG实验者与对照)以及参与者世代身份×条件,在控制性别后,预测一般学术求助、积极学术求助和积极非学术求助。所有三个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的主要模型包含相同的4个预测变量。从模型中剔除了不显著的交互作用。
使用条件、FG身份和条件×FG身份来预测学生是否选择回顾他们的答案,在控制性别后,二元逻辑回归分析表明四预测变量模型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
接下来,我们分析了选择不与实验者回顾答案并寻求非学术帮助(获取下一次测试的链接)的学生群体中的积极求助行为。对于非学术求助者,四预测变量模型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当帮助提供者标识为FG大学生时,FG参与者更频繁地使用积极求助,干预组中有43%的FG参与者使用积极求助,相比之下,对照组中FG参与者为13%,干预组中CG为27%。在FG学生中使用积极求助的,17.6%选择发送电子邮件,58.8%选择发送短信,23.5%选择打电话。所有这些积极求助者都尝试通过Zoom聊天(如指示)进行联系,然后才转向其他联系方式。这些结果表明,该干预措施在增加不寻求学术帮助的FG大学生的积极求助行为方面最为有效。
进一步使用PROCESS宏中的条件效应检验非学术求助者的交互作用,发现在对照组中FG和CG大学生的积极求助没有差异。然而,当实验者透露他们是FG学生时,FG参与者显著更有可能使用积极求助,与CG参与者相比。换一种方式看,与对照组相比,干预显著增加了FG学生的积极求助行为。然而,在CG学生中,积极求助的行为没有条件差异。
在控制数学测试(前测)和性别的情况下,数学测试(后测)的得分并不因条件或FG身份而有所不同。
研究讨论
本研究开发并测试了一种新范式,即实验室中测量求助,这是少数几个直接测量求助行为的方法之一,而不是自我报告的求助。此外,由于实验室研究的控制性质,这种范式将求助行为与一些外部限制隔离开来,例如资源获取(例如,获取交通工具或金钱),如实地测量求助行为时产生混杂因素(例如,参加教师的办公时间;参加课外复习会议;访问辅导中心)。
本研究还测试了共享身份对FG学生求助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即使是简要提及共享身份,也可能导致FG学生的行为发生显著变化,这取决于他们求助的目的。在寻求非学术帮助(而不是学术帮助)的学生中,当实验者停止回应Zoom消息(通过典型联系方式似乎无法联系)时,当实验者告诉参与者他们是FG学生时,FG学生显著更有可能打电话给、发短信和电子邮件给他们的实验者,而不是当实验者没有提及这种身份时。换句话说,当FG学生与帮助提供者共享身份时(即感同身受),他们更有可能使用积极求助策略来获得非学术帮助。在寻求学术帮助(而不是非学术帮助)的学生中,共享身份对FG或CG学生的积极求助没有影响。
为什么共享身份会对非学术求助者的积极行为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也许对FG大学生来说,学术求助比寻求程序性帮助(例如,请求下一个调查的链接)更具威胁性,因此只有在FG学生寻求非威胁性帮助时才能看到共享身份的影响。另一种可能是,决定不回顾答案的学生更渴望完成研究;因此,共享身份可能使这些更不耐烦的FG学生更愿意提醒实验者他们需要/希望继续的需求。不管原因是什么,似乎与学生同伴(本研究中的实验者)共享身份使寻求非学术帮助的FG学生更愿意使用Zoom环境之外的额外吸引注意力的策略。
尽管干预措施增加了一些FG学生的积极求助行为,但这种增加并没有带来更好的数学表现。
FG学生参与一般学术求助较少,并且在数学测试中比CG学生得分更低,这重复了以前文献结果。这种重复特别重要,因为本研究与以往研究相比使用了不同的测量方法。以前的FG和CG求助研究主要在实地进行,并基于自我报告的行为(如办公时间或辅导中心的出勤率,学生给教师发电子邮件或课后留下来与教师交谈的频率等)来评估FG学生的求助行为。在本研究中,由于我们的范式和实验室设置,我们能够观察和分析参与者的实际行为,这为我们评估工具的有效性提供了额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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