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父辈的未竟之路与泥土里的萌芽
1977 年的冬天，牛向阳的父亲牛建国揣着准考证站在公社礼堂外，寒风把他单薄的棉袄吹得猎猎作响。那场恢复后的首次高考，像一道突然劈开浓雾的闪电，照亮了无数乡村青年的命运。牛建国在煤油灯下啃了三个月的课本，把复习资料翻得卷了边，却在发榜那天，在县城中学的红榜上找了三遍，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
“差六分。” 父亲后来总爱对牛向阳说这句话，语气里带着一种被岁月磨平棱角的怅然。没考上大学的牛建国，在村支书的劝说下走进了泥墙搭成的村小，成了一名民办教师。粉笔灰落满肩头的日子里，他把初中代数讲得像田间的稻穗一样扎实，用树枝在泥地上给没鞋穿的娃们画几何图形。牛向阳记得，父亲转正那年，家里特意杀了只老母鸡，母亲把鸡腿夹给父亲时，他眼角的皱纹里都淌着蜜：“转正了，以后就是国家的人了。”
那时的牛向阳趴在教室后窗看父亲上课，阳光透过糊着报纸的窗格，照见父亲袖口磨出的毛边，也照见他黑板上写得方方正正的 “人” 字。1993年，牛向阳初中毕业，班主任拍着他的肩膀说：“向阳，考个中师吧，毕业后接你爸的班，咱们乡教育就靠你们了。”
中师录取通知书寄来那天，父亲正在田埂上插秧。牛向阳举着红纸跑到田边，父亲直起腰，手在裤腿上擦了擦，接过来时指尖还沾着泥星。“中师好，中师出来就是老师。” 父亲的声音有些发闷，牛向阳没听懂那声 “好” 里，除了欣慰，是否还藏着一丝未说出口的遗憾 —— 他的儿子，也和高考擦肩而过了。
二、讲台与书桌之间的二十年长跑
中学的讲台成了牛向阳人生的第一个坐标。他教英语，也带班主任，每天清晨五点半就打着手电筒去男生宿舍喊学生起床。乡下的娃们底子薄，他就把知识点拆成碎末，像撒谷种一样一遍遍讲。
日子在备课、上课、批改作业中循环，像村口那条永远流淌的小河。父亲退休后，常搬个马扎坐在教室后排听他讲课，听完了也不点评，只说：“比我当年讲得活泛。” 可牛向阳心里总有个角落空着，尤其是每年六月高考季，听见镇上中学的鞭炮声（当地习俗，放鞭炮庆祝学生考上大学），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轻轻蜇了一下。
1996年的夏夜，牛向阳批改完最后一本作业，窗外的蝉鸣正聒噪。他翻开一本旧杂志，看到一篇关于 “在职研究生” 的报道，心脏突然擂鼓般跳起来。他想起父亲藏在木箱底的高考准考证，想起自己中师毕业时没敢拆开的大学招生简章。“我想读书。” 他对妈妈说这话时，牛妈妈正在缝补儿子的衣服，针尖在灯下闪了一下：“读吧，家里有我。”
从那年起，牛向阳的生活分成了两半：白天是中学的牛老师，晚上是台灯下的自学者。他报考了安徽大学的英语教育专业自考专科，教材摞起来比讲台还高。乡下没电风扇的夏夜，他把脚泡在水桶里看书，蚊虫在耳边嗡嗡叫；冬天教室没暖气，他戴着棉手套写习题，笔尖冻得发涩。父亲有时半夜起来喝水，看见儿子房间的灯还亮着，就悄悄把暖水袋灌好塞到他脚边。
专科、本科、硕士…… 牛向阳像一头埋首耕作的牛，在知识的田地里缓慢却坚定地前行。2010 年，他拿到江南大学硕士学位证书那天，父亲哆嗦着嘴唇想说什么，最终只化作两行老泪。牛向阳知道，这眼泪里，有父亲对自己未能圆梦的释怀，也有对儿子替他完成心愿的慰藉。
三、博士帽下的乡村教育守望
2013 年，牛向阳做出了一个让整个中学都震惊的决定：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有人劝他：“都四十岁的人了，在乡里当老师挺好，折腾个博士有啥用？” 他只是笑笑，心里清楚，这不仅仅是为了弥补高考的遗憾，更是想弄明白：为什么同样的知识，在乡村娃手里就变得那么难？
读博的三年，是牛向阳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他每周在合肥与黄牛之间往返，车票攒了厚厚一沓。课堂上，他是虚心求教的学生，常常因为一个学术观点和导师争论到深夜；回到学校，他又变回那个操心的牛老师，哪个学生家里遭了灾，哪个孩子早恋了，他比谁都清楚。博士论文答辩前夜，他还在电话里给班上的留守儿童小林做心理疏导。
2018 年夏天，牛向阳穿着博士服站在中科大的毕业典礼上，阳光透过礼堂的彩绘玻璃，在他胸前的校徽上投下斑斓的光。他想起 1977 年冬天，父亲站在高考考场外的那个清晨，想起自己中师毕业时，在分配通知书上按下红手印的瞬间。这跨越近四十年的时光里，两代人的命运因为教育而紧紧相连，又各自走出了不同的轨迹。
牛向阳家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相框，里面是牛向阳博士毕业时和母亲的合影。那时母亲已经去世，他把母亲的照片摆在自己身边，让老人 “看” 着他穿上那身曾是她骄傲的博士服。皖中的风从窗外吹进来，翻动着教案本，也翻动着两代人关于教育、关于梦想、关于遗憾与圆满的漫长故事。在这片养育了他们的土地上，牛向阳知道，他的长跑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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